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0期，原文標題《宗璞：不寫對不起歷史》，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在騰衝的國殤墓園，一望無際都是戰士們的墓碑。我想這些都是很年輕的人啊！我一個人在那大哭了一場。回來以後，就覺得有了底氣。”

記者/艾江濤

宗璞（黃宇 攝）

孤獨的長跑

在90歲生日到來前，宗璞終於為四卷本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劃上了最後的句號。此時，距離她開筆寫這部小說，已過去了整整32年。

“人必須說了許多話，然後歸於緘默。”在小說最後一卷《北歸記》的後記中，宗璞借用父親馮友蘭的一句話，對她所經歷與書寫的年代、還有伴隨她多年的書中人物，作了告別：“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奮鬥。一直以為進步了，其實是繞了一個圈。需要奮鬥的事還很多，要走的路還很長。而我，要告別了。”

對熟悉宗璞創作歷程的人來說，這段告白帶著長跑之後難得的平靜與釋然。《野葫蘆引》的創作，往往讓人想起馮友蘭在晚年憑藉口授完成的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那時候，宗璞一邊創作，一邊還要花費大量時間照料體弱多病的父親。知情的親友們說，馮老先生能夠完成這部鉅著，宗璞功不可沒。馮友蘭對女兒也向來憐愛有加，每逢女兒過生日，都要為她撰寫壽聯。1990年，馮友蘭為女兒寫下最後一聯：“魯殿靈光，賴家有守護神，豈獨文采傳三世；文壇秀氣，知手持生花筆，莫讓新編代雙城。”其中的“雙城”，指的就是《野葫蘆引》的原名《雙城鴻雪記》。在人生的最後時光，父親依然關心著她的小說創作。

從1985年開始寫作小說第一卷《南渡記》起，30多年間，宗璞先後經歷了父喪、夫喪，還有幾場大病的打擊。她的身體很不好，視網膜數次脫落更使她雙目幾近失明。從第二卷《東藏記》起擔任這部小說責編的楊柳告訴我，《野葫蘆引》的後兩卷半，完全以口授的方式完成。

早在2017年底，《北歸記》初稿前五章發表在《人民文學》雜誌時，我便聯繫了採訪宗璞，由於她的身體狀態起伏不定，採訪也不得不一推再推。2019年6月底，在昌平太陽城的家中，我終於見到了作者本人。

2012年，宗璞離開居住了60年的北大燕南園57號，也即宗璞筆下的“風廬”，馮友蘭著述中的“三松堂”，搬到了偏遠的昌平郊區。陳列簡單雅緻的客廳被一排書架一分為二，沙發背後的牆上是父親在1976年為她所書的那幅詩聯：“高山流水詩千首，明月清風酒一船。”在保姆的攙扶下，宗璞走了出來。甫一落座，她便說：“我這隻眼睛視力是0.02，另外一隻全盲。我已經很知足，還看得見藍天、綠樹。”

不知為何，眼前的宗璞，讓我想起《野葫蘆引》第一卷《南渡記》中那個明顯帶有作者印痕的八九歲的女孩子嵋。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時，9歲的宗璞還是一個跟在時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的父親身後的小姑娘。整部小說正是以她童年記憶中的北平還有那個歷史大事件開始的。此後的南渡、東藏、西征、北歸，貫穿於整個全面抗戰的敘述，是關於像她父親一樣的那批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的經歷與思考。當然，宗璞所求更大，她希望為那一代人、那個時代寫史。

與許多小說家一樣，宗璞反感讀者將小說所描寫的人物故事與真實人事對號入座。她將自己的創作方法總結為“再摶、再煉、再調和”，並引用澳大利亞作家托馬斯·基尼利寫在小說《此等王國》扉頁的話作為回答：“這小說不是真人真事。如果有些線索有所指，作者希望它們和任何個人私事無關，而是關係到澳大利亞靈魂的特徵。”

“《野葫蘆引》這部長篇的想法，在50年代就開始醞釀了。那時候剛剛勝利不久，我覺得應該把我們整個抗戰寫下來。因為抗戰實在是太全民總動員了。全民總動員，自發地一腔真心熱血地去保衛自己的國家。但是一直也沒有寫，一方面總覺得寫不好，一方面外面總是忙，事情多，或者環境不對。”宗璞說。

從醞釀到動筆，有30年；從動筆到完成，再30年。宗璞緣何對那段歷史和這部小說如此地執著？

說起來，宗璞和比她小6歲的王蒙，同屬50年代開始寫作便小有名氣，而後在“文革”後再次提筆的“歸來的作家”。王蒙1956年發表短篇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宗璞1957年發表《紅豆》，各為兩人的早期代表作。早在1948年，剛從南開大學外文系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的宗璞已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A.K.C》，但1957年發表在《人民文學》的《紅豆》為她贏得了最初的聲譽。

