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羅馬 1950–1965”藝術展迎來了展期的最後幾日，這個由傑勒馬諾·切蘭特（Germano Celant）構思並策劃的展覽，是榮宅於2017年10月重新對外開放後的首個藝術展，帶來了13位意大利藝術家的三十餘件作品。
作為“貧窮藝術”的提出者，策展人傑勒馬諾·切蘭特對這15年間意大利羅馬的歷史與藝術有著切身體會與深刻思考，由他選擇的藝術作品，雖然對於中國觀眾較為陌生，但一定程度上能全方位地展現這15年間羅馬的文化生活，以及背後的社會情況。以下是“鳳凰藝術”為您帶來的視頻及評論報道。
“羅馬 1950–1965”榮宅展覽現場
“羅馬 1950–1965”藝術展開展兩個月以來，備受藝術愛好者的關注，這是上海富有歷史地標含義的榮宅首次推出的藝術展，因此本身具備了一個夯實的基礎。而與此同時，還有一個值得切入的關注點，即主辦方Prada藝術基金會在遴選作品時，並未選擇在國內已經受到眾多關注的意大利六十年代末期“貧窮藝術”（arte povera）運動中例如庫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等著名藝術家，而是將關注點放在早幾年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的羅馬藝術，也許這與上海這座城市以及榮宅的象徵，不無關係。
“羅馬 1950–1965”榮宅展覽的的文獻展區
戰後的羅馬是意大利經濟復甦的領頭羊，與此同時上海也作為剛建國不久的中華大地的重要經濟口岸而快速發展。兩個城市長久以來相似的城市職能，為當下帶來了鮮活、先鋒的感受能力，能為一段不熟悉的藝術時間段帶來親切感。榮宅，可以看作是上海繁榮商業場景的一個縮影，在這樣一個建築內，觀者或許更能從歷史的角度觀看這些與經濟、社會緊密相關的藝術作品。
“羅馬 1950–1965”榮宅展覽的文獻展區
“我們認為，宏偉的世界獲得了一種新的美——速度之美，從而變得豐宣多姿。一輛賽車的外殼上裝飾著粗大的管子，像惡狠狠地張嘴哈氣的蛇……一輛汽車吼叫著，就像踏在機關槍上奔跑，它們比薩色雷斯的勝利女神塑像更美。”
——馬裡內蒂《未來主義宣言》（1909）
“所發生的平凡已經進入藝術領域。微小的東西開始存在，當然是強加於自身的。物質存在與行為已經成為了藝術影劇院及視覺藝術維護著自己反偽裝的權威，他們在探尋過程中去除掉所有帶模仿痕跡、表現手法或語言習慣的東西，來獲取一種新的藝術形式，借用葛羅托斯基劇場的一個詞，我們可以稱之為‘貧窮’。”
——傑勒馬諾·切蘭特（1967）
羅馬 1950–1965”榮宅展覽現場
以上文字出自二十世紀意大利兩種重要藝術形式的提出者，前者詩人馬裡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是二十世紀初一戰前意大利未來主義運動的領導者。而後者傑勒馬諾·切蘭特（Germano Celant）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貧窮藝術”的提出者，也是展覽“羅馬 1950–1965”的策展人，Prada基金會藝術和科學總監。從時間上不難看出，兩種藝術形式前後包圍著展覽所呈現的時代，因此，若能對“未來主義”和“貧窮藝術”有一個簡潔清晰的瞭解，對於走進展覽中所呈現的較為抽象的作品無疑有著助推作用。
“未來主義”以浮誇的文字宣告傳統藝術的死亡，號召創造與新的生存條件相適應的藝術形式。他們毫不掩蓋地大聲讚頌新時代的機器與技術，以及其所帶來的速度、力量和競爭，偏激者亦把他們把戰爭和暴力和恐怖都看做是摧毀舊世界、創造新未來所必需的手段。而“貧窮藝術”則完全不同，他們關注偶然、突發、沒有歷史記載的事物，以一種人類學的視角，致力於“自由投射人類活動”。兩種形式個性鮮明且大不相同，但在1950—1965年間的羅馬，卻能看到兩種形式精華內容的集中呈現。
羅馬 1950–1965”榮宅展覽現場
展覽始於Alberto Burri的作品，相對於其他更為複雜的名字和抽象作品，這位藝術家的創作直接與他在戰爭中從醫的經驗相關，這似乎便於理解，但這並不妨礙Alberto Burri在五六十年代乃至今後幾十年的意大利藝術中的重要性。他與展覽中另外兩位藝術家Giuseppe Capogrossi和Ettore Colla在米蘭組建的團體被稱為“起源派”（Gruppo Origine），他們強烈反對裝飾主義，放棄明顯的立體形式語言，減少顏色，召喚純粹的元素圖像，達到尖銳有力的表達功能。
左： Bianco-Rosso (T T X) (White-Red [T T X]), 1954；右：Alberto Burri， plastica (Red Plastic), 1962
Alberto Burri，《紅色塑料 Red Plastic》（1962）
Giuseppe Capogrossi 左：Superficie 30 (臉譜之30), 1952；右：Superficie 116 (臉譜之116), 1955-70
曾經做過軍醫的Alberto Burri在燒灼製作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被美軍關押在德克薩斯州監獄中。1946年，他回到意大利，以破舊麻袋、縫製塑料、燒焦木片和焊接鐵片作為素材，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涯。圖片來源：和顏書齋
