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瘟疫與人》，
就會從此改變看待世界歷史的觀點。
——《紐約書評》
內容簡介
在我寫的所有著作中，《瘟疫與人》無論在歷史學家和博士們那裡，還是在普通民眾中，其受歡迎的程度都是最高的。當它於1976年首次出版的時候，當時還沒有別的什麼書在討論傳染病在整體上對人類歷史的影響。儘管我常常依靠推論來重構交通的變遷如何導致傳染病的跨區域傳播，但要解釋這種疾病的發生機制，以及測算出人口伴隨倖存者血液中的抗體的增加而恢復增長所需要的時間，則只能依賴傳染病學上的最新進展。
疫病的歷程揭示了人類事務中曾被忽視的一個維度；在本書付梓之後不久，由於偶然的原因，艾滋病引發了廣泛的公眾注意力。兩相結合，擴大了《瘟疫與人》的讀者群，且至今仍在美國及其以外的課堂和公眾中深受歡迎。
中國的讀者將會看到，為了盡力發掘中國的瘟疫史料，我只能求助於他人。我不懂漢語，但知道有兩本專業的百科全書和所有的正史都談到了（中國）瘟疫爆發的地理區域和嚴重程度。那時還是一名研究生的約瑟夫•查教授熱心地查閱了這些中國典籍，並把他查閱的結果整理成一個詳細的附錄，時間從公元前243年直到公元1911年。這些工作無疑表明了瘟疫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並使我有可能結合黑死病時代及其此後亞歐大陸其他地區的情形，對此做出適當的推斷。
我希望並且相信這個譯本將激發今日中國的一些讀者，能比我更為細緻來探討疾病一類因素在自然環境中的角色，更正和充實我所寫下的結論，並將對中國歷史的科學研究提升到堪與前人比肩的水平。
威廉•麥克尼爾
2009年6月19日
公元前430年—前429年，雅典與斯巴達之戰勝負難分，一場來去無蹤的瘟疫使得雅典失去近四分之一的士兵，由此深刻改變了地中海世界後來的歷史走向。
1520年，西班牙人科爾特斯以六百人征服擁有數百萬之眾的阿茲特克帝國，他們帶去的“致命殺手”天花病毒在墨西哥城中肆虐，就連阿茲特克人的首領也死於那個“悲傷之夜”，於是西班牙人所向披靡。
1870年普法戰爭之際，同樣是天花病毒，使兩萬法軍喪失作戰能力，而普魯士軍人由於做了預防接種而未受影響，戰爭勝負改變於朝夕之間。
疫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一代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從疫病史的角度，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寫至上世紀前半葉，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將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重新解釋人類的行為；他將傳染病置於歷史的重心，給它應有之地位；他以流暢的筆調、敏銳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藝，娓娓道出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威廉 H.麥克尼爾（William H.McNeill），1917年生於加拿大溫哥華，就讀於芝加哥大學.後於康奈爾大學取得歷史博士學位，返芝加哥大學任教至1987年。芝加哥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專攻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通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1996年，成為首位非歐洲人士獲得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獎勵那些在歐洲文化傳統之下為歐洲的文化、社會或社會科學作出傑出貢獻的個人）。
其著作《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theWest）榮獲196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此書探索舊世界文明如何相互影響，西方文明在過去五百年間發生的鉅變等等，對史學理論發展有莫大的影響。尤其不同於施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等人關於文明是個別、獨立地發展的主張，麥克尼爾強調文化之間彼此融合。
重要著作有《世界通史》（AWorld History）、《西洋文明史大綱》（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 Handbook）、《人類社群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權力的追逐》（The Pursuit of Power）、《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等。近年的作品有與同為歷史學者的兒子J.R.麥克尼爾合著的《文明之網：鳥瞰世界歷史》（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以及個人回憶錄《真理的追尋》（The Pursuit of Truth：A HistorianS Memoir）。