“1948年前後，整個社會都很動盪，都在變化。一些人要走，一些人要留下來。”《紅豆》講述的是一對大學生戀人在那個大時代所做的不同抉擇。隔著60多年的光陰，再次談及這部小說，讓宗璞記憶深刻的是王蒙的一句話：“我讀《紅豆》，讀到的是滄桑。”

或許只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才能理解其中滋味。不管怎樣，歷史的滄桑，似乎一直是宗璞小說不變的主題。不管是早期的《紅豆》，還是“文革”後寫的《我是誰？》《弦上的夢》《三生石》，包括後來的《野葫蘆引》，都是如此。

在不少評論者那裡，宗璞屬於“本色”作家，這或許從她對小說的理解也可一窺：“因為寫小說，無外乎寫真情。”對王蒙與宗璞的寫作都比較熟悉的楊柳說：“王蒙在語言上是個天才，他的語言天賦不是隨便誰能趕上的。他寫同義詞，一頁紙嘩嘩寫一大篇，比倚馬可待還厲害；宗璞每句話、每個字，都經過她的心和腦，反覆斟酌推敲，可以說是苦吟吧。宗璞對這部長篇小說的情結是不言而喻的。她和父兄們經歷了民族歷史上刻骨銘心的一段，她覺得寫出來是她的責任。這種責任感，是非常純粹、發自內心的。作為目睹宗璞30年寫作過程的責任編輯，我對她的這種心情感同身受。”

上世紀80年代，宗璞開始創作《野葫蘆引》，而促使她開始創作這部長篇的，是當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1984年，宗璞參加了人文社在煙臺召開的長篇小說會議。“韋君宜說，你應該寫長篇了。我說我是想寫，而且已經想了很多。後來開始寫後，人文社叫一個責任編輯，那個時候是王小平。我寫一章，她就拿去，和人文社主管當代文學的副總編輯李曙光一起看，提意見，我再寫一章她再拿去。可見他們對這個小說很重視。”提及這段往事，宗璞依然記憶清晰。

野葫蘆裡的世界

在第一卷《南渡記》的後記中，宗璞解釋，整部小說的名字，當初擬定為《雙城鴻雪記》，後因不少朋友不喜歡，又將之改為最初構思時想到的《野葫蘆引》。

小說的得名，反映出宗璞對歷史的看法。在多個場合，她曾對此有過說明：“我寫小說，常苦於拘泥於史。歷史是啞巴，要靠別人說話。我很同情它。但我寫的又是小說，裡面有很多錯綜複雜的不明所以的東西，真是‘葫蘆裡不知賣的什麼藥’。人其實不知道歷史是怎麼回事，只知道寫的歷史。所以人生、歷史都是‘野葫蘆’，沒辦法弄得太清楚。那為什麼是‘引’呢？因為我不能對歷史說三道四，只能說個引子，引你自己去看歷史，看人生的百態。”

1985年開始寫作《南渡記》時，宗璞目力尚佳，閱讀書寫沒有任何障礙。1988年，小說問世，《南渡記》也成為她整部作品中唯一擁有完整手稿的一卷。小說以明侖大學歷史系教授孟樾一家人在抗戰爆發後南渡昆明的經歷為主要線索。稽之以史，北平在1937年7月29日淪陷，清華、北大等學校陸續南遷，1937年11月1日清華、北大、南開在長沙聯合設立臨時大學，1938年國立西南聯大在昆明成立，包括1938年4月到8月聯大文、法學院在蒙自的生活，無不歷歷在目。

據張曼菱在《西南聯大行思錄》中的記錄，當時聯大師生遷滇路線，主要分為三路：第一路由長沙經粵漢線南下廣州，至香港，然後乘船到越南海防，再換乘滇越鐵路到達昆明；第二路由湘貴公路經過雲嶺、柳州進入昆明；第三路則是沿湘黔滇公路徒步進入昆明，那就是包括聞一多、袁復禮等教授在內的著名的“湘黔滇旅行團”，由200多位師生組成，徒步1600多公里。抗戰期間，馮友蘭從長沙經陸路，家人從北平經水路到雲南蒙自會合。

儘管宗璞不同意以對號入座的方法進入閱讀，可實際的情形是，人們在閱讀整部《野葫蘆引》時，很難不去對照那個時代與那些人。《南渡記》中，面對抗戰，孟樾在校園慨然講道：“我輩書生，為先覺者。”與之對照，“七七事變”發生後，清華物理系教授吳有訓和哲學系教授馮友蘭相約，夜間巡邏護校。小說中帶有宗璞外公任芝銘影子的呂清非，也讓人聯想起在北平城破前夕，因拒絕進食而死的著名詩人陳三立，清華教授陳寅恪之父。

