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国元年正月初一日（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正式建立新朝。立王氏（就是那位穿着简朴的夫人）为皇后，四子王临为皇太子，三子王安为新嘉辟（辟，即国君之意），又封王宇诸子为公。大赦天下。
随即，王莽调整了自己的领导班子，以太师王舜、太傅平晏、国师刘歆、国将哀章（是为“四辅”）、大司马甄邯、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是为“三公”）、更始将军甄丰、卫将军王兴、立国将军孙建和前将军王盛（是为“四将”）为十一公，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其中，王兴以前不过是城门令史，而王盛就是个卖饼的，只因为在金匮图中有他们的名字，就一跃而成为帝国的最高领导集体中的一员，王莽的迷信与书生气可见一斑。
此外，王莽调整了部分官制和地名，最主要的是安抚、控制原来汉朝的诸宗室，以巩固新政权的稳定。比起王莽复出时所用的一年，这一次所用的时候却少得多，仅仅用了三个月。
如果仅仅是为了做皇帝，王莽此时可以像他的表哥汉成帝那样，醉生梦死去了。但是，正如柏杨所言：
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刘邦不同，刘邦之类只是为了当帝当王，满足私欲。王莽则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终于掌握了帝国最高权力、获得全天下绝大多数人拥护的王莽，对于实践自己的儒家理想，已经显得那么的迫不及待了。
王莽很快坐稳了皇帝位
这年四月，在刚刚平定徐乡侯刘快的叛乱后，王莽就马上颁布了一道土地改革的诏书。其惊天动地的程度，只有商鞅“废井田”可以与之匹敌。这将成为王莽全面实现梦想的起点，也将成为令他难以自拔的深渊。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能否成为一个势力，关键要看两个事情：一是拥有多少土地，二是拥有多少人口；而一个政权能否强盛，关键要看的仍然是这两点。
因此，从土地私有化在全国大面积推行起，国家与地主，就渐渐为了土地和人口而开始明争暗斗。到了西汉末年，土地与人口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当时的第一个问题是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官僚、商人、豪强，无不在利用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手段兼并农民的土地。元帝时的丞相张禹，独占关中良田400顷，约占整个渭水流域良田的1/10；那个董贤，更是一次就从哀帝那里拿到2000余顷的土地。
这必然造成小农经济的破产，农民变成无所生计的流民，或成为豪强的佃农，一些运气不好的甚至被迫卖身为奴。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奴婢问题。豪强蓄养私奴已经司空见惯，因“犯罪”而沦为官府奴婢的也越来越多。
奴婢不能像编户齐民那样给国家提供赋税，而只为官府或地主提供家内劳役，这必然导致国家劳动力的大幅度减少。
从而，这又导致了第三个问题：统治的瓦解。无论是流民还是奴婢，他们都使得国家控制的编户民锐减，国家的财政税收和服役人数都大幅下降。而土地和人口流入豪强私门，又必然使这些豪强地主势力越来越大，使得秦制帝国的触角无法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此外，那些没有被豪强地主吸收的流民则流落街头，他们为避免饿死，只能聚为强盗，甚至揭竿而起。秦制帝国正在瓦解，走向崩溃的边缘。
秦制帝国的危机也还罢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则与儒生的理想大相径庭，所以从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到汉元帝时的贡禹、汉成帝时的谷永，无数儒士前仆后继，向当时的皇帝提出限制土地兼并的重要性，甚至在汉哀帝时，师丹拿出了限田方案，尝试推行。这被民国的史学家们称为“均产运动”。
当然，在秦制帝国的背景下，权力家是不受约束的，儒士们这些努力只能是徒劳。而实力日益强悍的豪强地主的反抗，也令这些理想寸步难行。
一百多年了，儒生们终于迎来了理论变为现实的一天。儒生第一次成为了帝国的最高决策人，“均产运动”达到了最高峰。
王莽认识到，土地与人口问题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过去那种捐钱免税的小恩小惠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甚至限田这种渐进性的改革也不足以扭转乾坤。王莽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土地与人口的问题。他下《限田禁奴婢诏》中说：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兰，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书》曰“予则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后被此辜矣。 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看来，王莽对于土地问题有很深的认识。在他看来，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是造成土地兼并和社会两极分化的最根本原因，即所谓“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
因此，王莽认为，要解决土地兼并，并最终解决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全面实现儒家经典中的大同世界，最根本的就是要废除土地私有制。
