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乱发生后，慈禧逃到西安躲避，在避难的这一年多，慈禧对自己的施政和清朝未来的发展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在内忧外患形势的逼迫下，促使慈禧决定实施新政，并在1901年1月29日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实施新政的上谕。由于受时局所限，这道御旨并未对动员社会各阶层产生较大效果，但这道上谕却实实在在冲破了戊戌以来一直由顽固派把持大势的局面，也是清末以来，第一次由最高统治者慈禧主动发起的改革倡议，成为清末新政的发端之举。
在回銮途中和回銮后，慈禧进一步推动了新政的进程，没想到这却在无形中成全了一个人，也正是这个人最终从龙椅上轰下了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他就是袁世凯。如果仔细分析袁世凯在清末为什么能崛起，应该离不开以下两个关键环节：一是靠他在朝鲜期间的突出表现，引起李鸿章注意，并得到提拔；二是庚子之乱时，他妥善稳住山东局面并积极供应落难中的慈禧，博得了慈禧的好感，最后在李鸿章临终推荐下，慈禧顺势提拔袁世凯作了直隶总督，并在实施新政过程中，进一步重用袁世凯操练新军使他最终崛起，成为清末最有实力的大臣。
清末新政虽然是慈禧在颠沛流离、痛定思痛之中做出的决定，但在西安颁布的这道上谕，在发布之初，并未得到官员和民众的积极回应，朝廷从各级官员处收到的有关变法革新的奏议极少。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很好理解，一则是很多人对戊戌年间慈禧打压变法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多数官员对朝廷要实施新政的诚意很怀疑；二则是当时朝廷暂时偏安西安，京师附近动荡不安，人们对如何实施新政缺少信心。后来慈禧又下诏决定设置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统汇之区”，并令奕劻、李鸿章等积极推动，这才促使刘坤一、张之洞等会衔上奏了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另外，再看袁世凯在此期间的举动，其实自从慈禧下诏要实施新政后，袁世凯便向刘坤一和张之洞请教是否尽快联衔会奏变法的想法，但刘张二人商量后，回复袁世凯等人说“不便联衔，各处单衔具奏即可”。于是，在1901年4月25日，袁世凯便单独向慈禧递呈了自己的变法奏折《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这要比《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早三个月左右。这两份奏折中关于改革科举制度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这件事也很快就被推行下去，并最终终结了科举制。
袁世凯作为积极响应慈禧新政上谕的官员之一，他和手下幕僚对清朝实施新政自然要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才敢上奏，后来，这甚至成为袁世凯集团在清末新政中的指导性文件和纲领，再加上刘张二人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共同构成了清末新政初期实施改革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袁世凯通过与刘坤一和张之洞的频繁接触，无形中抬高了身价，给人留下了“袁世凯与刘坤一、张之洞平起平坐”的印象，这无疑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
也正因如此，所以，当李鸿章临终向慈禧推荐袁世凯继任其衣钵的时候，慈禧才能立即照准，并且在后来还让袁世凯负责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进行北洋常备军建设。这件事不得了，它使袁世凯拿到了掌控当时大清国最有实力的武装力量的权力，并最终成为最有能力推翻清朝和压制革命党的重要力量。可见，袁世凯的崛起既是那个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慈禧无形中培养的大清掘墓人之一！（文/讲史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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