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國務院批覆原則同意《中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2016）》，由國家統計局印發實施，按照新體系，“能為所有者帶來經濟利益的研究與開發支出不再作為中間投入，而是作為固定資本形成計入國內生產總值。”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意味著，從2017年三季度起，中國的GDP統計發生了極大變化。此前，按照傳統的GDP統計原則，只有最終產品和服務納入統計。因為研發投入產生之時，生產部門尚未形成最終的產品和服務，所以研發只能算作“中間投入”，並不納入GDP統計。但現在，這一情況改變了。
GDP統計口徑之變，原因顯然是有關部門希望GDP除了體現量，更體現城市實體經濟研發的活躍度，這是口徑之變的本源。在某種意義上講，口徑之變其實宣告城市GDP“數字競爭”時代的終結，它絕不能發展成為另一個標準下的城市GDP爭論。否則，反倒讓一項十九大之後富有“正能量”的統計數據變革，偏離了初心。
放眼紐約、東京、倫敦、巴黎等全球超大城市，從優良的公共治理經驗，以及實體經濟的運行規則來看，研發和投入的多少，只是一種表面的結果，而研發投入的意願和能力，必須有賴於對營商環境的長期打造，特別是能實打實地改善企業的利潤表。
“後GDP”時代已經來臨，中國的超大城市將如何贏得自己的未來？
紐約，帝國大廈。
創新的本質和最大敵人
統計口徑之變，是為了鼓勵創新，而不是為了新的“數字競爭”。這裡，有必要講一個美國的故事。
說到美國人鼓勵創新，很多人都會說現任總統特朗普減稅，比如他的減稅方案將把企業所得稅從35%降到20%，這既會吸引企業迴流，也會極大地鼓勵企業研發。其實，奧巴馬才是當之無愧的“鼓勵創新”的總統——至少，在繁瑣的政策文件制定上，他是的。
在奧巴馬即將卸任之時，白宮網站發佈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這篇“雄文”總結了卸任之前的幾年，為提升美國的創新能力，奧巴馬所推出的100項科技創新政策。整整100項，真是卷軼浩繁。
比如，文章強調，2009年2月頒發復甦法案，設立183億美元用於研發，創下美國曆史上研發費用最大年度增幅。之後，奧巴馬每次提出的預算都將研發費用放在首位。此外，還有一條是對研究和實驗（R&E）實行永久稅收抵免的政策。
有意思的是，奧巴馬簽發了這麼多文件，但他“鼓勵研發”的印象卻很少被外界所知。為什麼？顯然，他方向有問題。
實際上，鼓勵研發最好的手段並不是政府的財政扶持，也不是針對研發本身的抵稅鼓勵。無論中外，在稅收實踐中，如果以抵稅鼓勵研發，很可能引發“假研發、真抵稅”的企業套利行為。
此外，稅務部門往往會對抵稅項目進行嚴格規制，這種操作，出發點是好的，是希望控制道德風險，但換個角度看，這其實是稅務部門在“指導”企業研發。最終結果是，企業可能“假研發”，或者做一些並不符合市場需要，但可以抵稅的“劣質研發”。
那麼，真正鼓勵企業研發的手段是什麼？首先，必須把研發自主權交給企業，而不是由權力部門通過“抵免”手段設定研發領域和項目。市場瞬息萬變，產業日新月異，企業才冷暖自知。
企業有了自主權，如何才會加碼研發呢？必須有利潤，利潤真正歸屬於股東，“有恆產才有恆心”，這是一個放之四海，最簡單卻時常被故意複雜化和模糊化的道理。如果歸屬於股東的財富不斷被“外力”特別是權力所蠶食，那麼企業加碼研發的熱情必然也被摧毀。
提升企業利潤水平最直接的手段，是“降成本”。在企業利潤表上，銷售收入減去眾多成本項便是利潤。在這些成本項中，兩項成本最能體現這個經濟體的治理特徵：一是稅收，二是地租。在西方，高福利倒逼稅收走高，所以特朗普對症下藥，用了最“簡單粗暴”，也最有效的辦法——下調公司稅（未來可能發債彌補赤字）。商人出身的他，顯然比律師出身的前任更瞭解企業主。
奧巴馬的100項創新政策，在世界上激起的波瀾，竟不如特朗普的一張“A4紙大小”的減稅藥方。這種看似荒謬的反差，並不奇怪，它是由創新這項活動的本質決定的。