《瘟疫與人》以恢弘的規模，將生態、人口與政治、文化整合起來，講述3000年來傳染病塑造人類與社會的歷史進程，堪稱論點精彩且挑戰性極高的學術成就。
疫病，特別是其中的傳染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威廉·麥克尼爾憑藉深厚的世界史功力，敏銳機智的觀察和推理、巨大的勇氣和高超的技藝，娓娓道出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他率先將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重新審視和闡釋人類歷史，縱橫捭闔，提出眾多獨具匠心且發人深省的認識；他也率先將傳染病列入歷史重心，給它應有的歷史地位。
《瘟疫與人》還直接啟發了《槍炮、病菌與鋼鐵》的寫作，激發了世界尤其是中國的醫療社會史研究，深刻影響了當今學術研究的視野與維度。
譯者序
在學術史上，藉由精深的研究，就某一具體問題發前人所未發，甚或提出某些不易之論，這樣的成果雖然不易取得，但也不時可以見到；而那種能從宏觀上洞察人類思維的某些疏漏，從而無論在方法上還是知識上都能給人以巨大啟發和觸動的研究，卻總是微乎其微。威廉·H.麥克尼爾（William H.McNeill）的《瘟疫與人》，可以說正是這類微乎其微的研究中的一種。“原來我們對歷史的呈現和解讀疏忽瞭如此之多！”清楚地記得，數年前，當我集中精力讀完這一著作後，感受到的不僅僅是欣喜和激動，還有一種對學術心靈的震撼。毫無疑問，它已成為我開展中國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最初乃至持久的動力之一。
作者麥克尼爾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曾以著作《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而蜚聲世界史林，是美國當代最具聲名的歷史學家之一。本書在西方早已不是一部新著，最早於1976年出版於美國，翌年和1979年兩次再梓於英國，1994年被“企鵝叢書”收入並再版。作為一部學術著作，以如此高的頻率一版再版，其影響之廣泛已不言而喻。而且，其影響顯然並不侷限於西方世界，本書出版不久，陳秋坤就以中文書評做了介紹。1985年，日譯本正式出版。韓文版也於1992年出版。而中譯繁體字版直到1998年才問世。
本著作無疑是部極具開創性的論著，英國牛津大學的基思·托馬斯（Keith Thomas）教授曾在書評中指出：“他（指麥克尼爾）是第一位把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起來，重新解釋人類行為的學者，也是第一位把傳染病列入歷史重心，給它應有地位的史學工作者。”即使時至今日，相信對大多數讀者來說，本書仍會讓人耳目一新。他從疫病史的角度對人們習以為常的眾多歷史現象所做的解釋，往往與以往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乃至社會史的分析大異其趣。比如，在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歷史中，1520年，科爾特斯只帶了不到600名隨從，就征服了擁有數百萬之眾的阿茲特克帝國，箇中原因，麥氏認為過去種種解釋都不夠充分，最為關鍵的因素還在於“新大陸”居民遭遇了從未接觸過而西班牙人卻習以為常的致命殺手——天花。他指出，就在阿茲特克人把科爾特斯及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正在城中肆虐，連那位率隊攻打西班牙人的阿茲特克人首領也死於那個“悲傷之夜”。正是傳染病這一可怕的“生物武器”，幫助西班牙人消滅了大量印第安人的軀體，還最終摧垮了他們的意志和信念。又如，過去在人們論述公元前430—前429年雅典和斯巴達爭霸戰中雅典的失敗時，往往將其歸因於政治體制的不同等因素，然而，麥氏卻指出，雅典陸軍在這段時間，曾因一場來去無蹤的瘟疫折損近四分之一的官兵，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變了地中海後續的政治史。同樣，在1870年爆發的普法戰爭中，瘟疫也至少部分決定了戰爭的勝負。當時，天花使得兩萬法軍失去了作戰能力，而普魯士軍人由於做了預防接種而未受影響。當然，麥氏全新的觀察並不只是為了給某些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插入一些偶然性因素，以增加歷史的不確定性。實際上，作者採取的是一種真正從整體上審視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歷史觀，本書“旨在通過揭示各種疫病循環模式對過去和當代歷史的影響，將疫病史納入歷史詮釋的範疇”，“並把傳染病在人類歷史中的角色還置於更為合理的地位上”。