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体的地方，就会有“狗仔队”的存在。新闻是媒体生存的保证，现在如此，古代亦然。南宋时期，新闻媒体相对比较单一，以京城临安为例，堂堂首都，也只有两份类似于现代报纸的媒体，一份是官方的“朝报”，一份是民间的“小报”。“朝报”由中央政府的进奏院负责编辑和发行，从业者是清一色的在职官员，“凡朝廷政事设施、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均由“朝报”播告天下，是政府各部门机构、全国各地官吏了解、获取政府信息的一个主要媒体。“小报”则纯属非法的民间喉舌，其采编、印刷、发行人员均为布衣百姓，新闻内容十分庞杂，有官方提供（有偿购买）的政治、经济、军事事件，又有社会上新鲜、奇异、有趣的传闻，还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的假新闻，甚至还出现了类似于现在的时评性质的评论，比如以某种假托方式来表达对宰相百官和朝廷官员变动的看法等等。
官方媒体“朝报”是不愁新闻来源的，朝廷的任何风吹草动最后都会聚集到“朝报”编辑的手中，他们无需刺探。但是，由于利益的驱动，这些“朝报”的编辑们却喜欢故意“泄密”，把一些有价值的新闻卖给“小报”记者，以谋取相当数量的钱财。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就曾经有过两位新闻官员因出卖新闻被有司各杖一百，以示惩戒。他们分别名叫刘资和冯时，是中国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两个有名有姓的新闻工作者。
民间的“小报”就不一样了，为了生存，必须要有一个庞大的从业人员队伍，也就是“狗仔队”。南宋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有官员向宋光宗报告：为了“坐获不赀之利”，“小报”采访人员到处打探消息，收集新闻线索，甚至用贿赂之法来向进奏官获取消息。可见，当时的“小报”为了获取有价值的新闻，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了。
随着民间对新闻的需求越来越频繁、广泛和深入，“小报”到了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已经是“日书一纸”了，也就是说，当时的“小报”已经确确实实地成为了“日报”，而且还是民办的“日报”，猎取新闻的难度就更大了，“狗仔队”面临着更艰难的挑战，刺探新闻的手段更加花样百出。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临安城内的“小报”采访人员进一步被人曝光，即使在临安的皇宫、中央机关和各级官署内，都活跃着一批为“小报”办事并获取好处的公开或半公开“记者”，他们的能量可真不小。
在“狗仔队”四处活动的同时，还有一个专门从事类似于今天的新闻爆料者角色的特殊信息传播人员队伍，当时人称“喜虫儿”。“喜虫儿”都是百司衙兵，负责科举考试揭榜或发榜，有一定的新闻来源渠道。他们依靠打听和出售新闻来谋生，与“朝报”编辑官员、“小报”从业人员一起，把南宋时期的新闻传播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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