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腳踩車”被誤稱為“結子車”，其實就是自行車。
小時候，我住在離縣城十三四華里的石泉金家，當時最嚮往的便是上街（去城裡）。那時候上街只能用腳一步一步地量。
當時的農村，自行車可是個稀罕物，比現在的高級小轎車還稀罕。石泉金家有一百多戶人家，1973年的時候只有五六個在象山大隊手工業場打石頭的年輕人有自行車。兩三年後，手工業場買自行車的人漸漸多了好幾個。每年臘月是農村適齡青年結婚的好日子，此前結婚的新娘，路再遠都是徒步行走；此後有的迎親人家便借自行車迎接新娘，那場面可風光了。當時，姑娘選擇如意郎君的最高標準就是“騎結子車，戴手錶，呢子褂哩加夾襖”。
後來，我們這些小孩隔三差五的能看見村邊大路上有自行車騎過，其中有本村的，有外村的，看到自行車主人那得意的樣子，我們是羨慕、嫉妒、恨啊！每當看見外村人自行車後座上竟然還坐了個大姑娘時，這種羨慕、嫉妒、恨便從胸腔噴湧而出，到嘴邊轉化成一首特殊的童謠，幾個男孩齊聲高喊：
結子車，兩個砣，狗公帶狗嬤。
狗嬤放個屁，
狗公得哇（誤以為）
走了哩氣（破胎聲）；
狗公要下車，狗嬤笑得……
自行車上的青年男女聽了又氣又恨又害羞。
1974年下半年，11歲的我在象山小學讀四年級，由於營養嚴重不良，身體非常虛弱，八九華里的上學路程常常拖累得我筋疲力盡。一次，在上學路上看到一個男的騎著自行車上街，上坡時下車步行，我大膽地央求：“叔叔，我實在走不動了，您能帶我一段路嗎？”他居然同意了。那是我第一次坐自行車，到了學校，我半路搭車一時成為班上的新聞。
1979年臘月，我家遷回貴溪縣城。第二年，鄉下的姐夫在郊區大工廠裡打工，常常將自行車寄放在我家。乘此機會，我學會了騎自行車。
1982年，一個百貨公司的大齡青年追求我姐姐，跟我套近乎的時候說：“加勁，考上了大學，我給你弄張自行車票。”因為有了自行車票便可買到價廉物美的自行車了。
1985年冬，我考進了貴溪冶煉廠，隨後赴浙江富春江冶煉廠學習。第二年暑假回到貴溪，廠裡發了半部自行車的錢，母親湊了另一半錢，我終於有了自駕車——一輛飛魚牌自行車。我神采飛揚地騎著自行車來到雄石派出所，掏出發票給工作人員看，工作人員拿著鐵榔頭和幾根一頭凸出反向阿拉伯數字的鋼條，在我自行車龍頭橫槓上打了一串深深的阿拉伯數字鋼印編號，並且給自行車發了一本三個手指長寬的身份證——自行車行車執照。
與我同一個車間的女同學程安華不會騎自行車，上下班常搭我的車。從縣城到冶煉廠足有十多華里的路程，且路況不好，每逢上坡我都是用盡吃奶的力量，雙手緊緊按住龍頭，擔心前輕後重翻車，同時雙腳不停地使勁蹬著腳踏板，謹防不進則退。母親說，聽學校的同事講我找了女朋友，幾次見我自行車後座帶著個姑娘。幾個月後，或許是為了對我表示感謝，或許是為了避嫌，一次，程安華坐在我自行車後面說要給我介紹個女朋友。不久的一個午後，在程安華的宿舍裡，我見到兩個縣城的姑娘在她那裡吃飯，其中就有一年後成為我妻的熊玲。
1987年底，我從冶煉廠調出，安排在河潭中學教書。1988年10月25日傍晚，小舅子和他的一個朋友各自騎著自行車匆匆趕來我校，說我妻子要生了。那時，母親正在弋陽服侍重病臥床的大姐。我騎著自行車緊緊跟在他倆的後面，大路、小路、田塍，這段路我以前大白天騎自行車至少要下來七八次，有時還得斷斷續續步行幾十米。奇怪！那天天色昏暗，一路三十多華里，我沒有下一次車，即使在冶金大道向右拐往建設路的叢林邊遇見一夥流氓攔路報復行人時，我也急中生智將車撞向攔路者，就在他閃身的一剎那，我的飛魚牌自行車載著我如魚行水，急速而過，得以逢凶化吉。
後來，我又從河潭中學調到雄石鎮象山小學，幾年後又調進雄石二小（今貴溪二小），幾年後又上調雄石鎮教育辦公室。自行車除了是我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還是我閒暇時帶著小兒兜風的自駕車。
我膽小，不敢學騎摩托，更怕開小車，因此從未奢望買小車，我願意“從一而終”，一輩子騎我的飛魚牌自行車。十多年間，我的自行車換過內胎、外胎，換過鋼圈。我想，只要三角架、龍頭不換，她還是我的“原配夫人”，想不到的是，大概在2002年，伴隨我16個春夏秋冬的飛魚牌自行車不翼而飛了。自從“賠了夫人”以後，我便不想“再娶”。
眼見過去騎自行車的人一個個開起了小轎車，我依然顧影自憐，去近處則步行，走遠點坐公交車，急著辦事就打摩的、打面的。
又過了16秋冬春夏，時間推移到2018年，我已經由中青年變成了中老年。“忽如一夜春風來”，街頭路邊突然有了共享單車，用手機掃碼，花個一元錢便可騎它半小時。騎在共享單車上，我有種重振雄風的感覺。第二年，在街頭路邊又出現了“小唄出行”共享電動車，用手機掃碼，從東頭的市政府到西邊的老縣城十幾華里的路程也就兩元錢。
聽說要不了幾年，像我這樣不會開車的人，也可以用手機掃路邊無人駕駛的共享小轎車二維碼，上車後，設定目的地，即使睡大覺，也能安全到達。我想這一定不是痴人說夢，夢想定會成真。
閱讀更多 天天鷹潭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