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7日陇海铁路西宝段通车时情景
众所周知，1941年2月4日以前，宝鸡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在凤翔，宝鸡只是个“袖珍”县城。1937年之前，街道只有350多米，也就是留谷城里面那半华里的“大马路”而已，规模和前些年的县功镇差不多。当时的宝鸡县城（今宝鸡市区）只有888户，5186人。
抗战时期的宝鸡县城
自陇海铁路于民国25年（1936）12月7日展修至宝鸡后，宝鸡逐渐成为工商业荟萃之地，成为陕西省西部一大都市。而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及东部大片国土的失守，以及河南灾民大量涌入，更是加速了宝鸡成长为沟通西北、西南与中原地区的交通枢纽和后方工业重镇。到抗战结束时，宝鸡县城已发展成为拥有13381户、9.8049万人口、以近代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支撑的西北重要城市，确立了关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
1937年3月1日正式运营
（一）陇海铁路宝鸡段通车奠定了宝鸡的交通枢纽地位
宝鸡古名“陈仓”，位于关中平原的西端，地处陕、豫、甘、川、宁等省结合部，东距西北中心城市西安170余公里，是连接中原与西北、西南的交通要塞。但是直到1936年陇海铁路通达以前，宝鸡只是关中一个小县，经济政治地位均不足以与凤翔相提并论，工商各业的发展甚为滞后，“宝鸡在陇海铁路未到达前，仅一普通县城，至为敞陋，城内不过有资本微薄之商号百余家”。这一时期，宝鸡在交通区位上的巨大潜在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20世纪初，芦汉、胶济等铁路相继建成营运。预定横贯陇、秦、豫、苏等省的陇海铁路，亦已展筑至河南东部。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统一与经济一体化的呼声日盛。特别是在日本侵华日亟、西北开发事关民族救亡大计的关头，陇海铁路的续建再度引起社会关注，《大公报》刊文明确指出:“今日之言建设西北者，陇海路实负有重大之使命，倘论者以西北为中国之生命线，则陇海路为西北之生命线更为千精万确之事实。”
宝鸡老车站站房
1929年7月，国民党二中全会议决拨用庚款2/3为陇海铁路建筑经费，设潼西段工程局，加紧赶筑。1931年12月，陇海铁路展筑至潼关。1934年12月，潼关至西安铁路竣工，火车通达西安。尔后，陇海铁路潼西工程局更名为“西段工程局”，着手筹划西安至宝鸡铁路。1935年底，西宝铁路动工，次年6月铺轨至杨陵，开始进入宝鸡地区，7月底至眉县，12月7日到达宝鸡。
宝鸡老车站站房
陇海铁路宝鸡车站设于宝鸡东关。初建成的宝鸡车站，有站线4条，货物线2条，站房5间，土站台2座，正式员工近30人。1937年3月1日正式运营，每天开宝鸡至西安间客、货列车各1对。抗战中期，陇海铁路营运状况受战事影响，采取分段行车办法，即便如此，宝鸡站每日仍能开行客车2对、客货混和列车1对。1945年12月宝(鸡)天(水)铁路通车后，客货运量更形增加，到1949年，宝鸡车站每天到发客、货列车各2对，客车每列挂9节车厢，货车每列挂20辆左右。
