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罗马 1950–1965”艺术展迎来了展期的最后几日，这个由杰勒马诺·切兰特（Germano Celant）构思并策划的展览，是荣宅于2017年10月重新对外开放后的首个艺术展，带来了13位意大利艺术家的三十余件作品。
作为“贫穷艺术”的提出者，策展人杰勒马诺·切兰特对这15年间意大利罗马的历史与艺术有着切身体会与深刻思考，由他选择的艺术作品，虽然对于中国观众较为陌生，但一定程度上能全方位地展现这15年间罗马的文化生活，以及背后的社会情况。以下是“凤凰艺术”为您带来的视频及评论报道。
“罗马 1950–1965”荣宅展览现场
“罗马 1950–1965”艺术展开展两个月以来，备受艺术爱好者的关注，这是上海富有历史地标含义的荣宅首次推出的艺术展，因此本身具备了一个夯实的基础。而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值得切入的关注点，即主办方Prada艺术基金会在遴选作品时，并未选择在国内已经受到众多关注的意大利六十年代末期“贫穷艺术”（arte povera）运动中例如库奈里斯（Jannis Kounellis）等著名艺术家，而是将关注点放在早几年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的罗马艺术，也许这与上海这座城市以及荣宅的象征，不无关系。
“罗马 1950–1965”荣宅展览的的文献展区
战后的罗马是意大利经济复苏的领头羊，与此同时上海也作为刚建国不久的中华大地的重要经济口岸而快速发展。两个城市长久以来相似的城市职能，为当下带来了鲜活、先锋的感受能力，能为一段不熟悉的艺术时间段带来亲切感。荣宅，可以看作是上海繁荣商业场景的一个缩影，在这样一个建筑内，观者或许更能从历史的角度观看这些与经济、社会紧密相关的艺术作品。
“罗马 1950–1965”荣宅展览的文献展区
“我们认为，宏伟的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美——速度之美，从而变得丰宣多姿。一辆赛车的外壳上装饰着粗大的管子，像恶狠狠地张嘴哈气的蛇……一辆汽车吼叫着，就像踏在机关枪上奔跑，它们比萨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塑像更美。”
——马里内蒂《未来主义宣言》（1909）
“所发生的平凡已经进入艺术领域。微小的东西开始存在，当然是强加于自身的。物质存在与行为已经成为了艺术影剧院及视觉艺术维护着自己反伪装的权威，他们在探寻过程中去除掉所有带模仿痕迹、表现手法或语言习惯的东西，来获取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借用葛罗托斯基剧场的一个词，我们可以称之为‘贫穷’。”
——杰勒马诺·切兰特（1967）
罗马 1950–1965”荣宅展览现场
以上文字出自二十世纪意大利两种重要艺术形式的提出者，前者诗人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是二十世纪初一战前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而后者杰勒马诺·切兰特（Germano Celant）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贫穷艺术”的提出者，也是展览“罗马 1950–1965”的策展人，Prada基金会艺术和科学总监。从时间上不难看出，两种艺术形式前后包围着展览所呈现的时代，因此，若能对“未来主义”和“贫穷艺术”有一个简洁清晰的了解，对于走进展览中所呈现的较为抽象的作品无疑有着助推作用。
“未来主义”以浮夸的文字宣告传统艺术的死亡，号召创造与新的生存条件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他们毫不掩盖地大声赞颂新时代的机器与技术，以及其所带来的速度、力量和竞争，偏激者亦把他们把战争和暴力和恐怖都看做是摧毁旧世界、创造新未来所必需的手段。而“贫穷艺术”则完全不同，他们关注偶然、突发、没有历史记载的事物，以一种人类学的视角，致力于“自由投射人类活动”。两种形式个性鲜明且大不相同，但在1950—1965年间的罗马，却能看到两种形式精华内容的集中呈现。
罗马 1950–1965”荣宅展览现场
展览始于Alberto Burri的作品，相对于其他更为复杂的名字和抽象作品，这位艺术家的创作直接与他在战争中从医的经验相关，这似乎便于理解，但这并不妨碍Alberto Burri在五六十年代乃至今后几十年的意大利艺术中的重要性。他与展览中另外两位艺术家Giuseppe Capogrossi和Ettore Colla在米兰组建的团体被称为“起源派”（Gruppo Origine），他们强烈反对装饰主义，放弃明显的立体形式语言，减少颜色，召唤纯粹的元素图像，达到尖锐有力的表达功能。
左： Bianco-Rosso (T T X) (White-Red [T T X]), 1954；右：Alberto Burri， plastica (Red Plastic), 1962
Alberto Burri，《红色塑料 Red Plastic》（1962）
Giuseppe Capogrossi 左：Superficie 30 (脸谱之30), 1952；右：Superficie 116 (脸谱之116), 1955-70