如果我们仅从理论上来观之，就能感觉到王莽的洞察力和魄力。他直接从土地私有制性质和土地商品性质着手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比中国古代历朝的土地改革方案都要想得彻底。难怪胡适要高呼王莽是“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而秦晖要称王莽的制度是“井田制社会主义”了。
王莽的全面土地国有化政策其实很简单：全国土地均为国有，改名“王田”，不准买卖；一家若有八个男丁，即可占田1井（900亩）；一家男丁不够八人，而田产超过900亩的，要将超额部分的田产分给宗族和乡邻无田而应受田者；没有田地的家庭，按照新田制受田。
井田制示意图
王莽的王田制度并不是凭空而出，他是参照《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相关记载。
关于《孟子》中提到的井田制，究竟是上古真实的存在，还是孟子本人的制度设计，向来有争议。但王莽在孟子的基础上更极端了一百倍。在井田制中，尚有“公田”与“私田”之分，在“公田”中的劳动成功要向国家上缴，而“私田”中的劳动成果则归劳动者及其家庭所有；可是王田制中，我们只看见了公田，私田已经被彻底消灭了。
王莽敢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样激进的改革措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曾经在地方做过实验。
按他自己所说：“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颜师古说，“大麓”是指王莽出任宰衡太傅大司马时。
王莽出任此职在平帝元始四至五年间（公元4年至5年），而他所提到的“反虏逆贼”能够阻止这次试验，说明声势浩大，可能说的是居摄二至三年间（公元6年至7年）的翟义、赵明之乱。也就是说，王莽在称帝前，曾经在局部地区作过均田的实验达两三年之久，成效显著。
这说明，在体量小、结构简单的单位里面，统治者个人的力量能够贯彻，短期内实行这种土地公有制度并非完全不可能（长期效果咱们先不谈）。
这里笔者特别提一下，王莽实行均田试验的地方，可能就包括前面提到的安民县。如前所述，元始二年，在皇家马苑的基础上，王莽建制安民县，用于安置流民。安民县土地即为国家所有，国家能够有效对土地进行分配。另外，安民县旧考在今河北地区，但出土文献表明，其县在今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而汉简中也证实了甘肃东南部曾经推行过王田制度。
虽然均田试验在个别地区取得了短暂成功，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在其他地区也能获得显著成效，因为每个地区的具体环境都是不一样的。
陈直、王国维等老先生曾以汉简、汉印等文献、文物证实了王田制确实得到了推广和落实，但这一推广和落实显然是不成功的，甚至《汉书》中根本找不到王田制实行的记载。可惜的是，后人并没有吸取这一教训，将地方经验一夜间推行全国的执政大有人在，最著名者当属北宋之荆公。
当然，王田制无法实行的深层原因倒不在于个别与一般的问题。具体来说，首先就是王田制并没有一个可以具体操作的实施方案。
当时全国土地情况复杂，豪强势力强盛，新政府应当如何去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改革，尤其是如何将豪强的土地国有化？是抢还是杀？土地是否需要重新丈量，人口是否需要重新登记？所有土地公有化以后，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应当如何分配？所有这些，王莽几乎都没有提供一个答案。
唯一涉及具体方案的内容就是：谁敢非议、反对土地国有政策，一律发配边疆（“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儒家上古圣王之世的构想，却用赤裸裸的秦制手段来实现，岂能不南辕北辙！
另外，如果依照王田制的授田规定来授田，则当时的土地也根本不够分。按王莽的算法，每八人占田900亩，平均每人占田已过百亩；而事实是，以当时的户口和垦田数来看，即便没有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的存在，平均每人能分到的垦田也只有不到14亩，这还不算上地主、尤其是豪强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
而且，不准买卖土地的政策也不能得到人们的拥护。大搞土地兼并的豪强大地主自不用说，即便是小自耕农也有土地买卖的愿望。当遇到天灾人祸时，一些小自耕农不出卖土地，就无法交纳租税，甚至无法维持生计；而家有余财的小自耕农，也需要在低价低廉时购买一部分田产，以改善生活或未雨绸缪。
而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实行土地国有制根本就不可能。自战国以来，土地私有化的观念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深入人心。历经秦汉两百余年的发展，事实上的土地私有制已经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土地制度形式，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也正处于上升期，事实上，不但王莽之前的师丹无法阻止豪强地主的发展，王莽之后的铁腕人物如刘秀、曹操、诸葛亮面对这些豪强的壮大也是无可奈何，他们不可阻挡地最终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因此，王莽以一人之躯，以为凭借着满腔热血和皇帝的威严，就能阻止历史的发展趋势，那就太天真太呆气了。
另一方面，除了豪强地主，只要不是最底层的流氓无产者，中小地主乃至于自耕农也是土地私有制的拥护者。尤其是小自耕农，可能一辈子的劳动就为了保住门前的一亩三分地，现在突然国家说这个土地都是国家所有的了，而秦制帝国偏偏又是基本上没有信誉的。如果你是这些小土地所有者，能不惊慌失措吗？
从这一刻起，王莽已经暴露了他日后改革措施中的一个巨大战略性失误。
改革就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也就意味着要从一部分人手里抢走他们的所得，来给予另外一部分人，而这一过程既是十分激烈的，又要尽量保持平稳；既不能让前一部分人一下子失去的太多，又要保证后一部分人能够给自己足够的支持。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改革的阻力，同时也尽量保证改革过程中的平稳。