陇海铁路通车运营，极大地便利了人员与物资的流通，宝鸡也迅速成为关中西部重要的物资集散地。1935年陇海铁路潼西段正式运营，年旅客发送量为189.5万人；次年，西宝段投入运营，旅客发送量激增为278.6万人。陇海铁路未达宝鸡以前，关中西部及陕南、陇东等地商货，先经公路运抵西安，再由铁路东运，仅1935年就运出商货11.3万吨。宝鸡火车站开始营业后，西路商货咸集于此东运，东路商货则在宝鸡落地，再行发送川、甘、新等地。至此，传统的以凤翔为关中西部货运集散中心的局面被打破。陇海铁路的通车，也促进了以宝鸡为中心公路网的建设。1937年5月，宝鸡到平凉的公路通车，全长202公里，沿途经千阳、陇县、安口等地。该路过平凉后，北经固原、中宁、吴忠可抵银川；西经隆德、定西可达兰州，进一步加强了宝鸡物资集散的能力.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各种军民运输任务浩繁复杂。宝鸡作为陇海铁路西端终点，东通中原和华北战场，南与川、滇相连，西北与甘、宁、绥相接，成为大后方物资周转的重要枢纽。为承转铁路运来的大量物资，宝鸡先后开办永泰、益民、天成、裕泰、大有、益勤、联丰等7家汽车运输公司，加上外地私营汽车流入宝鸡，到1939年市内已有300余辆汽车从事公路运输。1942年2月，宝鸡城北塬上又建成军用机场，开通至重庆和兰州的航线。这种交通格局使得宝鸡成为西北地区唯一的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的联结点和转换地，直接确立了大后方交通枢纽的地位。
（二）陇海铁路宝鸡段通车后促进了宝鸡工商业的发展繁荣
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快速增加。民国初年，宝鸡城内手工业者仅有30余户，除铁炉、银炉、裁缝、染坊、木版印刷、木器加工等10余家开设有店铺外，其余多在大街小巷摆摊设点营业。1921～1936年，在城内马道巷、东关、二马路、斗鸡台、龙泉巷等处又陆续开设了裁缝、笔墨、萝笼、石印、钣金、铜器等作坊，虽然其中多数为新生行业，但生产方式仍以传统的手工制作为主。
1936年底陇海铁路通至宝鸡后，洛阳机车修理厂迁至宝鸡城东关铁路南，改建为宝鸡机车修理厂，是为宝鸡近代机器工业之始。1937年后，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与全面抗战的爆发，东部工矿企业大量内迁。宝鸡因有铁路交通之利，成为内迁厂矿的主要目的地之一。1938年4月，迁驻宝鸡的厂企联合成立了“迁陕工厂联合会”，协助各厂恢复生产，调整、指导各厂工作，办理政府命令、委制各项事宜，有会员厂23家。1938年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陕西省政府合资在宝鸡城内中山街兴建西京电厂宝鸡分厂。同时，汉口的申新第四纺织厂、福新第五面粉厂迁至宝鸡十里铺。宝鸡近代工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时人对此亦寄予厚望，“宝鸡自陇海铁路通车及汉口申新纱厂移往后，一般人颇以为本省将来工业区预期。宝人亦颇以未来江苏无锡自负。”
此后，汉阳的洪顺机器厂，河南漯河的大新面粉厂、许昌的豫华烟厂，陕西华县的泰昌火柴厂、西安的润记汽车修理部相继迁至宝鸡十里铺、李家崖、龙泉巷、东关（今红旗路北口以东）等处建厂。继之，西安军需局在龙泉巷办起宝鸡被服厂；汉口民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迁来部分设备和员工在十里铺建起宝鸡分厂；西安华业铁工厂在十里铺建起分厂，后改业并更名为泰华毛织厂。十里铺逐渐发展为各类工厂汇集的新兴工业区，“宝鸡县属之十里铺，现已开辟为工业区，各种新式工厂，如棉纱、面粉、火柴、铁等，行将次第成立，又当地合作社所制之线毯、布疋、毛袜等，甚合社会需要，营业颇为不恶。”
1945年8月，“迁陕工厂联合会”改为“宝鸡县工厂联合会”。到1949年时已有会员厂500余家，涉及机械、纺织、烟草、发电、造纸、面粉、酿造等9个门类15个行业，工业总产值3114万元，固定资产原值1620万元。年产卷烟200箱、饮料酒1789吨、机制纸432吨、棉纱2614吨、布436万米、原煤1078吨、发电836万度、木材840立方米、起重设备309吨、铁锅11万只。至此，宝鸡的工业结构完成了从传统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转型，作为新兴的近代工业城市的地位得以确立。