曾经做过军医的Alberto Burri在烧灼制作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美军关押在德克萨斯州监狱中。1946年，他回到意大利，以破旧麻袋、缝制塑料、烧焦木片和焊接铁片作为素材，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图片来源：和颜书斋
这一团体对于后来的“贫穷艺术”有着显著地影响，利用生活中的材料以及物质变化，体现“原初”的能量。Burri的作品除选取特殊的材料之外，注重留下痕迹的方式，不仅仅有撕裂、燃烧等外力的方式，培养菌种让有意拼接的布料再进行自我销蚀。发霉、腐蚀是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大多数人不曾发现它的杀伤力，但试想进行成千上百倍的放大，或者经过刻意的引导，能带来怎样的结果。这样的逻辑在战争中必然会出现，当它蜷缩于一件尺寸并不夸张的艺术品至上，两者看似微小，却持续地在进行惨烈的厮杀。Burri一直强调不希望有过多的言论或者用理论解释他的艺术，所有艺术品的创造，是为了让观者发掘贫瘠与工业材料之间令人惊讶的对等的平衡。
Ettore Colla同样利用工业环境下的废料进行创作，却以更为戏谑的方式呈现。看似冰冷毫无生机的废料可以组建对艺术具有绝对追求精神的皮格马利翁，也能随温度接受锻造改变自己成为令人着迷的杂技球。是对新事物永恒性的质疑与不认可？还是对人类看似智慧的行为的调戏？
Alberto Burri, Sacco (Sack), 1952
Ettore Colla, Pigmalione (皮格马利翁), 1951-55
Ettore Colla, Giocoliere n.3 (杂技球之三), 1967-68
不同于Alberto Burri从三维存在压制为平面的创作概念，形式派艺术家Carla Accardi作品力图在平面中构造一个悬浮的立体空间，平面的现实存在不能阻止艺术家想要放置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理念的欲望。这样的解释是否与开篇那拥有着疯了一般的激情的宣言有某种相似，关于不受控制与毫无保留的自我表达。
确实，由Carla Accardi、Antonio Sanfilippo、Piero Dorazio、Pietro Consagra、Giulio Turcato这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形式派，对于未来主义与建构主义产生了极强地兴趣，并尝试进行复兴。与“起源派”利用原始材料的行为不同，他们对于工业化社会的关注体现在对于用革命性与前卫的行为推动社会和政治事件。
Carla Accardi, Grande rettangolo grigio (dittico) 1960；Scissione orizzontale (HorizontalSplit), 1961；Cerchio (Negativo) (Circle[Negative]), 1959
展览现场Antonio Sanfilippo作品
同时这一团体对于物质社会的解构与科学快速发展，以及科学的思考方式逐步渗入不无关系。在观看Carla Accardi、Antonio Sanfilippo和Giulio Turcatod的作品时，观者很容易就能发现宇宙学与生物学探索成果被利用于组成艺术作品，元素构成或宇宙悬浮的视觉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在潜意识里一直试图寻找肯定艺术存在的客观性因素。
展览现场Giulio Turcato作品
相对于上述三人竭力制造眼花缭乱的语序不同，Piero Dorazio则传达了鲜艳颜色平铺之下的静谧，粉色、橙色、大红、亮蓝，饱和度与亮度极高的颜色则呈现出与其本身物理性质相反的感受力。
从左至右：Piero Dorazio, Orangerie , 1962；Sottovoce blu (Blue Whisper), 1960-61；Aiuto Musa! (Help Me Muse!), 1960；Lettera al Rosso (Letter in Red), 1959
而其他个性化的艺术家如Gastone Novelli、Afro Basaldella，他们幸而有机会在法西斯严禁下周游列国，接受美国先锋抽象主义的洗礼，趋于表现主义的表达方式，其画作从形式及内涵上都比以上两派自由飘逸，超脱意大利艺术传统的条框。比如在Afro Basaldella的《犯罪事件》中，立体主义的风格以更唯美的方式被表现了出来。
Afro Basaldella, Cronaca nera (犯罪事件), 1951
Gastone Novelli, 左：Je suis ce qui m’étonne (I Am What Astonishes Me), 1959；右：La peur dans le fond (Fear in the Background), 1959
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艺术不同，战后艺术更具备世界范围内艺术节点的特征，不同战争期间艺术家受到战争本身的决定性影响，战后艺术并未表现出绝对的虚无与理想化，甚至对于技术信仰也没有一致性地进行反对。“艺术如何起作用”与“艺术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是艺术家们前进的主要驱动力。
正如美国艺术史学家H.W.詹森（H.W.Janson）所总结：“五十年代，艺术与图像创作成为一种语言形式，艺术家们致力于在作品中揭示其视觉语言的结构以及视觉语言用于表达观念、意见，乃至欺骗或操纵观众的复杂方式。艺术家同时还意识到，艺术不需要被限制在传统媒介之中，艺术也并非必须挂在墙上或安防在基座上，艺术家可以用任何东西来创作艺术。”