這一團體對於後來的“貧窮藝術”有著顯著地影響，利用生活中的材料以及物質變化，體現“原初”的能量。Burri的作品除選取特殊的材料之外，注重留下痕跡的方式，不僅僅有撕裂、燃燒等外力的方式，培養菌種讓有意拼接的布料再進行自我銷蝕。發黴、腐蝕是生活中常見的自然現象，大多數人不曾發現它的殺傷力，但試想進行成千上百倍的放大，或者經過刻意的引導，能帶來怎樣的結果。這樣的邏輯在戰爭中必然會出現，當它蜷縮於一件尺寸並不誇張的藝術品至上，兩者看似微小，卻持續地在進行慘烈的廝殺。Burri一直強調不希望有過多的言論或者用理論解釋他的藝術，所有藝術品的創造，是為了讓觀者發掘貧瘠與工業材料之間令人驚訝的對等的平衡。
Ettore Colla同樣利用工業環境下的廢料進行創作，卻以更為戲謔的方式呈現。看似冰冷毫無生機的廢料可以組建對藝術具有絕對追求精神的皮格馬利翁，也能隨溫度接受鍛造改變自己成為令人著迷的雜技球。是對新事物永恆性的質疑與不認可？還是對人類看似智慧的行為的調戲？
Alberto Burri, Sacco (Sack), 1952
Ettore Colla, Pigmalione (皮格馬利翁), 1951-55
Ettore Colla, Giocoliere n.3 (雜技球之三), 1967-68
不同於Alberto Burri從三維存在壓制為平面的創作概念，形式派藝術家Carla Accardi作品力圖在平面中構造一個懸浮的立體空間，平面的現實存在不能阻止藝術家想要放置層層疊疊密密麻麻的理念的慾望。這樣的解釋是否與開篇那擁有著瘋了一般的激情的宣言有某種相似，關於不受控制與毫無保留的自我表達。
確實，由Carla Accardi、Antonio Sanfilippo、Piero Dorazio、Pietro Consagra、Giulio Turcato這一群年輕人組成的形式派，對於未來主義與建構主義產生了極強地興趣，並嘗試進行復興。與“起源派”利用原始材料的行為不同，他們對於工業化社會的關注體現在對於用革命性與前衛的行為推動社會和政治事件。
Carla Accardi, Grande rettangolo grigio (dittico) 1960；Scissione orizzontale (HorizontalSplit), 1961；Cerchio (Negativo) (Circle[Negative]), 1959
展覽現場Antonio Sanfilippo作品
同時這一團體對於物質社會的解構與科學快速發展，以及科學的思考方式逐步滲入不無關係。在觀看Carla Accardi、Antonio Sanfilippo和Giulio Turcatod的作品時，觀者很容易就能發現宇宙學與生物學探索成果被利用於組成藝術作品，元素構成或宇宙懸浮的視覺表現尤為突出，他們在潛意識裡一直試圖尋找肯定藝術存在的客觀性因素。
展覽現場Giulio Turcato作品
相對於上述三人竭力製造眼花繚亂的語序不同，Piero Dorazio則傳達了鮮豔顏色平鋪之下的靜謐，粉色、橙色、大紅、亮藍，飽和度與亮度極高的顏色則呈現出與其本身物理性質相反的感受力。
從左至右：Piero Dorazio, Orangerie , 1962；Sottovoce blu (Blue Whisper), 1960-61；Aiuto Musa! (Help Me Muse!), 1960；Lettera al Rosso (Letter in Red), 1959
而其他個性化的藝術家如Gastone Novelli、Afro Basaldella，他們幸而有機會在法西斯嚴禁下週遊列國，接受美國先鋒抽象主義的洗禮，趨於表現主義的表達方式，其畫作從形式及內涵上都比以上兩派自由飄逸，超脫意大利藝術傳統的條框。比如在Afro Basaldella的《犯罪事件》中，立體主義的風格以更唯美的方式被表現了出來。
Afro Basaldella, Cronaca nera (犯罪事件), 1951
Gastone Novelli, 左：Je suis ce qui m’étonne (I Am What Astonishes Me), 1959；右：La peur dans le fond (Fear in the Background), 1959
與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藝術不同，戰後藝術更具備世界範圍內藝術節點的特徵，不同戰爭期間藝術家受到戰爭本身的決定性影響，戰後藝術並未表現出絕對的虛無與理想化，甚至對於技術信仰也沒有一致性地進行反對。“藝術如何起作用”與“藝術作為一種語言形式”是藝術家們前進的主要驅動力。
正如美國藝術史學家H.W.詹森（H.W.Janson）所總結：“五十年代，藝術與圖像創作成為一種語言形式，藝術家們致力於在作品中揭示其視覺語言的結構以及視覺語言用於表達觀念、意見，乃至欺騙或操縱觀眾的複雜方式。藝術家同時還意識到，藝術不需要被限制在傳統媒介之中，藝術也並非必須掛在牆上或安防在基座上，藝術家可以用任何東西來創作藝術。”
Toti Scialoja,左：Impronte nere (Black Marks), 1960；右：Il segno nero (The Black Sign), 1956
