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系列。
驚動史良部長
1950年元宵節，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司法部長、著名律師、“愛國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在北京的寓所接待了一位來自上海的年輕客人潘慧玲。
潘慧玲不過二十三四歲的樣子，一張胖胖的臉上還帶著些許稚氣，令人奇怪的是，她竟然稱史良為“史阿姨”，由此可見她跟史良的關係肯定非同一般了。確實，潘慧玲跟史良的關係還要從她的父親說起——
1936年，“中華民國全國各界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因積極宣傳抗日救國而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同年12月4日，被移往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羈押，這就是當時轟動中外的“愛國七君子事件”。次年“七·七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當局迫於形勢，只得於7月31日將“七君子”釋放出獄。
“愛國七君子”在蘇州羈押期間，受到了中外各界人士的聲援和關心，幾乎天天有人前往蘇州探監，連宋慶齡也專程從上海赴蘇州聲援。在此期間，上海一位姓潘的實業家也積極參與聲援行動，他不僅出資印製了大批宣傳品僱人在從上海到南京的滬寧線沿線各城市廣泛散發，還每週一次專門從上海趕往蘇州探望“七君子”。
“七君子”獲釋後，對曾經聲援過他們的同胞深表感謝，由於潘老先生是上海民眾中去探監次數最多的一位，所以“七君子”對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後，“七君子”跟潘老先生時有來往，這種友誼一直維持到解放後。史良作為“七君子”之一，也跟潘老先生保持著友誼，所以，潘老先生的子女都認識她，稱她為“史阿姨”。這次從上海專程赴北京拜訪史良的潘慧玲，就是潘老先生最小的女兒。
潘慧玲是一個剛從大學畢業後參加工作的律師，這是她第一次獨立承辦一個民事案件，因為出師不利，就想到了北京這位擔任共和國首任司法部長的“史阿姨”，於是專程從上海赴京。
這起民事案件頗為引人注目——
上海虹口有一所花園，裡面呈“T”字形建造著三幢獨立的三層洋房。這是民國前期大約1923年時由一位從南洋回國的老華僑出資建造的，這位老華僑姓郭，因此這所花園洋房就叫“郭家花園”。郭老先生之所以建造三幢一式一樣的洋房，是因為他有三個兒子，他是將洋房作為遺產要留給兒子的。
十年後，郭老先生去世。臨終前，他把這三幢洋房分給了三個兒子。當時，這三個兒子都已經大學畢業，兩個在海外，年紀最小的叫郭蔚華在上海，是做西藥生意的掮客。那兩個在海外的兒子因為已經定居海外，屬於他們名下的房子就交給老三郭蔚華代管。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兩人結伴從海外回上海探親，決定把屬於他們名下的房子出讓。這樣，那兩幢洋房就轉讓給了一位姓金的房產商。
不久，那位金姓房產商又把兩幢房子出讓給了另一姓黃的資本家，黃不久之後又把房子賣給了另一人。如此幾經轉手，到上海解放前夕，這兩幢房子的產權已經屬於一個名叫趙哲憲的了，不過房產證上寫的則是其老婆谷鳴鳳的名字。而此人系“軍統”高級特工，後來是國民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的幕僚，當時曾有消息說這是毛人鳳讓趙哲憲出面替他購置的房產。趙哲憲早在1948年形勢發生劇變時就已經將其家眷送往香港，其本人則在上海解放前夕，與蔣介石同乘一艘海輪逃往臺灣了。這樣，那兩幢房子就作為“敵偽產業”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六軍沒收了，暫時設為機關。
二十六軍進駐“郭家花園”時，郭家老三郭蔚華沒有提出什麼異議。但是，過了半年多，郭蔚華突然去二十六軍司令部求見首長，聲稱解放軍佔了屬於他名下的一份房產。軍方聞聽竟有此事，政委王一平立刻親自出面接待，當面瞭解有關事宜。
據郭蔚華說，在上海解放前夕，原房主趙哲憲來找他，說因為手頭拮据，願將部分房產出讓，因郭蔚華還居住在那裡，就先來問他是否有興趣。郭蔚華近年來生意做得很有起色，早有心思要把“郭家花園”的全部房產都收到他的名下，只是實力還不夠，只好暫時按捺下這份心思。現在見趙哲憲主動登門商議此事，尋思倒是可以談一談的。兩人談下來，因為郭蔚華沒有將那兩幢房子全部房產買下的實力，就議定先把其中一幢的二、三兩層以一百二十兩黃金買下；日後如果趙哲憲還要出讓其餘房產，在同等條件下郭蔚華有優先獲得的權利。議定後，兩人草簽了一份協議，次日郭蔚華即把一百二十兩黃金交給了趙哲憲，趙出具了收據。雙方約定三天之內去辦理過戶手續，但是，次日趙即失去了影蹤，一直到六天後上海解放也沒有消息。
當二十六軍前來徵收房產時，郭蔚華因為不瞭解共產黨的政策，未敢將此事表露。經過這半年多的觀察，郭蔚華髮現解放軍是一支非常講道理的、充分考慮老百姓利益的隊伍，於是就想提出這一問題，希望得到解決。
