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農所繪子產像
律法的誕生由來已久，但直到春秋晚期，仍沒有公佈出來的成文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那些用以懲治百姓的法律條文，像秘密一樣被貴族們藏起來，以免丟失了他們生殺予奪的特權。
子產改變了這種局面。公元前536年三月，在子產的主持下，鄭國鑄刑書於鼎，向國人公佈，成為中國歷史上公佈成文法典的開始。此事非同小可，它意味著秘密不再是法律的形態，法律從此成為公開的、統一的標準，成為貴族和平民必須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
刑上了大夫，其嚴重性可想而知。
如果說，當初子產“作封洫”收取財產稅和土地稅，以及“作丘賦”增加軍賦時，所遭受的反對和抨擊只限於國內的話，“鑄刑書”讓他的名聲傳出國外，成為普天之下封建貴族們的攻擊目標。
刑書公佈不久，一封信從晉國來到了子產手中，信的作者是晉人叔向：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御，是故閒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製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闢，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倖以成之，弗可為矣。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闢，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闢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叔向對子產的批評可謂嚴厲：從前我對你還抱有希望，現在看來，完了。
為什麼完了？因為子產破壞了老祖先留下的規矩。
叔向說：從前，先王斷定罪行是通過衡量事情之輕重，而非制定刑律，這是害怕百姓會因此有爭鬥之心；如此還不能防止犯罪行為的發生，於是以道義來防範，以政令來約束，再用禮儀、信用、仁愛去奉行、保持和遵守，並制定官位、俸祿獎勵順從者，嚴厲刑罰震懾不順者；先王唯恐這些仍不能奏效，故而用忠誠訓誡他們，視情形獎勵他們，用專門的知識和技藝教導他們，和顏悅色地使用他們，嚴肅、威嚴地面對他們、接觸他們，最後，態度堅決地判定他們的罪行；此外，還要四處訪求睿智賢明之相、忠信明察之吏、慈祥和藹之師，有了這些人的管理和教導，百姓才可放心使用，而不致生出禍端。
河南新鄭，鄭韓故城遺址
如上，便是百姓不知法律的好處。
如果知道了，又會怎樣？叔向說，百姓一旦知道了法律是怎麼回事，這些好處就會蕩然無存：他們會競相徵引法律作為行事之根據，對統治者不再恭敬如初，長此以往，百姓們就沒辦法治理了。
叔向說，夏有《禹刑》，商有《湯刑》，而周有《九刑》，這些法律的產生，都在衰微之世。
緊接著，叔向指責子產：如今你為鄭國執政，劃定田界水溝，推行眾人唾罵的政事，制定三種法律，還把刑法鑄到鼎上，這樣豈能安民？《詩》雲，效法文王之德，就可安定四方，取信萬邦；既如此，要法律何用？從今而後，百姓將會棄禮儀而不顧，只知以刑書為依據，犯罪事件之會更多，賄賂也會更加盛行，你活著就可以見到鄭國衰敗了——國將亡時，必然多訂法律，說的就是鄭國的情形！
叔向說的這些話，子產或許早已預料到。
他客氣地回覆道：我沒什麼才能，無法為子孫後代們考慮，所作的一切，不過是拯救當世而已；您的命令我不能接受，但一番好意我心領了。
子產沒有辯解，因為他清楚，辯解無用。
他一隻腳已經跨進一個新的時代，而叔向只願活在過去的幻想中。
子產開啟了中國法制史的一個新時代，但在他的執政理念中，法終究是為禮服務的，佔據核心位置的始終是禮，禮是終極的目標。
公元前530年，鄭簡公姬嘉去世，下葬時，鄭國人清理道路上的障礙，打算拆掉遊氏的祖廟，以使喪車暢通無阻，被子產阻止了。子產不僅不同意拆了遊氏祖廟，還反對拆掉管理鄭國公墓大夫的房屋。按照禮儀，下葬應該在早晨，如果不拆這房屋，喪車就要繞行，而下葬則要拖到中午。但是子產堅持不拆，因為拆了就是損害了他人利益。
在這件事上，子產表面違背了禮儀，實則堅持了禮的本質，即“無毀人以自成”，因而備受讚譽。
第二年，晉國召集平丘（在今河南省封丘縣東）之會，子產與子太叔輔佐剛剛即位的鄭定公姬寧（鄭簡公姬嘉之子）前往。會盟壇上，為了減少鄭國的貢賦，子產與晉國人爭論不休，從中午一直吵到晚上，終於迫使晉國同意。子太叔責備子產：你這樣跟晉國人爭，要是晉國來討伐鄭國怎麼辦？子產說：晉國內部矛盾重重，哪有功夫出兵？再說了，我若不據理力爭，鄭國就會被人欺負，還算是個國家嗎？
因為此事，孔子後來盛讚子產：子產在這次會盟中的表現，無愧於國家柱石。
孔子還說：限制對霸主進貢的額度，這本身就是禮。
公元前525年，一顆彗星滑過大火星之畔，其光芒西達銀河。各國流言紛紛，都說宋、衛、陳、鄭等幾個國家要發生火災。鄭大夫裨灶對子產說：宋、衛、陳、鄭四國將同日遭遇火災，如果我們用寶物祭神，鄭國可倖免於難。子產不答應。結果，第二年五月十三日，如上四國果然在同一天發生了火災。裨灶頓時神氣起來：要是不聽我的，鄭國還得發生火災！但子產依然故我，拒絕祭神。
子太叔很不解：您難道是捨不得那些寶物嗎？
子產說：天道遠，人道邇——上天之道幽遠莫測，人世之理切近可聞，二者互不相關，如何由天道推知人道？裨灶哪裡懂得什麼是天道，只不過整天說這些東西，偶爾說中一兩條也不足為奇。
子產拒絕為不靠譜的預言而浪費人力物力，但在火災發生之後，卻遵照禮儀，遍祭四方諸神，祈求解除鄭國之災患。
子產和晏嬰一樣，都認為人無從預知天道，更無法通過祭祀改變天道。子產之所以在火災之後祭神，是因為這是禮的要求，而禮與法一樣，都是治理國家的策略。
考古發現的鄭國春秋時代的列鼎
子產死於公元前522年。他死於疾病。
去世前，子產把子太叔叫來，諄諄告誡：我死後，鄭國的執政之位就交給你了；治理國家有兩種方式，寬（即寬大）與猛（即嚴厲）；只有有德之人才能以寬服人，德行不夠，最好採用猛的方式；猛政譬如火，百姓看到火勢猛烈，必然恐懼，因此就會少有人死於大火；寬政則如水，水性柔弱，百姓就會輕視它，玩弄它，最終許多人難免被水淹死，所以，用寬政治理國家，是很難的。
子太叔沒聽。子產去世後，子太叔奉行寬政，結果盜賊蜂起，一片混亂。子太叔頓生悔意，一邊派兵去攻打四處嘯聚的盜賊，一邊對人說：要是我早點聽子產他老人家的話，鄭國就不會到這一步了。
子產對“寬”與“猛”的評述，令孔子讚賞有加：只有寬、猛相結合，才能使國家政事順遂。對於子產的去世，孔子十分難過，潸然淚下：子產仁愛，有古人遺風。
子產死後，舉國悲傷，痛哭之聲聞於大街小巷，人們彼此哀嘆：子產走了，我們該依靠誰呢？
（《大夢春秋》080，待續。文圖原創，盜用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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