宋朝重视军事理论研究，多刻印兵法
盏底铭文：内库，说明这只酒碗从宋朝宫廷仓库“内藏库”流出
清刻本《范忠宣公集》里的范纯仁画像
这两只谷仓罐是宋墓中的明器，据此可以想象宋朝粮仓的样貌
所谓“封樁库”，注意，是封樁库，不是封椿库，樁读zhuāng，不读chūn。根据字义，樁有固定的意思，封有封存的意思，所谓封樁库，就是封存起来不能随便动用的仓库。根据大宋祖宗家法，封樁库是专门用来为打仗做准备的军需储备库，并不是普通的仓库。各地方各机构如果想动用封樁库，必须向朝廷请示，由宰相、参政（副宰相）、枢密使（国防部长）、三司使（北宋前期的财政部长，王安石变法后，财政大权改由户部尚书执掌）等大臣集体会议表决，再由皇帝下旨。
开仓放粮，范仲淹的儿子犯难了
公元1077年，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被派往庆州担任知州，一上任就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必须迅速做出决定，要不要打开当地一座特殊的仓库，把里面的粮食和铜钱拿出来，赈济当时正在一场自然灾害中忍饥耐寒、嗷嗷待哺的庆州百姓。
庆州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甘肃省庆阳市。1077年，庆阳大旱，颗粒无收，老百姓急需救济粮。可是，那里距离京城开封实在太远，如果把灾情一层一层地汇报到京城，再等朝廷把赈灾物资一站一站地运到庆阳，至少需要半年时间。到那时候，一定会有大批灾民活活饿死。
好在庆阳当地建有一座仓库，这座仓库里贮存着小麦、高粱和谷子，以及成捆的铜钱、丝绸和麻布。范纯仁只要把仓库打开，把财物取出来，赈济庆阳百姓绰绰有余，完全不用等朝廷发粮。
这座特殊的仓库，名叫“封樁库”。注意，是封樁库，不是封椿库，樁读zhuāng，不读chūn。根据字义，樁有固定的意思，封有封存的意思，所谓封樁库，就是封存起来不能随便动用的仓库。
至少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宋朝治下的绝大部分州府都开始建造封樁库，并且每年都要往封樁库里贮存财物，庆阳有封樁库，并非特例。
救灾如救火，既然封樁库是现成的，仓库里物资也是现成的，范纯仁直接拿出来赈灾不就行了吗？有什么值得犹豫的呢？
最开始，范纯仁也没有犹豫，他走马上任第一天，就决定开仓放粮来着。可是他的前任，上一任庆州知州，一个名叫楚建中的官员，在交接大印时非常郑重地告诉他：封樁库千万不可擅自打开，除非接到朝廷批文，现在灾情已经上报，批文还没下达，你得再等等，千万千万不要开仓！
楚建中之所以这样告诫范纯仁，那是因为朝廷屡下禁令，严禁任何机构和任何官员私自动用任何一座封樁库的物资。
王安石当宰相时说过：“封樁者，祖制以应军兴，非泛支可比也。应有所用，必有司具数之，宰执聚议同奏，降旨下库，始可支焉。”根据大宋祖宗家法，封樁库是专门用来为打仗做准备的军需储备库，并不是普通的仓库。各地方各机构如果想动用封樁库，必须向朝廷请示，由宰相、参政（副宰相）、枢密使（国防部长）、三司使（北宋前期的财政部长，王安石变法后，财政大权改由户部尚书执掌）等大臣集体会议表决，再由皇帝下旨。
宋神宗专门下过诏令：“诸路保甲封樁钱物，非有朝旨而支用者，以违御笔论。”全国各地的封樁库，必须经过圣旨准许才能动用，如不请示朝廷，以抗旨不遵论罪。
南宋法典《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擅支借封樁钱物，徒二年；及虽应支借而于令有违，各已费用者，不以觉察举去官赦降；原减未断而还足者，奏裁。”凡是擅自从封樁库里借用财物的，处以两年徒刑；即便某个官员确实有必须借用的正当理由，也会被治罪，不能被赦免；如果既有正当理由，又在借用之后及时归还，则将案件交由皇帝圣裁，皇帝认为无罪，才能无罪释放。
