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這一名稱最早見於商代的甲骨文,有幾十處之多,殷商的時候,蜀人已經和中原有密切的關係,當週人克商時,蜀人曾經前往相助過。相對中原華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邊陲地帶,在華夏族的眼中,蜀只不過是邦外之長。
到了魏晉時期,東晉常璩《華陽國志·蜀志》中才有片段關於蜀的歷史和傳說記載。按照書中的說法:“有蜀侯蠶叢,其縱目。”蠶叢,即蠶叢氏,是蜀人的先王。先秦的蜀國並不是一脈相承的單一王朝。在秦滅蜀之前,蜀分別由蠶叢、柏灌、魚鳧、開明等諸族系的首領統治。
從考古材料來看,四川盆地與長江中游地區遠在新石器時代便開闢了峽江道,後來還有一條穿越秦嶺和巴山的天然隘道——嘉陵道,又稱石牛道、金牛道或劍閣道,李白曾於詩中稱其“難於上青天”。
傳說嘉陵道是由蜀國第十二世開明帝命令他的“五丁力士”開闢的,築路者恐怕不只是五個力士,五個力士可能代表五個部族。總之,“五丁力士”打通了從蜀至秦的通道,卻因疏於防守,反而方便秦國兼併了蜀國,蜀國從此滅亡。蜀國王子安陽王帶領殘部輾轉到達今越南北部,又苟延了一百多年。
幾十年的研究表明,距今4800~2800年前,古蜀國創造了高度發達燦爛的文化,三星堆就是這個文化的中心。三星堆本身是一座無論規模、佈局,還是建築工藝都令人吃驚的古城。城牆牆基寬達40餘米,頂部寬約20米。整個城址呈北窄南寬佈局,南北長2000米,東西最寬2000米,面積約3.5平方公里,估計當時城內居住人口應在3至5萬之間,是比三星堆古城修建時間晚1500年的古希臘荷馬時代名城邁錫尼面積的一百倍!
大量的家養動物遺骨和塑造乖巧的家養動物造型,說明當時的家畜飼養業已具有一定的規模,而這正是農業發展興旺的標誌之一。而大陶盆、大陶缸、大陶罐等糧食容器和形制各異,用途不一的酒器,則直接表明了當時農業的發展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再從大量海貝、象牙的出土,雕花漆品的發現和衣飾繁複的青銅雕像等情況來看,當時已存在比較明細的社會分工,商品的生產和交換髮展已經達到了較高的程度。
從目前發現的大量遺蹟遺物可以看出,三千多年以前的古蜀文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並不落後於中原地區,它所反映的應該就是古代巴蜀,特別是蜀人的歷史進程或者說是巴蜀文明興亡的全過程。它上承以寶墩村文化和魚鳧村文化為代表的高度發達的新石器文化,下接廣都樊鄉以至成都羊子山遺蹟,可分為四期,相似的文化遺址分佈在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直到三峽內外的廣大地區。
關於三星堆文化的淵源,研究者曾作過多種推測種意見認為,“魚鳧氏蜀人”是三星堆文明的主要創造者;另一種意見認為,“杜宇氏蜀王”是三星堆文明的主要創造者。目前還有氐羌說、濮人說、巴人說、東夷說、越人說等不同看法,研究的角度也有“傳播論”和“影響論”等不同的觀點。
多數學者認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與三星堆關係密切,其主體居民可能是來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郭沫若曾認為葛維漢、林名均在廣漢發現的玉璧、玉璋、玉圭等器物均與華北、華中出土的相似,判斷這是古代西蜀曾與華中、華北有文化接觸的證明。
再從出土的70枚象牙等物品來看,三星堆古蜀國當時可能與周邊國家甚至更遠的地方已有了商品交流。從部分青銅器上帶有明顯的古波斯風格紋飾和一些陶器酒杯極似歐洲同期出土酒杯外形看,三星堆青銅器可能還受到來自西亞、近東、歐洲等異域文化的影響,有了文化採借現象。
種種跡象表明,三星堆古國的影響力波及範圍近千公里,西及雲貴高原,北到陝西、甘肅,並形成了一條連接西亞地區波斯、埃及等國的聯繫通道。三星堆文明好就好在不是任何一種文明的模仿,它獨樹一幟、別具一格。
多數專家考證認為,三星堆出土文物表明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同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影響三星堆文化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發展也不是孤立的,三星堆文明是土著文化與外來文化撞擊而生的文明之光,它包含了大量外來文化因素,是多種文化交互影響的結果,形成了具有獨特風格的器物和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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