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亂髮生後，慈禧逃到西安躲避，在避難的這一年多，慈禧對自己的施政和清朝未來的發展進行了一定的思考，在內憂外患形勢的逼迫下，促使慈禧決定實施新政，並在1901年1月29日以光緒帝的名義頒佈了實施新政的上諭。由於受時局所限，這道御旨並未對動員社會各階層產生較大效果，但這道上諭卻實實在在衝破了戊戌以來一直由頑固派把持大勢的局面，也是清末以來，第一次由最高統治者慈禧主動發起的改革倡議，成為清末新政的發端之舉。
在迴鑾途中和迴鑾後，慈禧進一步推動了新政的進程，沒想到這卻在無形中成全了一個人，也正是這個人最終從龍椅上轟下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他就是袁世凱。如果仔細分析袁世凱在清末為什麼能崛起，應該離不開以下兩個關鍵環節：一是靠他在朝鮮期間的突出表現，引起李鴻章注意，並得到提拔；二是庚子之亂時，他妥善穩住山東局面並積極供應落難中的慈禧，博得了慈禧的好感，最後在李鴻章臨終推薦下，慈禧順勢提拔袁世凱作了直隸總督，並在實施新政過程中，進一步重用袁世凱操練新軍使他最終崛起，成為清末最有實力的大臣。
清末新政雖然是慈禧在顛沛流離、痛定思痛之中做出的決定，但在西安頒佈的這道上諭，在發佈之初，並未得到官員和民眾的積極回應，朝廷從各級官員處收到的有關變法革新的奏議極少。其實出現這種情況很好理解，一則是很多人對戊戌年間慈禧打壓變法派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多數官員對朝廷要實施新政的誠意很懷疑；二則是當時朝廷暫時偏安西安，京師附近動盪不安，人們對如何實施新政缺少信心。後來慈禧又下詔決定設置督辦政務處，作為辦理新政的“統匯之區”，並令奕劻、李鴻章等積極推動，這才促使劉坤一、張之洞等會銜上奏了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
另外，再看袁世凱在此期間的舉動，其實自從慈禧下詔要實施新政後，袁世凱便向劉坤一和張之洞請教是否儘快聯銜會奏變法的想法，但劉張二人商量後，回覆袁世凱等人說“不便聯銜，各處單銜具奏即可”。於是，在1901年4月25日，袁世凱便單獨向慈禧遞呈了自己的變法奏摺《遵旨敬抒管見上備甄擇折》，這要比《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早三個月左右。這兩份奏摺中關於改革科舉制度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所以，這件事也很快就被推行下去，並最終終結了科舉制。
袁世凱作為積極響應慈禧新政上諭的官員之一，他和手下幕僚對清朝實施新政自然要進行比較深入的思考才敢上奏，後來，這甚至成為袁世凱集團在清末新政中的指導性文件和綱領，再加上劉張二人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共同構成了清末新政初期實施改革的基礎。更重要的是，袁世凱通過與劉坤一和張之洞的頻繁接觸，無形中抬高了身價，給人留下了“袁世凱與劉坤一、張之洞平起平坐”的印象，這無疑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也正因如此，所以，當李鴻章臨終向慈禧推薦袁世凱繼任其衣缽的時候，慈禧才能立即照準，並且在後來還讓袁世凱負責在天津小站編練新建陸軍，進行北洋常備軍建設。這件事不得了，它使袁世凱拿到了掌控當時大清國最有實力的武裝力量的權力，並最終成為最有能力推翻清朝和壓制革命黨的重要力量。可見，袁世凱的崛起既是那個時代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慈禧無形中培養的大清掘墓人之一！（文/講史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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