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考上北大後，戴韻就開始了“拿學位拿到手軟”的學霸之路。現年26歲的她先後拿到了2個本科學位，2個碩士學位，1個博士學位。
從北大畢業後，她調轉人生方向，去美國加州大學從零開始攻讀教育人類學。這是美國最難畢業的文科博士專業之一，平均8年畢業，她在18個月完成。
在近日火爆的“90後”美女學霸中，戴韻無疑是特別的。作為其中唯一的人文社科博士，她走過美國漫長而高淘汰率的文科博士項目，現在南加州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向我們展示了不一樣的成長軌跡。
相比於傳統苦讀的中國留學生，戴韻的生存法非常簡單——“不要放棄自己的過去，順勢而為，做自己就好。”
人生現在就定型，太沒意思了!
2014年，剛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時，戴韻感到新奇和喜悅。
聖芭芭拉是美國著名的度假勝地，小鎮如畫，依山傍海。更重要的是這所學校學術聲望甚高，在2017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位居24名，北京大學53名，清華大學57位。
不過，生活很快陷入焦慮。同學多是教育學或相關專業出身，有的擁有多年業務經驗，從傳播學跨專業，她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每週上千頁的閱讀材料，怎麼讀都讀不完，常讀到半夜三點，有時候，“邊讀邊哭，因為讀不懂，懷疑自己智商有問題”。每週例會， 看著導師嘴巴一張一合，聽著“反身性”、“認識論”、“表徵”像聽天書一樣。失眠，狂吃，壓力巨大，一個月猛增快十斤。她懷疑自己是不是來錯了地方。
這與最初的躊躇滿志不同。還在北大讀研時，她認識現在的導師Judith Green，一位美國知名教育人類學家。Green教授覺得這個年輕人思維活躍，善於思考，也勤於學習，認識一個月後，邀請她跟自己讀博。
僅花了半天，她就決定去了。在此之前，她還做著財經記者的夢，教育學博士從未出現在她詞典中。
這個決定並不衝動。在本碩期間，她就在新華社、《財經》雜誌等媒體實習，那是微博興起、公眾討論空間形成的時期。不過，她很快發現，討論常演變成罵戰，大家立場不同，交換語言並不一定增進理解，反而誤解加深。戴韻開始思考：“人怎麼形成自己的思維和觀點?從交談到理解到底有多遠?”
Green教授從事方法論研究，在根本層面探討人怎樣認識世界、形成知識，基於此研究教育。當她拋出橄欖枝時，戴韻毫不猶豫接下了，“因為這些研究能解答我的疑惑”。
作這個決定，她不是毫無壓力。跨專業學教育學，還是難得出名的教育人類學，美國教育學博士平均8年畢業。更大的壓力來自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女生二十幾歲出國讀博士，就像一場賭博，拿理想和青春對賭，贏了或許有個未來，要是輸了，三十幾歲還是一無所成，結婚生子等社會壓力像一座座大山。
“我還年輕，路還很長。人生現在就定型，太沒意思了!”戴韻說服了自己。
讀博“速成法”
“先放手去走，做成什麼樣就是什麼樣，人生沒法預設。”這是戴韻媽媽的口頭禪，就像戴韻從沒想到自己能提前博士畢業。
為了更好地適應美國生活，她剛到學校時，租住在美國夫婦家。“身體力行地踐行人類學研究方法”，戴韻調侃到，“這種研究方法起源於殖民時期。西方與殖民地衝突不斷，就送了一些社會學家去調研，深入當地人的生活，研究他們的文化。”
這種問題導向的思維方式，是戴韻過五關斬六將的重要“殺手鐧”。“無論是個人行為，還是學術理論，都可以看作針對特定問題的回應。尤其是社會理論，是對現實問題的回應。弄清楚這些問題，很好理解這些理論，也能明白它的侷限性和未來發展方向。”
受益於這種思維方式，她慢慢站穩腳跟。浩如煙海的文獻，如果要死記理論本身，幾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務。通過梳理問題，她在腦海中畫出了學科的理論地圖，把書越讀越薄，也為自己的研究找到定位。
這套思維方式，源於她爸爸的培養。中學歷史課曾讓頭疼不已，朝代更迭後的改革措施五花八門。爸爸帶著她把不同朝代的措施放在一起，逐個分析每項改革是針對什麼問題，這些問題指向什麼矛盾，最後她驚喜地發現，原來“皇權和相權、中央和地方的制衡串起了這些變革。”為了解釋中央和地方為什麼會有矛盾，爸爸拿過年壓歲錢做比喻，家長希望代管壓歲錢，但孩子總想拽在自己手上，這難免產生衝突，雙方就要做個約定。
