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是中國五千年官場、權術、人際關係文化的集大成者。李鴻章對人情世故的把握，對官場進與退規則的運用，以及那種專橫與隱忍的雙重心態,都可說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李鴻章病危的時候，慈禧正在由西安回京途中（注：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慈禧與光緒西逃，李鴻章奉旨在京同各國談判，並於次年簽訂《辛丑條約》,不久即一病不起），消息傳來，慈禧的眼淚當場就流了下來。幾天後，李鴻章去世的噩耗傳來時，儘管慈禧和光緒心裡已有了準備，還是泣不成聲。
在晚清諸多漢臣當中,李鴻章無疑是出類拔萃者。慈禧與李鴻章之間比較有共同語言。就慈禧本身來說，她是很想有所作為的。早在剛剛垂簾聽政時，慈禧就領導了當時的“自強運動”，不僅使大清的財政和國力有所增強，而且穩固了她的統治，李鴻章在“自強運動”中起到了“馬前卒”的作用。
慈禧極其欣賞李鴻章，不喜歡在小事上較真、酸腐而迂迴的翁同龢。在慈禧看來，偌大的一個朝廷，絕大多數是無用的書生，真正能在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解決問題的，首屈一指還是李鴻章；而且，李鴻章精通人情世故，凡事一點就通。她就喜歡這樣的聰明人。
正因如此，慈禧很少干涉大權在握的李鴻章，對他十分信任和放心。李鴻章一生曾面臨多次危機，他的公開和潛在的對手曾多次羅織罪名，收集證據，要彈劾他，甚至要置其於死地，但都是慈禧在最關鍵的時候保護了他。
李鴻章知道，放眼朝廷，只有慈禧才是最能夠理解並且信任他的人。對於朝廷，對於慈禧太后，雖然李鴻章也有很多不滿，在私下也發過牢騷，但在公開場合，在“大局”面前，李鴻章從不說一個“不”字。
於是，在晚清的權力構架中,慈禧和李鴻章之間形成了這樣的一種關係：知李鴻章者，慈禧也；能助慈禧者，李鴻章也。他們之間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同時對對方也心有餘悸。
在封建專制下,“臣下”說到底只是朝廷的“家奴”，生殺予奪之權全在朝廷。宦海風波險惡難測，官員有時會面臨堅守“原則”與如何“自保”的矛盾。特別是在“非常”時期，這種衝突有可能異常尖銳。在新舊兩種政治力量激烈鬥爭的維新運動中，李鴻章就面臨著這種嚴峻衝突。
甲午戰後,李鴻章為千夫所指，一直投閒散置，直到1896年10月才被任命為總理衙門上行走，並無實權，被人稱為無用的“伴食宰相”。從權傾一時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到被視為只是“陪人吃飯”的“伴食宰相”，落差何其大也。
這時，康有為、梁啟超發動的維新運動勃然而興。對維新運動，李鴻章的態度頗為複雜。雖然從思想觀點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維新運動，但作為多年身居高位、深諳宦情的重臣，他知道，維新運動不能不深涉以光緒為首的“帝黨”和以慈禧為首的“後黨”之間的權力之爭，而捲入其中的危險自不待言。因此，李鴻章小心翼翼，力避捲入朝廷政爭之中。
而且，李鴻章與支持維新運動的重臣翁同龢之間又積怨多年，甲午戰後，李聲名狼藉，且被朝廷冷落一旁，地位本就岌岌可危。這一切，都使他在這一嚴重的政治危機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況下支持維新派，但同時，他也小心謹慎地自保其位。
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李鴻章、榮祿、張蔭桓等奉光緒之命在總理衙門約見康有為。在長達幾小時的會談中，榮祿明確表示“祖宗之法不可變”，而李鴻章只在康有為說“宜變法律，官制為先”後追問了“然六部盡撤，則例盡棄乎？”這一個問題，未明確表態。
不公開表態,不等於沒有態度。事實上，對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李鴻章是暗中支持的。
戊戌政變發生後,慈禧重新訓政，光緒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殺，支持維新的官員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新法盡廢。在這嚴峻時刻，李鴻章卻能暗中保護一些維新人士。
由於李鴻章的許多思想與維新派相近，所以，有人上彈章，告他是維新派。慈禧太后曾向他出示這些彈章，並對他說：有人說你是康黨。
李鴻章回答說：“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慈禧聽後，只能“默然”。
李鴻章之所以敢如此回答慈禧，因為他了解慈禧最關心的其實並非“法”變不變，而是她的權力是否受到挑戰；注重的首先不是臣下對“變法”的觀點,而是其是否參與光緒、帝黨、維新派的實際政治活動。所以，他強調“廢立之事，臣不與聞”，表明不參與宮廷政爭，不參與朝廷的“家務事”。
康、梁後來逃往日本。史載，李鴻章曾託人帶話給梁啟超，要他在海外認真研究西學，歷練才幹。當然，他對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氣，未必沒有一個老於世故的官僚為未來預留後路的考慮。
閱讀更多 歷史文話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