商贸日趋繁荣，银行业长足发展。清光绪年间，宝鸡城内即有斗行、鞭杖行、猪羊行、花布行、钱行、油行等商行门店，但均属传统商业门类，甚少近代商业元素。而且，与作为关中西部经济中心的凤翔相比，宝鸡商业无论从规模或影响范围而言，均处于劣势。这种状况，直到陇海铁路通车后才得以改变。随着陇海铁路通达后宝鸡城市地位的提升，虢镇、凤翔等地大商行纷纷迁入，中南地区的一些商号也随之迁来，“自陇海路通达，工商业即较昔为发达；抗战以来，形势益为重要，原于（民国）二十五年之际，该地仅有商家百余处，今则增至600余家。”为适应商业贸易的繁荣，宝鸡的集期制度也发生变化，集期更为密集。陇海铁路通车以前，宝鸡“东西街每日一市，半月一轮。”到1946年时，宝鸡城厢三镇即新市镇、渭滨镇、县城镇与中山路、二马路、三马路、建国路、中正路、龙泉巷、金陵店、十里铺均发展为每日市。适应近代城市经济生活需求的集期制度初步确立。
宝鸡商业的繁荣发展历程，也可以从商业门类与商户数量的增加上得以直观认知。宝鸡商会初创于清光绪34年(1908年)，有关会员情况，初无记载。目前可知有明确记载的商户统计，始于1930年，其时宝鸡商会有会员158户；1931年为130户，1933年为268户；1936年底陇海铁路通车后，宝鸡城市经济日趋繁荣，随之全面抗战爆发，沦陷区难民、黄泛区灾民涌至，东部工商金融企业也相继迁来，宝鸡工商业迅速发展，到1944年猛增为1030户；1946年为1350户；至1948年，宝鸡商会辖同业公会和事务所44个，会员达1125户。
陇海铁路通车以前，由于地方商业凋敝，仅有陕西省银行于1931年6月15日在宝鸡开设办事处，经理有关金融业务。陇海铁路正式通车后，宝鸡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商贾云集，纺织、发电、面粉加工、机械、卷烟、火柴等生产和运输企业迭次兴办。抗战爆发后，河南大学、河南黄河水利专科学校也先后迁至宝鸡；1941年陕西省第九行政专员公署由凤翔移驻宝鸡。一时间，宝鸡成为关中西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为宝鸡银行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至1941年时，已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上海银行、陕西银行等6家银行在宝鸡开展业务。到1948年，宝鸡先后设立的银行及私营钱庄更是达17家之多，形成了以中、中、交、农为中心的银行体系，控制着全市的金融市场，“存放款及汇兑业务，均移归银行包揽”。
设在宝鸡的工合西北办事处，在宝鸡兴办了很多手工业合作社，也为宝鸡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以前已做过多次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三）陇海铁路宝鸡段通车推动了宝鸡人口增加与城区扩展
陇海铁路通车以前，宝鸡只是关中西部的一个小县，城内只有不足6000人口，且多是农户，工商业者只占其中一小部分。陇海铁路通车后，宝鸡对开客货列车，平均每天在两次以上，日吐纳旅客达2300人。由于宝鸡“是西北的交通要点，所以旅馆整天都是客满的。”随着人流的集聚输转，宝鸡城市人口开始发生变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逃难者乘火车蜂拥而至。到1937年9月申新四厂迁来前夕，宝鸡人口已增至二三万人。随着战事的进行，经陇海铁路西迁的沦陷区民众络绎不绝，除转移到西南以及甘肃等省，尚有相当大一部分留居陕西，主要分布在西安、宝鸡、渭南、咸阳等铁路沿线城市。