王一平政委當時聽了郭蔚華的陳述，又看了他帶來的跟趙哲憲所簽訂的協議和那一百二十兩黃金的收據，非常重視，表示將指派專人與郭蔚華聯絡，妥善解決此事。
不久，二十六軍指派的一名軍官就來跟郭蔚華洽談此事，但是，對方在查閱國民黨留下的房產檔案材料後，對於此事提出質疑。這樣，這件事就遲遲得不到解決。
郭蔚華於是就去找律師事務所，願意出錢請一位律師代他跟軍方談判，妥善解決這一糾紛，如果談不成，就訴諸法院解決。那家律師事務所於是就指派新律師潘慧玲獨立承辦這一民事案件。潘慧玲對於此事心裡沒有一個底，正好這時其父讓她赴京代其向在京的“七君子”成員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拜年，她突然想起史良是司法部長，又是大律師，何不順便請教，請其指點應該如何辦理這個案件。
當下，史良聽潘慧玲如此這般一說情況，微笑道：“玲玲，我已經幾年沒有看到你了，想不到已經長成一個大姑娘了，而且當了律師。阿姨希望你好好工作，為建設社會主義作一份貢獻。至於你所說的案子，我不瞭解情況，不能發表什麼意見；再說，我現在擔任著國家相關部門的職務，對此也不好談什麼看法。我想，此事涉及到軍、地關係問題，各方都應該慎重對待。因此，還是以協商方式解決為妥。我給你提一個建議：你可以以律師的身份給陳毅同志或者饒漱石同志寫信反映一下情況，這樣可能容易得到妥善解決。”
潘慧玲聽了眼睛一亮，笑道：“謝謝！我也是這樣考慮的，最好是以協商方式解決了。這種事情如果打官司，可能會使外界對人民軍隊產生誤解的。”
潘慧玲告辭時，史良讓她把帶來的拜年禮物悉數帶走。史良對此作了解釋：“你回去對潘老先生說，我很感謝他的熱情問候，但是，禮物我不能收。儘管我們以前確實有這種來往的，但是這次你是帶著職業上的事情登門的，我不能留下這份禮物，否則，肯定是不妥當的。”
租金解決爭議
潘慧玲返回上海後，將赴京情況向律師事務所領導作了彙報，又會見了當事人郭蔚華。郭蔚華起初還不知道他所僱請的這位律師竟然還有著這層關係，一直在心裡暗自嘀咕潘慧玲年輕無知，擔心辦不了這個案件，現在聽了情況後，就提出請潘慧玲趕快跟陳毅市長或者饒漱石書記聯繫。
潘慧玲說：“我正考慮如何寫這封信呢。”
郭蔚華搖頭：“還寫什麼信？直接去求見不就得了？”
潘慧玲也搖頭：“陳市長和饒書記工作繁忙，他們不會接見我的，還是寫信為好。”
郭蔚華說：“潘律師，你有著史良部長的那層關係，還怕他們不接見你嗎？你過去，就對門衛說是北京史部長讓你去找市長、書記的，他們肯定會立刻向上面報告的，一報告，陳市長或者饒書記再忙也會接見你的。”
潘慧玲被說動了，決定照著試一試。
潘慧玲生怕人家不相信她跟史良的關係，於是就從家裡找了她父親以及他們全家以前跟“七君子”的合影、當時報紙對潘老先生的報道，連同她此次赴京的車票、照片等，一併帶上了前往市政府。接待人員聽她如此這般一說，果然如郭蔚華所料想的，立刻向上面報告了。那天，陳毅市長去外地開會了，正好市委書記饒漱石在，他聽說潘慧玲是史良介紹來的，就決定見一見，問問有什麼事情。
饒漱石和潘慧玲的見面只有短短兩三分鐘時間，他剛剛聽潘慧玲說了一個開頭，因為要去接一個北京來電，就讓估計是他手下的秘書之類的幹部來繼續聽下去。之後，饒漱石就沒有再露過面。那個幹部聽潘慧玲說完後，讓她留下電話住址，說他會向首長彙報，然後把處理結果儘快通知她。
事情處理得確實非常迅速，僅僅過了三天，潘慧玲就接到二十六軍司令部打來的電話，請她次日過去一趟。次日上午，潘慧玲單獨前往二十六軍司令部，出面接待的是潘慧玲沒有見過面的年輕軍官，他告訴潘慧玲，軍部已經接到饒主席(饒漱石當時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兼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讓人打去的電話，要求他們在處理這一糾紛時要充分注意軍隊和地方的關係，要注意社會影響。根據這一指示，部隊方面經過研究，想出了一個解決的辦法，所以特地把潘慧玲請來。
潘慧玲問：“你們想出了一個什麼辦法？”
對方說了一個方案：“郭家花園”的房產權屬問題，並不是部隊處理得了的事，因此，目前不談權屬問題，郭蔚華所提出有爭議的那兩層樓面的房子還是由部隊使用，但是每月可以給予一定數額的錢款，包括以前半年多的也可以予以補償。
這實際上就是認可了郭蔚華的產權，然後是租用那部分房產了。潘慧玲去對郭蔚華一說，郭蔚華喜出望外，當下忙不迭點頭，連聲說：“好！好！好！這樣最好了！這……這解放軍就是好，講道理，不欺負老百姓。”
郭蔚華為了表達對解放軍的感激，主動提出以前的租金就不要了，今後的租金數額也好商量。在接下來郭蔚華出面和軍方談判時，他果然作了很大的讓步，這樣，此事終於有了一個結果。
三個月之後，二十六軍的那個機關遷離了“郭家花園”，代之的是華東軍區兩個部門的兩位領導，閤家搬進了那兩幢房子。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軍方在徵得郭蔚華的同意後，在花園中砌了一道磚牆，把郭蔚華的住房跟那兩幢房子分隔開了。軍方還是按照郭蔚華跟二十六軍達成的協議，每月向郭蔚華支付租金。
PS:（小編想做個調查，請問大家一般都是什麼時候有空看文章，方便的話麻煩在評論裡回覆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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