從這一視角出發，作者對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些重要現象做出了合理而意味深長的詮釋。比如麥氏指出，非洲熱帶雨林和鄰近大草原溫暖溼潤的氣候和豐富的食物十分有利於人類最初成長，但同時也孕育了極其複雜多樣的致病微生物。在這片生態體系最嚴峻而多樣化的地區，“人類為縮短食物鏈所做的嘗試仍未臻成功，依然以不斷感染疾息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價。這一點，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說明，為什麼非洲與溫帶地區（或者美洲的熱帶地區）相比在文明的發展上仍顯落後”。又如，作者認為，在另一個微寄生物特別複雜多樣的地區——印度，由於大量微寄生物耗去了當地農民相當的能量，使得印度的城市及統治者從他們身上攫取的物質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總顯得相對稀少。正是這種表面富足、實則貧窮的現象，讓印度的國家結構總處在一種脆弱而短暫的狀態之中，同時，嚮往來世的人生觀的形成與踐行，也就勢在必行了。
以上所舉不過是作者眾多匠心獨具的歷史闡釋中的寥寥數例。在論述其他諸如羅馬帝國的崩潰、佛教和基督教的興起、歐洲的擴張、印度種姓制度的形成，以及大英帝國的崛起等種種歷史現象時，麥氏均能通過一般的因果解釋，認識到疫病在其中的作用和影響。這些現象表明，疾病，特別是其中的傳染病，乃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然而，如此重要的內容何以長期以來一直受到歷史學家的冷落呢？作者認為，“正是由於沒有認識到，同樣的疫病在熟悉它並具有免疫力的人群中流行與在完全缺乏免疫力的人群中暴發，其後果差別巨大，以往的歷史學家才未能對此給予足夠重視”。另外還因為，歷史學家往往會在歷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預計、可界定且經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然而，當流行病確乎在和平或戰爭中成為決定性因子時，對它的強調無疑會弱化以往的歷史解釋力，故而史學家總是低調處理這類重要的事件。”其實循著麥氏的思路，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指出，史學研究者對歷史問題的興趣，基本來自現實生活的體驗，即使是受過嚴格訓練的職業歷史學者，往往也會在不經意間就以當今世界的經驗來理解歷史現象，特別是對那些自己缺乏深入探討的問題。在當今世界，一方面，疾病儘管直接關乎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但人們習以為常，很難想象它會對一系列重大事件產生重要影響。另一方面，現在乃至過去的一些經驗，一般會使人把疫病當作一種純粹自然的現象，因此也就難以引起專注於人類社會文化行為的歷史學者的關注。此外，在史籍中，此類資料零散、不夠豐富，這可能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由於過去相關研究的缺乏，人類疾病史上的眾多細節問題必然還不夠清楚。在這種狀況下，要完成這樣一部從宏觀上論述瘟疫與人類歷史關係的大作，無疑需要巨大的勇氣和高超的技藝。作者正是憑藉他深厚的世界史功力，藉由敏銳機智的觀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了傳染病在人類歷史變遷和文明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通過深入的分析和流暢的筆觸，作者把傳染病如何在人類歷史上影響到整個人類的遷移、民族的盛衰、戰爭的勝敗、社會的榮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興滅、政體的變革、產業的轉型、文明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等，做了完整的論述，堪稱經典。
全書除“引言”外，共分六章。第一章“狩獵者”，介紹史前時代人類在征服自然過程中與傳染病的關係及傳染病對人類文化形成的影響。第二章“歷史的突破”，探討了公元前3000—前500年人類所遭受的疫病以及與疫病逐漸調適的過程。第三章“歐亞疾病的大交融”，論述公元前500—公元1200年的疫病史，提出地中海岸、印度和中國間的貿易，在公元200年左右已運作穩定。這暗示著在交換物資的同時，傳染病也一併交換。由於天花、麻疹和鼠疫等一些原產於印度或非洲的傳染病在東西方相繼出現，使其在公元3世紀前後，出現了疫病的多發和人口的減損。而後，大約在900年，歐亞大陸發展出了相當穩定的疫病模式，人口再度增長。第四章“蒙古帝國顛覆舊有的疾病平衡”，闡述了1200—1500年世界各地遭受的疫病。這一時期，蒙古騎士東征西戰，使得鼠疫桿菌等致病微生物輕易地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造成了東西方傳染病模式的再度失衡，新一輪的疫病大流行在歐洲以及中國等地出現，特別是歐洲的黑死病影響至深，直到1500年前後，新的平衡才在各地陸續達至。