她慶幸自己跟對了導師。“Green教授不追逐熱點話題，她重視思維訓練和研究方法，因為沒有人知道幾十年後流行什麼課題，掌握方法才是永恆的法寶。”
2015年課程結束時，第一次寫課題論文，也要細化博士研究方向。她焦慮失眠，一天只睡兩三個小時，肉身疲憊，腦子卻一直轉，一個多月瘦下15斤。像一個小苗，播種、澆水、施肥，終於要破土而出，卻怎麼都頂不開那層土。
“因為很迷茫，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她不自信，覺得自己不像學教育學的，應該像其他同學一樣，要麼有專業背景要麼有實踐經驗，於是開始向其他同學看齊，努力變得跟他們一樣。
導師Green教授卻一直鼓勵她，“不一樣就是你的優勢”。每次遇到系裡老師，導師都熱情得推薦她，介紹她傳播學和經濟學的跨學科背景，堅信她能給學院現有研究增加新的角度和貢獻。
“每個人都會根據自己的成長背景和社會經驗，形成獨特的思維行為，形成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預設。所有新的認知，都基於過去的經驗。”
當戴韻意識到這點後，她開始在傳播學和教育學間找結合點，充分利用自己國際化教育背景，提出如何用傳播技術促進教育資源的國際化配置的選題。而憑藉自己的跨學科優勢，她開始收到其他老師的邀請，加入跨學科研究群。
規劃好的“放養”童年
小時候，父母在外地工作，戴韻跟著外婆生活。外婆不識字，對學習很少有要求。4歲時，姐姐入學，戴韻失去玩伴(電視劇)，被一起送入學校。入學前，媽媽才想起她不會寫名字，火急火燎地教她比劃。
“我是放養大的。”戴韻覺得父母很少干預自己的成長。當她抱怨晚自習無趣時，父母主動向學校申請不參加。業餘時間很少給她報興趣班，但家庭教育在潛移默化進行。
“家裡有半面牆，聳立著書櫃，放著上千本書，最上面兩層，我踮起腳夠不到。”她還不識字時，父母看書，她就擔任著家裡的圖書管理員。每天把書按照從高到矮的順序整理。等年紀稍大，又變著心思，把書按照書名首字母、年代或者題材整理，樂此不疲。
這是她童年最為珍愛的“玩具”。
戴韻忘記什麼時候，自己能夠讀懂書架上的書，那是另一個世界的打開。世界名著兒童簡版、書蟲系列、舒克貝塔、男生賈裡女生賈梅……
她也終於可以和父母歪在一起看書了。看到精彩處，扯著父母，講一遍。不管講得如何，父母似乎都聽得津津有味。入學後，她熱衷於參加學校的朗誦和演講比賽。
四年級時，她在書桌上看到了三本壘起的書《神秘島》，頓時被標題吸引，一把抓起看得如痴如醉，想象著主人公困在荒島，和自然環境搏鬥，就地取材製造棉花火藥、馴化家禽，“實在是太太太酷了!”。
這本書是爸爸特意為她準備的第一本長篇小說。那時她從來意識到，書架上的書也一直變化著，根據她的年齡和成長階段，放著適當讀物。
兒童書和大人的書混放在一起，有時她也闖入不能理解的成人世界。讀到《圍城》，方鴻漸坐在船上，看見鮑小姐，“身子像熟肉鋪子”。她咯咯笑著似懂非懂，於是問媽媽這是什麼意思，媽媽遲疑了一下岔開話題。午睡後，那本書怎麼找也找不到了。
一路成長中，她的世界很少孤單過。“閱讀向我展示了更大的世界，也滿足了我對這個世界的好奇，這又驅使我讀更多的書。”
讀了教育學後，她理解了父母的良苦用心，“好奇心是與生俱來的，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賦，創造良好的氛圍，讓她自由地成長，慢慢發現其天賦。過度早教，上太多興趣班，是在扼殺孩子的好奇心，剝奪他們成長的樂趣。”
長大後的戴韻，留著齊肩短髮，穿著純白的連衣裙，一臉純真的笑容，與“滅絕師太”的女博士形象頗為遙遠。她覺得越瞭解教育，越發現這是慢工出細活，對學生要“無條件耐心”，個性也越發柔和。
有時她也覺得無奈。“在接受學術訓練時，人會變得嚴謹很多，可能會讓人覺得無趣。”談論起自己的研究時，她會熱情得像個小孩，手舞足蹈、滔滔不絕，卻突然發現，“哦，原來人家並不感興趣”。
她一直提醒自己，做研究需要時間的沉澱和積累。社會科學研究離不開對人性和社會的洞察和理解，社會人文學科的研究者應該更用心參與生活，關心社會和身邊的人。
對於未來發展，她想做知行合一的學者。因為教育學是理論緊密結合實踐的學科，要在科研和實踐之間找平衡。通過參與教學活動和教育項目，在活動中實踐自己的教育理念，在實踐中加深對教育的理解和認識。同時，用科研的方式，系統化、理論化地整理實踐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更好地指導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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