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河南等省大批难民西迁，形成约150万人的西向客流。作为陇海铁路终点的宝鸡，自然成为大量豫籍难民的集聚地，以至于被称为“小河南”。此外，南京国民政府从坚持长期抗战的考虑出发，拟定“以川黔陕为中心，甘滇为后方”的战略部署，也吸引了东部地区的党政机关、工厂企业、高校等大量西迁。在此过程中，宝鸡依靠铁路终点、工商业发达两大优势，又吸纳了大量内迁企事业单位及其职工、眷属。因此，人口的机械性增长是这一时期宝鸡人口增长的主要特征。据1946年统计，宝鸡城区共有人口26279户，91872人，其中本籍人口13810户，46344人，外籍或流动人口12469户，45528人。迁入的人口，大多数系抗战期间来宝，8年间其数量接近当地人口。
经济繁荣、人口增加也促使宝鸡城区向外扩展。陇海铁路通车前，宝鸡城周长2里7分，有东西南城门3座，城区局限于城墙以内，为数不多的店铺主要集中在城内东街，未形成有街市的城郭。陇海铁路通达后，设站于宝鸡城东门外，火车站新市区（今中山东路）开始形成。到1939年，新市区已颇具规模。东关陇海浴池建起宝鸡第一幢三层楼房；东门外至敦仁堡一带街市发达，客商云集。1941年，为适应城区内外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拆除了东城门及部分城墙，拓宽了城内大马路，街道两旁的旧房也改建为整齐的新门面，东城内外商户林立，手工业作坊云集，成为宝鸡最繁华的闹市区。
与此同时，二马路、三马路地区也逐渐繁华起来。1942年宝平公路竣工后，宝鸡作为通向西北的交通要道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西北方向的物资均经此路输送；大批商号和行栈在火车站以北涌现，并与城东的商业、手工业区连成一片。这时，宝鸡城区自西门外始，东至敦仁堡、北达摩天院、南到陇海铁路，城区面积较原来扩大数倍。
抗战时期宝鸡发展为“三镇”
十里铺工业区的形成，是宝鸡城区扩展到另一主要成果。十里铺在宝鸡旧城以东5公里处，位于渭河以北的第二级阶地上，和宝鸡旧城的阶地同高。这一阶地宽200～400米，原为耕地。当时内迁企业之所以选择十里铺作为厂址，一是因为该处地势较高，不致受水淹的危险；二是可从第二级阶地的内侧向黄土塬内开凿深洞，安置机器进行生产，并可免除日机轰炸。三是十里铺背后的黄土塬腰部，有沙砾层露出，地下水自此层流出，除居民饮用外，工厂将水引入厂内使用也甚为方便。加之十里铺邻近宝鸡火车站，交通便利，因此成为工业布局的首选之地。抗日战争爆发后，申新、大新等工业企业相继迁此，很快在十里铺地区形成以纺织、机械、造纸、面粉加工和电力生产为主的新兴工业区。
1949年时，宝鸡市区共有各类房屋56.63万平方米，城区扩展至6.7平方公里，城区街道总长达7.44公里，并有了路灯、排水等基本的公用设施。
1936——1949年的十几年时间，宝鸡即由一个偏僻的关中西部的小县发展成为西北新兴的工商业城市，究其所原因，虽有潜在的交通区位优势与较为优良的自然条件等因素，然而陇海铁路带给宝鸡的交通枢纽地位，则是最为核心的要素。而对这一过程的调查与思考，将有助于深刻认识近代中国交通枢纽型城市的兴衰变迁。特别是西安至成都、西安至重庆的铁路、高铁、高速公路的建成和运营，宝鸡的交通优势被边缘化。如何应对挑战，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继往开来，再铸辉煌，应该是宝鸡的决策者们和人民群众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2018年5月20日整理于书香斋
(容琳，宝鸡市渭滨区退休干部。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宝鸡市诗词学会原副会长，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学学会会员，渭滨区老年学学会顾问，渭滨区文史资料撰稿员。喜欢用文字记录情感与历程，热衷于宝鸡历史文化的探索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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