话说到这里，您肯定理解了范纯仁的苦衷。封樁库就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上，把仓库打开，就能赈济子民，范纯仁之所以不敢贸然打开，是因为他必须请示朝廷。而前面说过，庆阳离京城太远，如果非要等到朝廷批准才开仓，许多老百姓都会饿死。
开仓，老百姓得活，范纯仁则会受到处分，甚至还可能被判刑；不开仓，老百姓饿死，范纯仁身为一个有良心的父母官，心里肯定痛苦万分。到底要不要开仓呢？范纯仁思量再三，下了决心：开仓！哪怕自己罢官，也不能看着百姓饿死！
于是，封樁库打开了，粮食发下去了，老百姓得救了。后来范纯仁有没有受处分呢？没有。
宋神宗以及朝中大佬对范纯仁的做法表示理解：“擅发封樁粟麦，收恤流亡，多所全活。”虽然说违反了禁令，但是救活了百姓，犯了小错，全了大节，值得肯定。
更重要的是，“民闻之，争先输官，比使者至，则已无负。”庆阳百姓分到救济粮，熬过了灾荒，等粮食打下来，争先恐后将余粮送到封樁库。当朝廷派出的特使来到庆阳时，发现封樁库里的财物仍然充足，并没有比以前短少。
所以，范纯仁开仓放粮这段故事的结局是光明的。
攒钱赎地，宋太祖的小目标
故事讲完了，现在我们不妨深挖一下，再对宋朝封樁库的来历多一点了解。
北宋官员王辟之跟范纯仁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在《渑水燕谈录》一书中解释说：
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曰“封樁库”，每岁国用之余皆入焉。尝语近臣曰：“石晋割幽燕数郡以归契丹，朕悯八州之民久陷夷虏，俟所蓄满五百万缗，遣使北虏，以赎山后诸郡；如不我从，即散府财募战士，以图攻取。”会上晏驾，乃寝。后改曰“左藏库”，即今之“内藏库”。
宋太祖灭掉南方几个割据政权，将人家的金银财宝送到开封，藏在一座大仓库里，并给这座仓库取名封樁库。此后每年，财政如有结余，也被存入封樁库。太祖对亲信大臣说：“后晋石敬瑭割让幽州、燕州等北方土地给契丹，让华夏百姓被异族统治，这是奇耻大辱。朕等到封樁库里钱财积攒到500万贯那一天，就派使臣去契丹谈判，用这笔钱把土地和百姓给赎回来。如果跟契丹谈不拢，朕将用这些钱招募军队，向契丹大举进攻。”遗憾的是，宋太祖壮志未酬，很快驾崩，他创建的封樁库改名叫“左藏库”，后来又成了“内藏库”。
王辟之上述解释，前面靠谱，结尾错误。宋朝第一座封樁库确实是宋太祖在京师开封创建的，确实是为了收复幽燕。但在宋太祖死后，封樁库并没有改成什么左藏库和内藏库，而是改成了“御前激赏库”，用来贮藏犒赏军队和奖励大臣的财物。
左藏库归三司管，是中央财政系统的常设仓库；内藏库归宫廷管，是皇帝私人的小金库。这两座仓库都不是从封樁库演变而来的。事实上，内藏库简称“内库”，唐朝就有，比封樁库的设立要早得多。
那王辟之为什么要说封樁库改成了左藏库和内藏库呢？因为宋太宗即位后，出征契丹，遭到惨败，军事上采取保守主义，觉得封樁库里没必要封存太多钱财，于是把大批钱财调到了左藏库和内藏库。王辟之只当过基层官员，没有在中央任职的经历，对中央财政系统和宫廷财政系统的起源有所误解，也是正常的。
从宋太宗到宋英宗，这几个皇帝在位时，都没有废除宋太祖的封樁库，不过也没有将封樁库扩大化。直到宋神宗即位，王安石变法，君臣两人野心勃勃，希望有朝一日北取契丹，西灭党项，要求州府大建封樁库，将封樁制度推广到全国。从此以后，直到南宋灭亡，封樁库一直是宋朝特有的军需储备库。
封樁家底，黄庭坚的舅舅来报账
宋太祖首创封樁库，有一个小目标：攒够500万贯，就要收复幽燕。这个小目标有没有实现呢？没有。但是从宋神宗开始，封樁库里的财物迅速增加，很快就超过了500万贯。