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討論1500—1700年世界疫病狀態，主要探討了歐洲人在征服美洲過程中，由其引入的傳染病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它在摧垮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念和與其社會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遠甚於武力等人為因素。在這一時期，世界各地的傳染病模式還出現了均質化傾向，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與人類共生模式更趨穩定，疫病主要以兒童病、地方病的形式出現，流行頻度增加，殺傷力減弱。以文明族群的大規模成長和疫病隔離群落的加速崩解為主要特徵的“現代”疾病形式逐漸形成。第六章“近代醫學實踐的影響”，探討1700年以後的人類疾病史。隨著天花接種的發明推廣、近代醫學和公共衛生制度的出現和發展，人類第一次能夠通過科學原理在衛生行政上的運用，徹底打敗因類似的科學原理運用到機械運輸上而導致的逾越傳統地理疆界的傳染病。但疾病與人類的競爭依然存在，直到今天，而且還將會和人類長久共存。
麥克尼爾從病理學和歷史學相結合這一獨特視角出發，重新審視和闡釋了人類歷史，縱橫捭闔，左右逢源，確實提出了眾多獨具匠心且發人深省的認識。如果說，這些具體的認識還有重新探討，至少是進一步論證的必要，那麼，作者在具體的論說中表明的一些基本原理，不管是否完全正確，都值得每一個歷史研究者重視並認真思考。按照筆者的理解，這些原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首先，人類大部分的生命處在一種介於“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敵的巨寄生”之間的危險平衡之中。“微寄生”泛指各種侵害人體的致病微生物，“巨寄生”為對人類能夠開展戰鬥、搶劫和收稅等活動的天敵，包括各種大型動物和其他族群或階級，主要為其他族群或階級，比如征服者、統治者等。自然的變遷和人類活動往往會導致其中的一方過度發展，使原有的均衡遭受威脅，而一旦這種均衡被打破，人類的生命也就面臨著難以延續的危機。不過人體的自然免疫力、人類的理性以及自然的有機調節能力又會形成某種合力指向修彌和維持這種均衡。所以人類的成長，儘管多有波折，但總體上保持著發展之態勢。其次，微寄生與人類宿主之間，主要依靠生物的自然調適能力，雙方才長期維持一種內涵上不斷變化但卻不失均衡的關係。這種自然調適可能是為了避免物種的兩敗俱傷而形成，因為微寄生如果過分肆虐，則有可能找不到下一個宿主而無法維持自身的生存，從而中斷傳染鏈。所以，傳染病在同具有一定規模的人群接觸後，其毒力和致死力會逐漸減弱，以免與人類同歸於盡，從而確保在宿主族群中的永續寄生；而痊癒的宿主一旦增加，即會提高族群的集體免疫力，促使傳染病從流行病轉變為地方病乃至兒童病，比如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等。不過，這類疾病的形成，必須以人口聚居規模的擴大為前提，因為，只有在數千人組成的社群中，大夥交往的頻繁足以讓感染不間斷地由某人傳到另一個人身上，它們才能存在。所以，目前這種幼兒疾病遍佈全球的現象，是經過好幾千年才形成的。第三，雖然人類與微寄生之間總體上總能維持某種均衡，但具體到不同時段和地區，這種均衡實在非常脆弱，人類任何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的改變、生產能力的提升和交通的發展等，均有可能導致均衡的破壞。其中又以以下三種變化影響最大：1.人類舍漁獵而就農業生產；2.人口不斷增長與集中，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城居生活方式的出現；3.交通工具與運輸能力的改進，引發洲際社會、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頻繁。這些人類本身的行為，一般都會引起自然生態環境的變化，並最終促使人類與微寄生原有的平衡經受新的考驗甚至崩潰。因此，疾病史研究與自然生態史密不可分。第四，儘管幾乎所有傳染病模式的改變，均由人類自身的行為所引起，但在近代醫學和公共衛生制度出現和確立之前，人類與微寄生之間形成的穩定關係基本是依靠生物自然調適機制完成的。作者認為，傳統醫學理論大致說來是經驗主義的，並極端地教條化，“經驗每每被牽強地套用既有理論術語來加以解釋，而治療方法因而也歧義互見”，而且“很少有人能付得起昂貴的醫療費用”。所以，“即便是最出色的醫療也對疾病無能為力，甚至還妨礙康復”。