羅馬這十五年間的藝術無疑符合這種大規律，即戰後藝術，本質上來說是對藝術的一種全新重釋，藝術家的創作建立在懷疑繪畫之上。但與此時的藝術中心美國的戰後藝術無限接近工業的生產方式的質疑方式不同，羅馬的藝術家們提出的問題更像是：用這些工業材料創造的避免裝飾的作品，是否是與社會狀態有所不同的藝術精神。
意大利作為二戰中的戰敗國，雖然受到的懲罰並不如其餘軸心國之重，但在戰爭結束的最初，先經歷了一場國家體制的大變動，而後突然爆發的經濟繁榮並非完全自發。加入馬歇爾計劃是這個國家戰後重建的必要條件，因此這樣的經濟繁榮，可以說是在其它國家的控制與規劃之下。並且，這場繁榮並不是沒有結尾的，1969年的經濟突然下滑，這個國家開始了15年如鉛一般在沉重的時期。
左：EttoreColla, Rilievo legno e ferro (Wood and Iron Relief), 1961
Nino Franchina, Ala rossa (Red Wing), 1951
在這樣的背景下，意大利戰後藝術無法企及古羅馬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一枝獨秀，曾經藝術上對於人性的凸顯與理想光環並未一以貫之。戰後的藝術家多少都開始對人類以及技術開發進行反思：如若說藝術存在的本身與人性光輝息息相關，那在經歷殘酷殺戮的場面之後，生命的能力與貧瘠，是否應該被表現。
這場在時間跨度只有15年，並且只有30餘件作品，在展覽規模上並不大的展示，最終呈現超出了這些數字範圍內的多元。這15年間沒有統一藝術觀念與限制的探索，雖然並未站在同時期藝術的主舞臺上，卻在隨後帶來了至今還有重要影響的“貧窮藝術”。其中貫穿的是“讓‘原初’能量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實般地自然發生，而不是藉由表現、觀念或規範語言來傳達，試圖創造出一種對事物與空間的主觀理解。”的創作方式。【原文為意大利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著），段君（譯）】
Mirko Basaldella, Sacerdote (Priest), 1967
策展人切蘭特不僅出版了多部關於貧窮藝術家的專著，還從社會角度、經濟角度、政治角度和文化背景角度，編著了關於意大利戰後藝術的書、大事記及選集。通過他所策劃的展覽來了解羅馬1950-1965年之間的藝術理念與風格是一條非常有效地途徑。
“切蘭特所選擇的15年當中，羅馬的經濟發展非常好，其實和上海也有一些異曲同工之妙，上海是一個迸發著創新活力的城市。其實在這15年時段中，我們也發現中國藝術家沒有延續之前的先鋒派之類的風格，而是大膽的否定，並且產生了不同形式的、具象的展覽形式。因此選擇在不同的國家辦展，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窺見那15年間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藝術動態，不只是侷限於羅馬這座城市。”基金會的項目總監阿斯特麗德·維爾特（Astrid Welter）在接受“鳳凰藝術”採訪時說到。
最後，回到榮宅，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灘最顯赫的私人官邸之一，是榮氏實業帝國財富的顯現，如今經過修復，散發出不同的閃光點。在某個空間層面，意大利戰後藝術也是一樣，在過往的輝煌標記上重建，新添生機。
榮宅內外圖景
展覽信息
Alberto Burri Rosso plastica (Red Plastic), 1962 © Fondazione Palazzo Albizzini Collezione Burri, Città di Castello – by SIAE 2018
“羅馬 1950–1965”藝術展
展覽地點：上海Prada榮宅 （上海市靜安區陝西北路186號）
展覽時間：2018.3.23—2018.5.27
策展人：Germano Celant
藝術家：Carla Accardi、Afro Basaldella、Mirko Basaldella、Alberto Burri、Giuseppe Capogrossi、Ettore Colla、Pietro Consagra、Piero Dorazio、Nino Franchina、Gastone Novelli、Antonio Sanfilippo、Toti Scialoja、Giulio Turcato
關於榮宅
榮宅內外圖景
榮宅始建於1918年，2004年入列靜安區文化遺產。這座歷史名邸在Prada的推動下，歷經漫長而精心的修繕，再現往日恢弘，於2017年10月重新開放。Prada榮宅現被打造為一個多功能空間，用於承辦Prada集團在中國的眾多活動，推廣中國文化和推進亞歐對話、助力Miuccia Prada和Patrizio Bertelli在中國尋求與探究新的藝術與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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