在中國，企業創新最大的敵人是“外力”導致的成本走高，這蠶食了企業加碼研發投入的能力和意願。一線城市脫離實體經濟“發展階段”的地租，這已經是一個在所有口徑中都沒有辦法否認的事實。實際上，在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已出臺大量減稅文件和決議。但除此以外，企業在“非稅成本項”方面，降成本特別是降地租，依然有待改善。
一座真正有雄心和責任的城市，會通過科學的城市規劃、產業結構的調整來給企業“降成本”，為企業利潤騰出空間，把創新的資源和慾望注入企業的利潤表，而不是做大“創新數據”，儘管後者可能成為GDP增長的“新動力”。
第六屆廣州國際馬拉松賽於2017年12月10日舉行，來自48個國家和地區的約3萬名參賽選手從廣州天河體育中心跑出。攝影/陳憂子
嚴控地租和城市自信
嚴控地租的一個代價是，它必然影響城市的某些數據，首當其衝的是GDP。
房地產對GDP的拉動體現在兩個層次。一是當年新增、最終的房地產“產品和服務”會計入GDP，比如新建新售的商品房，其市價越高，GDP也越好看。GDP統計的數據是“流量”，而不是“存量”，因此必須是當年、當季新增的產品和服務，所以房價突然爆發，GDP必然走高。
2011年，《中國經濟週刊》發佈的一份《2010年中國地王圖》顯示，如果把北京的土地全部賣掉，價值超過美國一年的GDP總量。現在，經歷這幾年的暴漲，不要說北京，恐怕部分一線城市的一個行政區，甚至一個街道的地皮價值就會輕易超過西方一個經濟強國的GDP。
二是房地產對其他行業的帶動，又反過來進一步放大房地產對GDP的擴充。按照通常理解，房地產拉動建築、運輸或者家電、傢俱消費等。但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在部分一線城市，房地產對金融行業的帶動作用越來越大。
比如，由於房價高企，工薪族如果以家庭現金流計算，幾乎喪失了炒房能力。當炒房的資金門檻走高，這就要求市場上開發更多金融工具，這些工具可以實現資金的跨期限配置。於是，金融服務業開始在部分一線城市爆發，而金融業本身的增加值也成了貢獻GDP的一個源頭。
在中國幾個超大城市中，廣州有點與眾不同。它表現強勁的，剛好是那些“去地產化”的數據，比如城市居民的消費品質和能力。
在統計中，有兩個和消費有關的口徑，一個是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另一個是居民消費支出。不過，後者的統計口徑中包含了居住支出，而前者則是“去地產化”的，主要包含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等。
2017年前三季度，廣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8.4%，而北京為5.4%，上海為8%。此外，就總額來看，廣州為6888.89億元，深圳僅有4342.80億元。考慮到兩座城市的人口差距並不算大，可以看出，廣州的人均數字遠高於深圳。
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穩步增長，代表著城市的消費能力並未受到高房價、高房租的擠壓。換個角度看，它並非居民受惠這麼簡單，背後是營商環境的品質和對實體經濟的支撐。比如，居民的消費被貨幣化之後，呈現到實體經濟（包括那些互聯網+的創業企業）的利潤表上，就是銷售收入，最後將貢獻於利潤，為企業的技術和商業模式的創新提供條件。
廣州的另一組數據更是對房地產“說不”。2017年，廣州森林覆蓋率達42.31%，城市綠化覆蓋率達41.8%，這兩個數字在中國一線超大城市中都處於領先水平。
2017年8月，廣州通過了《廣州市國家森林城市品質提升建設規劃（2016-2020年）》，提出廣州要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廣州花園”，將對標紐約的中央公園。在全國的超大城市中，廣州首先提出建設一個以城市命名的花園，這代表了建設宜居城市的方向。當然，也意味著GDP的損失。
但這恰恰體現了城市經濟轉型的決心。實際上，宜居之城，也是建成一個真正的國際性資源配置樞紐的內在要求。倫敦和紐約是全球最頂尖的兩大“樞紐”，但它們都以城市中心有大公園著稱，一個是海德公園，一個是中央公園。從航空俯瞰，它們都是冰冷的鋼筋水泥叢林中的一點人性暖意。