王莽显然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他以为他可以赢得所有人的拥护，某种意义上讲，他曾经做到了；现在，他又拿出了十足的勇气，以为为了推行他所认为正确的政策，可以得罪所有人，某种意义上讲，他又做到了。只不过，前者让他飞黄腾达，后者则使他一生事业一败涂地，直至身败名裂。
至于私属政策，不少人都极力称赞，认为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创举。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将奴婢改为私属，禁止买卖，客观上确实是一个能够提高奴婢身份、改善其地位的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政策。不过，我们也有必要了解王莽这个政策的初衷。
说起奴婢，王莽自己就曾偷偷买过，后来因为受到兄弟们议论，于是就说是送给朱博的；这里的关键不是王莽是不是真心为朱博买奴婢，而是王莽自己似乎并不排斥奴婢买卖行为。再如前所说，王莽因王获杀死家奴而逼他自杀，这可能也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王莽的奴婢政策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只涉及买卖，不涉及解放；二是只涉及私奴，不涉及官奴。
王莽的奴婢政策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是“废奴政策”，它所涉及的仅仅是将奴婢改名为私属，不准买卖。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奴婢的实际身份，他们在主人面前仍然地位卑微，仍然不是自由人，而且从法律上看，王莽也并没有制止过去那种主人残杀奴婢的行为。
王莽的奴婢政策所涉及的又仅仅是私人奴婢，对于政府所掌握的官奴则完全没有涉及，可以说是有目的的削弱豪强，壮大官府。至于官府实力壮大以后，其力量是用来搞福利还是作威作福，尚未可知，即便是用来搞福利，也会因为秦制帝国的贪腐等损耗而极端低效。
从诏书上看，王莽所说的“奴隶”似乎并没有官奴、私奴之分。但是，王莽日后的法令中屡屡有将犯人沦为官奴的规定。比如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就规定，盗铸钱币者要五家连坐，全部没入官府为奴婢。相比而言，汉哀帝倒是曾经释放过一批官奴。其在奴婢解放问题上的诚意，一看便知。
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官府需要大量的奴隶
因此，王莽的私属政策，与其说是一个废除奴婢的政策，不如说是一个打击豪强的政策。
一方面，它是王田制的配套措施。因为要推行王田制，就要授田，授田既要有地可授，又要有人可受。王田制解决的前者，而私属制就是在为解决后者而做准备。王莽冻结奴婢买卖，是希望阻止劳动人口的进一步奴婢化，以解决当时劳动力不足、纳税编户民不足的问题，进而实现抑制人口依附、抑制土地兼并、打击地方豪强，实现上古淳朴之治的既定目标。
不过，柏杨认为，王莽冻结奴婢买卖是一个渐进措施，是希望在冻结后使奴婢制度自然消解。笔者以为，以王莽的性格，如果有此打算，恐怕等不到自然消解的那天，就会宣布废除奴婢制度了。
显然，私属政策与王田制一样，期望是远大的，口号是美好的，实行起来是不可能的。如果王田制能够有效实施，那么让渡出超额土地的地主就难以养活过量的奴婢，因而他们就有卖出奴婢的需求；而国家既然禁止了奴婢买卖，又没有给私奴一条其他的出路，似乎这些地主如果不铤而走险去贩卖奴婢，就只剩杀奴一途了。
更为重要的是，王田制根本无法实施，因此王莽并没有有效阻止土地兼并、农民破产的办法，从而根本无法阻止破产农民沦为地主的奴婢。
因此，王莽的《限田禁奴婢诏》宣布后，不仅没能禁止土地和奴婢的买卖，而且遭到了“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的强烈反对，当时因私自买卖土地和奴婢而犯罪者不可胜数，而地主豪强与权力勾结者则依然故我。
三年后，在中郎区博的劝谏下，王莽自知民怨甚重，于是下令王田、庶人皆可买卖，实际是承认了王田与私属改革的失败。不过，王莽仍然在苦苦挣扎，天凤四年（公元17年），他下令上公以下有奴婢者，一口要交3600钱的人头税，这除了想方设法增加财政收入外，据钱穆老先生的意思，“则仍寓征禁之意”。
王田制与私属制名义上一直存在到地皇四年（公元22年）才被正式废止。至此，这场可能是王莽最胸有成竹而引以为傲的改革，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伴随它告终的，还有王莽的王朝与生命。
王莽的土地和奴婢改革虽然失败了，但是却被他的敌人——汉光武帝刘秀有条件的继承下来。刘秀自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年至38年）下了六道解放奴婢的诏令；他还在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他甚至三次下诏禁止杀伤和虐待奴婢。在奴婢问题上，刘秀显然比王莽走得更远，更有人情味儿。
但是，在土地问题上，靠豪强上位的刘秀也同样一筹莫展。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刘秀想要打击豪强，下达了著名的“度田令”，要求全国各地严格核查垦田数并清查田户，以彻底抑制兼并之势，但是由此换来的却是各地豪强声势浩大的叛乱。刘秀虽然最终平定了豪强的叛乱，但也知道拆自己的基本盘是不智之举，度田一事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刘秀完全没有王莽那种理想
“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当刘秀感慨自己的无可奈何时，不知会不会想到那个曾经“苟非其时，一意孤行”的呆皇帝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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