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一位将领被太平军围困在庐州，弹尽粮绝，情况万分危急。他写信向曾国藩求救，咸丰皇帝也诏令曾国藩迅速出兵。可是，曾国藩按兵不动。太平军炸塌水西门城墙，并乘势杀入。城内兵勇抱头鼠窜，乱作一团。这位将领知大势已去，引刀自刎，为部下所阻。转战至水闸桥，身受七伤，投古塘而死，时年42岁。
他就是湘军祖师爷江忠源。
曾国藩不但和江忠源是湖南同乡，而且私交很深。江忠源客居京城期间，开始几年，由于生活落拓不羁，爱饮嗜赌，垂涎美色，一般士人不屑与之交往。
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江忠源进入了曾国藩的生活圈子。那天，江忠源跟随郭嵩焘来见曾国藩。宾主谈话非常活跃，却没有切磋学问，尽聊一些市井琐事。江忠源非常随意，不时开怀大笑。当时出了一个小意外，江忠源的衣袖将茶杯扫落在地，跌得粉碎。江忠源并不拘谨，继续谈笑自如。如此胸襟坦荡，侠气酣畅的情怀，深深打动了曾国藩，竟使他有相见恨晚之感。分别时，曾国藩送他们出门，回头小声地对郭嵩焘说：“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此人他日当办大事，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郭嵩焘不明白，追问缘由。曾国藩说：“凡人言行，如青天白日，毫无文饰者，必成大器。”
咸丰皇帝登基时，命曾国藩举荐人才，曾国藩向咸丰皇帝推荐的六位干才中，江忠源就名列其中。1851年(咸丰元年)，大学士赛尚阿赴广西镇压太平军。江忠源也被征调到军中，深受副都统乌兰泰的器重。后来，江忠源回乡召集乡兵五百人，组建楚勇，奔赴广西。
楚勇最初只有500人，但有鲜明的文化信仰和政治理念，后扩编为1500人，虽然装备简陋，军容欠整，甚至“衣履敝黯，形体短小，绿营官兵窃以为笑”，太平军也认为新募之勇不足为战，但勇猛无比，以一当十，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曾国藩的重要幕僚王定安在《湘军记》中所评价的：“江忠源初创楚勇，其时草昧缔构，实为湘军滥觞”；王闿运在《湘军志》中也认为“楚（湘）军起于江忠源”，是这支湖南地方武装的开山鼻祖。
江忠源于1852年率新宁楚勇开赴湘桂边界在全州以北之蓑衣渡，伏击抵抗北上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取得全州战役的胜利，著名的蓑衣渡大捷让太平天国的南王冯云山折戟沉沙，第一次显示了湘军强盛的战斗力和人文冲击力。
随后，江忠源又奉命回师省城，参加长沙保卫战，抵抗太平军的围攻，在骆秉章、左宗棠的统筹下，江忠源亲临前线，指挥作战，集中猛烈炮火轰击太平军主力，致使西王萧朝贵中炮阵亡，太平军只得鸣金收兵，绕城而亡，省会得以保全，长沙的战略地位立即凸显，成为以后湘军的大本营和庞大的战略后方。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江忠源统领的地方武装取得两战两捷，让太平天国折损两位领袖的赫然战果，是破天荒的事情，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朝野。江忠源也由一个知县快速提拔为封疆大吏，而且深受咸丰皇帝器重。而此时的曾国藩正碌碌无为。
曾国藩给予江忠源的机会实际上也是给了自己机会，正因为全州大捷和长沙保卫战的胜利，促成朝廷做出了起用曾国藩在籍训练湘军的重大决策，曾国藩不辱使命，继江忠源后投笔从戎，踏上军旅，继而开创出湘军逐步成为国家军队的历史新局面，也在近代史上首次打出了湖湘文化的鲜艳旗帜，以致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走向。
江忠源是湘军无可争辩的创始人，是湘军初期最重要的统帅，也是湘军中最早出任巡抚要职的将领。如果说曾国藩后来成为湘军的主要统帅，那么在1854年江忠源殉国前，他一直是湘军的前敌总指挥，而且还是曾国藩创办湘军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咸丰皇帝最初给曾国藩的指示只是让他帮办团练，维持地方治安，并没有给他创建湘军的权力，正式由于江忠源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多次例举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的业绩，获得了朝廷对这支地方武装的认可与信任，等于为曾国藩以后不断扩军和湘军取得国家军队的合法地位填写了通行证，湘军的扩军也是借助江忠源的名义才得以被朝廷认可。