然而，對於那時9歲的宗璞來說，驅動敘述的內在情感還是清華園乙所旁的溪流與螢火蟲，北平城的小吃還有大茶壺，當然還有在蒙自，和哥哥一起去店鋪為父親石印《新理學》書稿時的情形。陳寅恪筆下“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的沉痛，化為宗璞小說中的傷感：“兩個孩子沒有想到，需要那麼長時間才能回去。那時他們已經長大，美好的童年永遠消逝，只能變為記憶藏在心底。飛翔的螢火蟲則成為遙遠的夢，不復存在了。”

1990年，父親去世，緊接著宗璞自己又生了一場大病，讓第二卷《東藏記》的動筆一直延遲到1993年下半年。從1996年開始，宗璞眼疾加重，《東藏記》後半部分的寫作遂全憑口授。

宗璞向我回憶當時的寫作過程：“我口授，助手來打字。寫《東藏記》和《西征記》前面部分的時候，眼睛還可以看一點。有一個階段我用兩臺電腦，一個在這邊打，一邊就傳到另外一臺電腦上，變成很大的字，我在電腦上就可以看了。後來不行了，大字也看不見了，索性不看了。”她把自己的寫作方式稱為“滾雪球”，“先寫一個大概，然後自己慢慢往上添。我不能看，是憑耳朵才知道自己以前寫了什麼。只能請人念，念來念去，反覆改”。

《東藏記》主要寫在昆明期間聯大教授的生活。他們在警報聲中過日子，堅持授課。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聯大教授家屬不得不做一些副業補貼家用，梅校長夫人便曾做一種起名“定勝糕”的點心。熟悉那段歷史的人，對宗璞的小說總有會心之感。

那時，宗璞是聯大附中的一名學生。她至今記得光未然在學校裡朗誦何其芳的詩《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時的情景。記憶中，那時候父親總是很忙，上課，開會，演講，回家後還要寫文章，和孩子們講話都很少。有一次，她走在文林街上，碰到聯大文學系教授羅常培，問她“今晚你爸爸講《論風流》，你去嗎？”宗璞說自己那時的水平還不夠聽專業學術報告，不過正因為那時的記憶，她對父親的那篇演講稿印象極為深刻。

《東藏記》出版後，學者陳平原在《宗璞的“過去式”》一文中，比較聯大學子們有關這段歷史的文學創作：“鹿橋的小說側重‘青春想象’，汪曾祺的散文更多‘文人情趣’，宗璞呢，我以為頗具‘史家意識’——其系列長篇立意高遠，氣魄宏大……我以為，在中國，能寫抗戰的作家不少，能寫好抗戰中的大學生活的則寥寥無幾。屈指數來，當世作家中，最合適者，莫過於從《紅豆》起步、兼具學識與文采的宗璞先生。”《東藏記》在2005年獲得第六屆“茅盾文學獎”。多卷本長篇小說未全部完成即獲獎，在茅獎評獎中是極為少見的。

對宗璞來說，寫作過程最困難的是第三卷《西征記》。據張曼菱的統計，整個抗戰期間，聯大參軍學生人數不止西南聯大紀念碑碑陰所刻的832名，而是先後達1100多名，這一數字佔到聯大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1942年，是抗戰史上一個極為艱難的年頭。繼滇越線被切斷後，1942年1月，6萬日軍進攻緬甸，企圖切斷滇緬公路。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由於遠征軍中下級幹部和特種兵嚴重缺乏，盟軍大量來華急需翻譯，國民政府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當時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聯大學生大量從軍正發生於這一背景，宗璞《西征記》所描寫的，正是聯大學子入緬作戰的那段史實。

由於沒有從軍的實際經驗，宗璞所依賴的只有從各方蒐集來的材料。好在，宗璞的哥哥馮鍾遼曾經從軍。1943年，還是西南聯大機械系二年級學生的馮鍾遼志願加入遠征軍，擔任翻譯官。為了獲得更多的細節材料，宗璞請遠在美國的哥哥一遍遍為她講述當年的事情。為了寫好和作戰有關的情節，她還向現在軍中的朋友請教，並得到熱心的幫助。

儘管如此，紙上得來終覺淺。1988年，宗璞到騰衝跑了一趟。“當時昆明文化局給我派了一輛車，還有一個陪伴。我去了保山、松山、騰衝。在騰衝的國殤墓園，一望無際都是戰士們的墓碑。我想這些都是很年輕的人啊！我一個人在那大哭了一場。回來以後，就覺得有了底氣。”

