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反动营垒的前后
作者 赵百禄
我的原籍在北满。由于家族影响和世界观的局限，青年时代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无所知，想救国参加了王家善组织的“真勇社”。当时许多青年军官都渴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复以后，我以为国家从此太平，人民可以过幸福生活了。但是蒋介石违背民意，挑起了内战。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又投入反动派的营垒，直到1948年2月才走上革命道路。
1946年5月以后，王家善被国民党东北行辕委任为东北保安第四总队长。当时我正在长春谋生，就没有去投奔他。到了10月，王家善奉命南下，派刘凤卓、王文祥找我，说“二叔叫你去。”见到王家善之后，他对我说：“不打发人去请，你还不来，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别到处乱跑了，跟我南下吧。”我说：“打谁呢？”他说：“拿起枪杆子就有力量，等找准目标就大干一场，眼前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就这样我被派到三团去当连长，随王家善到了岫岩。
驻防岫岩期间，我们受国民党嫡系的欺负，给新六军站岗放哨，警戒后方兵站和运输线。一个师的兵力被分得七零八落，首尾不能相顾。我和刘凤卓等常在一起议论将来的出路。
1947年6月，五十八师受命转移到辽河以北。撤退到营口时，王家善看到没有守城部队，便向东北行辕申请承担营口防务。这样，五十八师就在营口和大石桥落脚了。我们三团守大石桥，这个地方是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易攻难守。从岫岩集结部队后撤的时候，秩序很混乱，师特务连穿便衣，辽南独一师的侦察人员也趁机混进了大石桥。6月23日端午节那天，各营、连要求调整防地，白天刚换完防，还没来得及重新部署，消息就透露出去了。当晚遭到了辽南独立师和营口县大队的突袭，全团被打垮了，退到营口只剩下800多人。到营口后，我们的防地在五台子一带，一直到起义前也没换防。
起义前夕，组织动员工作很紧张，也很复杂。据我所知，三团长戴逢源是这次起义的骨干。在全师中级以上军官会议上，戴逢源说：“变换变换阵地吧，不然难以存在下去。”会议中间有人不愿意起义，我首先带头发言愿意起义。
起义行动开始后，三团负责配合解放军进攻交警第三总队，辽南独立师三团是通过五十八师在五台子防地秘密进城的。我们营是突击队，同解放军苏克之团一直打到瑞昌成大楼（五十二军前进指挥所）。起义成功后，我所带的营是最后撤出城的。
起义之后，部队到大石桥集结，经过修整，于1948年3月6日向吉林金川地区转移。出发前，各团长向师部立下了军令状，各营、连长也做出了保证。当时提出起义成功是第一功；人、械完全是第二功；平安到达是第三功。所以一路上各级军官大都非常小心，密切注意所属部队的动向，基本上没有出太大的乱子。一天走到宽甸县牛毛坞，师长王家善命令我执行一项任务。由于军情紧急，在集合队伍时我摔到马下，肋骨受伤，得了肋膜炎，身体状况很差。到通化以后，我已不能随部队行动，经师部批准，精简回家了。此后，我无幸随部队南下，参加解放大西南，也无幸跟当年的战友们一起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国际主义事业流血牺牲，这是我终生的憾事。
（作者时任国民党五十二军暂编五十八师三团一营副营长）
本文选自《营口春秋》“驻营口国民党暂编五十八师起义70周年”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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