当江忠源被围庐州时，无论于公于私，曾国藩都应该去救江忠源。可是，曾国藩最终没有去救，使江忠源战死庐州。这是为什么呢？
据史书记载：咸丰三年的最后一个月，朝廷命令曾国藩率领水师北上长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一起，水陆夹击太平军。文宗接连下诏，催促曾国藩出兵。可曾国藩小心翼翼地推托，提出四省共同防御的建议，并说湖北黄州有太平军，援兵无法很快到达安徽境内。认为庐州确实为燃眉之急，但论天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如果能够保住武昌，就可以控制金陵上游，巩固荆襄门户，沟通广东、广西和四川的饷道。所以，目前应集合湖南和湖北的兵力，水陆并进，以追为堵，不使太平军的船队驶回武昌。曾国藩又写信给吴文镕，说湖南湖北两省以坚守省会为主，等到水师练成之后，才可以向东进军。朝廷见曾国藩一再推延出兵的日期，十分焦急，下一道诏书，说安徽省急待援救，如果曾国藩偏执己见，便会延误战机。咸丰皇帝甚至在诏书里写道：我看了你的奏章，要把几个省的军务，由你一人担当，试问以你的才力，能够担当下来吗？你能主动承担重任，是那些胆小害怕的人无法相比的，但是你既然把大话说出口了，就要全部做到，你去办给朕看一看！咸丰皇帝把话说到这个地步，曾国藩自然能够掂出其中沉甸甸的分量。然而，曾国藩还是不出兵。曾国藩之所以迟迟不出兵，是他确有实际的困难。新募的湘勇训练不够，正在省内分头攻打会党，没有得到休整，军饷也很匮乏，武器、旗帜和军服都很简陋，所以他不愿带兵出省作战。他还要等一等，直到他有把握出师告捷的那一天。
史学家们对曾国藩抗旨不尊、见死不救不但没有微词，还对曾国藩不顾朋友私情，顶住皇帝和朝廷的压力拒绝出兵赞不绝口。认为曾国藩具有远见卓识，识大体顾大局，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是真正的帅才。
史学家们的分析和赞赏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关注的仅仅局限于“公”的方面，却忽略了夹杂其中的许多“私”的因素。
江忠源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由一个书生晋升为封疆大吏，而当时的曾国藩，还只是一个帮办团练大臣。江忠源是曾国藩推荐的，而被推荐者的地位和权势却已经远远超过了推荐者。这种反差，势必在曾国藩的内心深处造成一种失落。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帮办团练，主要任务是为湖南“保境安民”，兵勇也只有一千人。后来，在江忠源的要求下，并由江忠源禀明皇上，曾国藩才得以为江忠源代募代训勇兵5000人为幌子扩编湘军，从而获得了扩军的合法地位。而且，湘军的水师，也是江忠源的构想和策划，并由江忠源向朝廷争取到的。也就是说，曾国藩团练的主要任务，只是为江忠源提供兵源而已。江忠源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几乎已经将曾国藩完全遮挡住了。这对野心勃勃的曾国藩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面对的。
还有一点，曾国藩和湖南官场有很多龃龉，处处受巡抚骆秉章和诸多官员的制约和掣肘，日子过得很不顺心，甚至可以说是窝囊。曾国藩奉旨到长沙办团练，挂出“湖南审案局”的招牌。自认为是京官，又是钦命大臣，遂大刀阔斧，想干一番事业，许多事情不与巡抚商量，自作主张。巡抚骆秉章恼恨曾国藩的手伸得太长，对自己构成了威胁。骆秉章为了打压牵制曾国藩，努力营造自己的势力体系。他暗地里支持绿营与湘军作对，暗地里让长沙官场给曾国藩办事增加难度，最终逼迫曾国藩将湘军大本营从长沙搬到衡州。他还支持和曾国藩意见相左的湘军将领王錱，使王錱脱离了曾国藩，转投到骆秉章麾下。他不断向朝廷举荐江忠源，使江忠源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一个书生晋升为封疆大吏。骆秉章不仅举荐江忠源，还努力举荐楚军的其他将领，如刘长佑、刘坤一、江忠义等，使他们一个个平步青云。骆秉章针对曾国藩的这一策略，曾国藩当然心知肚明。
就是这样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使曾国藩按兵不动。也正因为这些因素，使曾国藩如愿以偿，获得了剿灭太平军的首功，实现了人生的最高目标。
历史众说纷纭，曾国藩不救江忠源，或许既有公义，又有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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