2008年，80歲的宗璞完成了《西征記》的寫作。完成最後一卷《北歸記》的計劃，變得更為迫切。與前幾卷相比，《北歸記》的寫作，更是她在與疾病的鬥爭中完成的。楊柳清楚地記得，《北歸記》寫到大概三分之一的時候，宗璞由於腦溢血住進了醫院的ICU病房。“我到了醫院，她就跟我說，如果她寫不了了，寫出來的這部分初稿怎麼處理，感覺有點交待後事的意思。當時我也很擔心，不知道她還能不能繼續寫，只是安慰她沒事兒，彆著急。”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宗璞不但挺了過來，而且堅持寫完了整部小說。不僅如此，在寫完主要講述聯大教授勝利北歸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那段歷史的《北歸記》後，她還寫了簡短交待小說的主人公們其後命運的《接引葫蘆》。在香港中和出版社所出五卷四冊的完整版本中，《接引葫蘆》附在《北歸記》後一起面世。

與前幾部小說相比，《北歸記》的敘述風格一以貫之，偶爾略顯散碎，由此正可以想見創作時的艱辛狀態。儘管如此，宗璞的文氣依然充沛，人物故事依然搖曳多姿。楊柳在說起小說裡的一些情節時忍不住感嘆：“她很多東西很神的。比如說衛葑和玹子一步步的結合，寫得很紮實，又很飄，非常浪漫。出身、經歷、個性完全不一樣的兩個人就那麼相愛了，重慶舞會上衛葑飄然而來，和玹子互通心曲。在頤和園佛香閣扇面殿的小院子裡，兩人奇特的婚禮。碧初和絳初把一些金銀、首飾縫在玹子的大衣裡，因為曾經是公主般的玹子要跟著衛葑去解放區，過一種完全不一樣的生活。一般想來，這種結合太不可思議了。可是這些都不是想象出來的，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依據。”

馮友蘭和宗璞父女（攝於1988年）

向歷史訴說

在宗璞的晚年生活中，如果說《野葫蘆引》是文學創作的主軸，那麼她所寫大量回憶、紀念父親的文章，則成為生活的另一重心。宗璞說：“我要把我親身經歷的歷史寫下來，起一點正視聽的作用。”

父親對宗璞的影響顯而易見，《野葫蘆引》中的孟樾便是某種程度上父親的化身。在那個全民抗戰的年代，馮友蘭不但承擔了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等職務，在繁忙的教學、演講、教務外，還筆耕不輟，寫下足以建構其哲學體系的“貞元六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在《三松堂自序》中，馮友蘭如此總結自己在抗戰中的著述：“顛沛流離並沒有妨礙我寫作。民族的興亡與歷史的變化，倒是給我許多啟示和激發。沒有這些啟示和激發，書是寫不出來的。即使寫出來，也並不是這個樣子。這六部，實際上只是一部書，分為六個章節。這一部書的主要內容，是對於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生活的反思。”

使馮友蘭留存於歷史的，還有他在1946年聯大解散時所撰寫的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在這篇碑文中，馮友蘭從中國歷史地理的獨特性講起，講到三校聯合後“合作無間，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最後落到歷史上的數次南渡，“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至今讀來仍覺作金石聲。

在宗璞的記憶中，父親是一個經常陷入冥思苦想的人。抗戰爆發後，清華大學的幾位教授從長沙遷至昆明，途經鎮南關時，汽車上的馮友蘭因手臂碰觸城牆而骨折。金嶽霖有次提及這段往事時還和宗璞開玩笑：“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麼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別是什麼，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麼。還沒考慮完，已經骨折了。”

採訪中，宗璞還為我講了一則關於父親的笑話：“‘文革’的時候，我們的房子都分給別人了，全家住在一間屋裡，非常擠，爐子都擺在院子裡。我那時候住在城裡，一次回家去，母親說今天包餃子。等包好餃子要煮的時候，餃子不見了。大家說餃子哪去了？找了半天，發現我父親坐在餃子上了，他一點沒有發覺自己是坐在餃子上。”

在馮友蘭的晚年，宗璞不但一手照顧父親的起居飲食，還是他不可或缺的秘書與管家。1982年9月，宗璞陪同父親一起前往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候機的時候，喜愛作詩的父親吟詩一首，書寫他生命中最為重要的三個女性：“早年讀書賴慈母，中年事業有賢妻。晚來又得女兒孝，扶我雲天萬里飛。”

不論是寫小說，還是寫回憶文章，宗璞一直懷抱史家意識。只是，她的看法要低迴得多，對“歷史只能是寫的歷史”始終抱著一份憂懼與悵惘。比較起來，寫童話似乎更加自由。早年，她便寫過《總鰭魚的故事》等一系列童話。告別時，她告訴我：“我現在依然會有各種各樣的想法。我還想寫童話，但得看身體。”

（本文寫作參考馮友蘭所著《三松堂自序》，宗璞所著《向歷史訴說：我的父親馮友蘭》《舊事與新說——我的父親馮友蘭》，張曼菱所著《西南聯大行思錄》等書。感謝李輝、孟慶媛對採訪的幫助）

更多精彩報道詳見本期新刊《甲骨文》，點擊下方商品卡即可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