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神宗手诏户部：“诏司农寺趣诸路提举司，起发常平并坊场积剩钱五百万缗，输元丰库。”当时处于变法时期，“司农寺”是与户部并列的财政机构，“诸路提举司”又是司农寺的下属机构，“常平”是地方常设物价稳定与赈灾系统“常平仓”的简称，“坊场”是各种国营厂矿的统称，“元丰库”则是神宗在位时京师封樁库的别名。宋神宗这道诏令意思是说，让司农寺催促诸路提举司，将全国各地常平仓的盈余和国营厂矿的利润，总共500万贯，全部运到开封，集中存放到京师封樁库。
你看，仅仅是1082年这一年，仅仅是元丰库这一座封樁库，进账就多达500万贯。如果再加上地方州府的封樁库，加上其他年份的进账，早就远远超过了宋太祖当年提出的小目标。
事实上，1082年京师封樁库的进账远远不止500万贯。查《宋会要辑稿》食货52之14，在这年农历十月，宋神宗又让京东、淮南、两浙、江东、福建等十二个省级行政辖区往京师封樁库里输送财物，总共又输送了800万贯。
《宋会要辑稿》同一章节还记载，两年以后，也就是1084年，春节刚过，宋神宗又让地方往京师封樁库里输送了“诸路积剩钱”100万贯。
宋神宗驾崩后，宋哲宗即位，这位少年皇帝在军事上的野心不亚于神宗和太祖，他更加努力地筹钱备战，除了要求地方上继续将财政盈余送进封樁库，每年还从自己的内藏库里省出50万贯，为封樁库添砖加瓦。如果哪一年节省的铜钱不够50万贯，他就用丝绸和金银代替，必须凑够数目才甘心。
宋哲宗在位时，有一位财政大臣李常，是苏东坡的好友，也是黄庭坚的舅舅，他在奏折中写道：“昔先帝勤劳累年，储蓄边备，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封樁钱一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边用不患不备，此臣所以敢辞大计之责，而愿守边也。”当年先帝勤于政务，忧于边事，想方设法充实国库。现在呢？全国财政盈余多达5600万贯，京城封樁库的铜钱多达1000万贯，储备的金银、丝绸和粮食比铜钱又过半。国家如此富裕，封樁如此充足，何愁外患不备？何愁边疆不靖？所以，微臣愿意辞去财政大任，去边疆报效，担负起守土报国的重任。
李常写奏折的时间是1087年，担任户部尚书已有一年，他管着全国财政，当然清楚左藏库和封樁库的家底，所说数字当然是可信的。如他所说，京城封樁库铜钱有1000万贯，“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这后半句的语义不够精确，可能是说金银、粮食和丝绸等实物价值相当于铜钱0.5倍，也可能是说实物价值相当于铜钱1.5倍。按照前一种理解，京城封樁库财物总值在1500万贯以上；按照后一种理解，总值则在2500万贯以上。但不管按照哪种理解，此时封樁库的家底都是宋太祖初创时的好几倍。
若储备不足，大宋历史将改写
您可能会问，封樁库这么有钱，里面储备的财物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有这么几个渠道：
第一，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每年都有固定的赋税征收指标，如果年底超标完成了征收任务，则将超额的部分存进封樁库。
第二，朝廷新开矿山、茶园、酒厂、盐场、官渡的收益，以及广州市舶司、泉州市舶司、明州市舶司、密州市舶司等四大海关每年从香料奢侈品中得到的利润，会被存进封樁库。
第三，宋朝冗官冗兵，开支巨大，财政系统掌管下的左藏库经常告急，需要从封樁库里调拨钱财，每次调拨都要支付利息，这笔利息也是封樁库的一项收入。
第四，除了宋徽宗以外，宋朝皇帝过日子相对节俭，内藏库里的钱花不完，有时候会拿来补充封樁库。前面不是举过宋哲宗的例子吗？他每年都要从自己小金库里省出50万贯来充实封樁库。
第五，宋朝禁军有定额，军饷由左藏库发放，在和平时期，禁军如有减员，减员者的军饷要定期拨到封樁库，将来万一开战，这些钱可以用来招募新兵。