Toti Scialoja,左：Impronte nere (Black Marks), 1960；右：Il segno nero (The Black Sign), 1956
罗马这十五年间的艺术无疑符合这种大规律，即战后艺术，本质上来说是对艺术的一种全新重释，艺术家的创作建立在怀疑绘画之上。但与此时的艺术中心美国的战后艺术无限接近工业的生产方式的质疑方式不同，罗马的艺术家们提出的问题更像是：用这些工业材料创造的避免装饰的作品，是否是与社会状态有所不同的艺术精神。
意大利作为二战中的战败国，虽然受到的惩罚并不如其余轴心国之重，但在战争结束的最初，先经历了一场国家体制的大变动，而后突然爆发的经济繁荣并非完全自发。加入马歇尔计划是这个国家战后重建的必要条件，因此这样的经济繁荣，可以说是在其它国家的控制与规划之下。并且，这场繁荣并不是没有结尾的，1969年的经济突然下滑，这个国家开始了15年如铅一般在沉重的时期。
左：EttoreColla, Rilievo legno e ferro (Wood and Iron Relief), 1961
Nino Franchina, Ala rossa (Red Wing), 1951
在这样的背景下，意大利战后艺术无法企及古罗马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枝独秀，曾经艺术上对于人性的凸显与理想光环并未一以贯之。战后的艺术家多少都开始对人类以及技术开发进行反思：如若说艺术存在的本身与人性光辉息息相关，那在经历残酷杀戮的场面之后，生命的能力与贫瘠，是否应该被表现。
这场在时间跨度只有15年，并且只有30余件作品，在展览规模上并不大的展示，最终呈现超出了这些数字范围内的多元。这15年间没有统一艺术观念与限制的探索，虽然并未站在同时期艺术的主舞台上，却在随后带来了至今还有重要影响的“贫穷艺术”。其中贯穿的是“让‘原初’能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实般地自然发生，而不是借由表现、观念或规范语言来传达，试图创造出一种对事物与空间的主观理解。”的创作方式。【原文为意大利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著），段君（译）】
Mirko Basaldella, Sacerdote (Priest), 1967
策展人切兰特不仅出版了多部关于贫穷艺术家的专著，还从社会角度、经济角度、政治角度和文化背景角度，编著了关于意大利战后艺术的书、大事记及选集。通过他所策划的展览来了解罗马1950-1965年之间的艺术理念与风格是一条非常有效地途径。
“切兰特所选择的15年当中，罗马的经济发展非常好，其实和上海也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上海是一个迸发着创新活力的城市。其实在这15年时段中，我们也发现中国艺术家没有延续之前的先锋派之类的风格，而是大胆的否定，并且产生了不同形式的、具象的展览形式。因此选择在不同的国家办展，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窥见那15年间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艺术动态，不只是局限于罗马这座城市。”基金会的项目总监阿斯特丽德·维尔特（Astrid Welter）在接受“凤凰艺术”采访时说到。
最后，回到荣宅，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最显赫的私人官邸之一，是荣氏实业帝国财富的显现，如今经过修复，散发出不同的闪光点。在某个空间层面，意大利战后艺术也是一样，在过往的辉煌标记上重建，新添生机。
荣宅内外图景
展览信息
Alberto Burri Rosso plastica (Red Plastic), 1962 © Fondazione Palazzo Albizzini Collezione Burri, Città di Castello – by SIAE 2018
“罗马 1950–1965”艺术展
展览地点：上海Prada荣宅 （上海市静安区陕西北路186号）
展览时间：2018.3.23—2018.5.27
策展人：Germano Celant
艺术家：Carla Accardi、Afro Basaldella、Mirko Basaldella、Alberto Burri、Giuseppe Capogrossi、Ettore Colla、Pietro Consagra、Piero Dorazio、Nino Franchina、Gastone Novelli、Antonio Sanfilippo、Toti Scialoja、Giulio Turcato
关于荣宅
荣宅内外图景
荣宅始建于1918年，2004年入列静安区文化遗产。这座历史名邸在Prada的推动下，历经漫长而精心的修缮，再现往日恢弘，于2017年10月重新开放。Prada荣宅现被打造为一个多功能空间，用于承办Prada集团在中国的众多活动，推广中国文化和推进亚欧对话、助力Miuccia Prada和Patrizio Bertelli在中国寻求与探究新的艺术与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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