循著以上思路來考量中國歷史，相信會引發我們對許多歷史現象的重新思考。比如，中國的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同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但現代認為自然條件相對優越的長江流域卻長期處於後進狀態，其緣由是否跟南方的疾病梯度較高關係密切？又如，魏晉時期和宋金元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幾個大的分裂時期，而這幾個時期恰好是中國歷史上疫病的高發期，同時也是歐亞大陸傳染病模式動盪調整時期，這究竟是巧合還是有某種必然的聯繫？若有聯繫，究竟是分裂促發的瘟疫，還是瘟疫阻礙了統一？再如，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長，除了現有的眾多解釋外，是否與十六七世紀以來世界性的傳染病模式日趨穩定有關，或者還有清代醫藥整體水平提高的功勞？以上種種，顯然只有等待我們對中國疾病史做出較為專深的研究後，才有可能獲得相對滿意的回答。
當然，在世界範圍內，特別是東方世界，疾病社會史研究還明顯不夠深入細緻的情況下，撰寫這樣一部從宏觀上把握疫病與人類歷史發展關係的著作，危險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我們在書中也很容易發現，作者的論述常夾雜著假設和旁證，有時還包括某些想象的成分。在不少的細部研究上，尤其是關於中國的部分，還多有誤會。比如，由於作者基本不瞭解甚至誤解中國醫學19世紀以前在對付溫病和接種“人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本書中有關中國傳統醫學對人口增長作用的認識顯得有過分誇大自然調節作用而無視人為因素之嫌。另外，其賴以為基礎（指中國部分）的疫情年表，也顯得過於粗糙。對於細節的錯誤，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已通過譯註的方式做了辨析。儘管如此，這些微瑕仍不足以影響本書的重要價值，或許，其價值本不在於呈現出多少具體的歷史真相，而是提出了一系列發人深省的獨特研究視角。
對於這樣一部世界史學界的經典之作，中國史學界特別是大陸史學界的關注度顯然遠遠不夠，儘管中譯本本來就姍姍來遲，但就是遲來的譯本，至今在大陸也未能、實際也難以擁有較多的讀者。因此，在大陸出版中譯本就顯得十分必要。繁體字中譯本總體上是較為忠實原文的不錯的譯本，譯者楊玉齡先生系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對書中有關醫學和生物學方面的內容有較好的把握，譯文也顯得頗為精當。但其對歷史知識則相對隔膜，故而以專業歷史研究者的眼光視之，譯文在歷史名詞乃至歷史事件的把握方面，仍有不小的改進空間。而利用最新的研究對書中的相關問題做出辨析這樣的工作，自然更是無從談起了。另外，該譯本在標題方面對原書做了不少調整，雖然比較醒目，但似乎也有不夠忠實原文之處。特別是完全刪去原書的註釋，頗讓人感到美中不足。故此，我們感到仍有重新翻譯的必要。當然，在譯完初稿後，我們參考了這一譯本，並借鑑了其中不少精當的譯法，特此說明並致以誠摯的謝意。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始終以忠實原文原意為第一要義，原著行文流暢而優美，不禁令人深感欽羨，儘管也做了儘可能的努力，但限於時間和水平，我們的譯筆顯然仍遠無法與原文暢美的筆調相提並論，同時還可能存在不少不足乃至誤譯之處，這是需要向讀者致歉並敬請讀者不吝賜教的。
本書從開始翻譯到現在出版，經歷了不少波折，也為我們留下了不少需要感謝的人物。如果沒有中國人民大學夏明方和北京師範大學梅雪芹兩位教授提議和促成，本書的譯成和出版，或將是不可能的事。在翻譯的收尾階段，汪敏（Katherine Robinson）和吾妻惠清樓兩位女士在文字的校訂方面做了不少重要的工作。在後來幾次修訂中，葉慧女士、梅雪芹教授和孫健先生給予了許多十分有益的指教。另外，第六章的修訂曾得到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研究生張瑞和張華的襄助。對於以上師友和同道的情誼和幫助，謹此一併致以誠摯的謝意。當然，本書翻譯中存在的問題均由譯者負責。
長江後浪推前浪，人類的知識和對具體問題的認識無疑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更新，但憑藉知識的累積和個人的敏銳與智慧提出的某些認識維度和思考方式卻似乎可以超越知識更新本身，具有長久的魅力。二十多年過去了，對書中那些具體的觀點，相信不同領域的專家大概都可能提出異議，不過，書中揭示的研究視角與基本原理，不僅在過去較深地影響了世界史學的發展，而且也是我們今天的史學研究者，特別是醫療社會史和環境史的研究者不應忽視的。在世界範圍內，疫病社會史是一個方興未艾的研究領域，二十多年來，取得了相當矚目的成就。不過就中國史而言，似乎才剛剛興起。希望麥克尼爾這部大作的再版，不僅有利於這一研究的深入開展，而且可以促進更多人重新省思認識和探討歷史的視角與方法。
餘新忠2004年6月初稿於京都大學國際交流會館2009年6月修改於南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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