遏制地租上漲，打造花園城市，代表著這座城市在經濟上的一種自信。而廣州的自信，更來自於對未來的能量儲備。
樞紐城市和動能儲備
近兩年來，廣州經濟最大的亮點是產業結構的深度調整。在改革開放將近40年以來，這是廣州經濟不曾有過的一次大轉型。不妨看2017年的幾組數據。
2017年3月，富士康增城項目動工，投資610億人民幣，將建設10.5代8K顯示器全生態產業園區，預計2019年量產，年產值千億級人民幣。
這是廣州改革開放以來吸引的最大單筆投資，也是富士康在深圳的大陸總部之外最大的一筆投資。更重要的是，根據郭臺銘自己的表述，伴隨著這筆投資，富士康將吸引來自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上百家上下游企業入駐，形成一個全球最頂級的顯示產業超級生態系統。未來產值，遠超千億。
2017年6月， GE（通用電氣）生物科技園項目在中新廣州知識城動工。該項目是GE在亞洲首個生物科技園，將打造世界領先的生物醫藥與健康產業創新特色園區。未來，年產值預計40億—80億美元。
生物科技園的未來並不完全在於GE本身，更在於巨頭帶來的鯰魚效應，即這條“大鯰魚”對全球生物製藥產業積聚廣州的帶動。比如，伴隨科技園的啟動，專注研發全球領先抗癌的創新藥企百濟神州在中新廣州知識城落子動工，總投資22億元。隨後，綠葉集團等生物醫藥項目也在GE的引薦下，表現出落戶廣州的意向。
按照廣州發佈的《廣州市生物醫藥產業發展五年行動計劃（2017-2021年）》（徵求意見稿），到2021年，廣州生物產業規模實現5000億元，增加值達1200億元，佔GDP比重超過4%。目前來看，這一計劃正穩步從藍圖變為現實。
2017年10月，思科（廣州）智慧城項目啟動，將在廣州番禺打造一個3.59平方公里的思科智慧城，項目的年產值同樣將達1000億元人民幣以上。
2017年，廣州了發佈“IAB”計劃，將重點發展（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製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打造若干個千億級產業集群。這些集群正是廣州之前所缺乏的，更是未來所亟需的。
改革開放以來，廣州的產業一直以商貿、化工和汽車為主，對IAB產業的打造，這完全可以看成是廣州經濟領域的第二次“改革開放”。它具有兩個特點，一是改革，即顛覆了城市經濟原來的小而散的發展老路，而是以高端要素的吸引利器—大項目來吸引全球最前沿的技術和最具創業雄心的資金。
二是開放，項目都以全球最優秀的行業領軍企業為主，有全球性的視野。當今這個愈發扁平的世界之中，唯有全球視野才能真正踩準產業變革關鍵節點。這正是廣州的遠見所在。
2017年前三季度，北京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5.0%，上海為6.4%，而廣州是7.4%。固定資產投資是再生產擴大的主要指標，廣州在這一指標上遠超京滬“老大哥”，足以說明廣州的活力，更說明了廣州在動能的儲備上，鉚足了幹勁。
實際上，對於一座位於中國生產性地帶心臟位置的一線城市而言，要做大GDP數據並不是難事，真正難能可貴的是面向未來，著眼於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勇於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
目前，世界經濟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期，保護主義有所抬頭，逆全球化暗流湧動。廣州作為中國的南大門，在每一次改革創新的浪潮中都走在前列。2017年《財富》全球論壇在廣州的召開，可謂恰逢其時。在這場國際商界盛會中，人們可以感受到“中國智造”的崛起，聽見了創新與開放的“中國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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