大家又可能会想，宋朝封樁库为备战而创建，制度这么严密，储备这么充裕，为什么还能混到积贫积弱的局面呢？为什么一再被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呢？
其实我们需要反过来琢磨：契丹那么强大，被女真灭了；女真那么厉害，被蒙古灭了；中亚、西亚和东欧那么多国家，都被蒙古大军用几个月或者几天时间秒杀；宋朝号称积贫积弱，却能在强敌威逼下延续三百多年，却能在蒙古围困之下坚守半个世纪，这正能说明宋朝最能抗折腾啊！
为什么宋朝最能抗折腾呢？
有一个并不唯一但是却非常关键的原因——宋朝有钱，有储备，有遍布全国的封樁库。
下面举几个例子，说说宋朝封樁库是怎样为军事防御做贡献的。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五月，为了防御西夏侵略，陕西转运司（相当于省级财政机构）从封樁库里动用12.7万两白银和1.7万匹丝绸，为当地驻军购买粮草和修造兵器。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腊月，为了抵御辽国侵略，河北转运司从大名府封樁库里动用8.7万贯铜钱，为驻军购买小麦、小米和黄豆。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腊月，西部边疆告急，陕西转运司又动用封樁钱300万贯，拨给环庆、泾源、秦凤三地修筑城墙和堡垒。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腊月，陕西转运司再次动用封樁钱300万贯，为前线驻军购买粮草。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九月，京城封樁库派人往陕西运送铜钱400万贯，让前线驻军购买粮草。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四月，朝廷从江淮封樁库里调拨铜钱200万贯，用来犒赏北方将士。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大将张俊在江南招降叛军，朝廷拨付封樁银5000两、封樁绢5000匹。
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五月，大臣李纲在湖南与金兵鏖战，朝廷拨付封樁钱40万贯、封樁米20万石。
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十一月，宋高宗为了安定军心，从封樁库里拿出37万贯，拨给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的军队各10万贯，拨给岳飞的军队5万贯，剩余2万贯用来安葬死去的士兵。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六月，四川宣抚使（战区司令）郑刚中犒赏将士，朝廷拨付封樁钱100万贯。
上述事例足以证明，封樁库对扩军备战、安定军心和激励将士来讲有多么重要。没有封樁库做支撑，宋朝坚持不了三百多年。没有封樁库做支撑，在两宋之交战乱之际，朝廷必然养不起军队，岳飞、张俊、韩世忠等统兵大将不得不自筹军饷，于是又会陷进唐朝藩镇割据的泥潭，朝廷无力约束将帅，大小军阀尾大不掉，南宋小朝廷既要对付外患，又要对付内乱，必然像南明小朝廷一样迅速消亡。如此一来，宋朝历史就要改写，三百年历史就要打五折，只剩一百多年。文并供图/李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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