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鵬程(1921年~1991年)，陝西韓城人。著有長篇小說《保衛延安》、中篇小說《在和平的日子裡》，短篇小說作品有《年青的朋友》、《速寫集》、《杜鵬程小說選》等。
杜鵬程原名杜紅喜，1921年3月出生在韓城縣夏陽鄉蘇村一個貧寒農家。兩歲半時，父親杜寶成因肺氣腫逝世，幼年喪父的他，跟隨母親趙氏過著飢寒交迫的日子，甚至跟隨母親討過飯。蘇村人種植加工辣子遠近聞名，趙氏就揹著兒子沒黑沒明地碾辣子，或者整夜在油燈下替人家紡線，母親求生能力很強，對他的一生影響很大。
不識字的母親千方百計讓兒子識字，她將孩子識字用的每一個字片，都珍藏在她親手製作的一個木盒子裡，這木盒也裝入了母親對兒子的心願和期望。1928年至1929年6月，杜鵬程在縣城東寺設立的私塾上學。
後來，9歲的他被送到孤兒院學習，因生活貧困輟學後，不得不到一家店鋪當學徒。此後經人介紹，到西莊鎮學校半工半讀，學習環境較好又有進步教師的影響，他的知識得到了較大的增長。
16歲時，他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隨即到韓城地下黨創辦的少年書報社當送報工友，並跟隨老師和學生，到農村演講、演劇、寫標語、作宣傳。工作之餘他拼命讀書，進步書籍使他大開眼界。“少年書報社”設在城裡絲紡巷，對面牆上貼滿了“陝北公學”和“抗日軍政大學”的招生廣告，他閱讀後便一心向往那片嶄新天地。
1938年初夏，杜鵬程奔赴延安，被分配到延安大學學習。”延安大學畢業後杜鵬程當了記者，隨西北野戰軍二縱隊一起轉戰陝北，然後轉赴解放大西北的炮火硝煙中。戰地記者與戰士並無區別，整天和戰士們一起生活、行軍、打仗，經歷一幕幕血腥殘酷的戰爭場面，看著一個個熟識或不熟識的戰友倒下，杜鵬程一次又一次地落淚，用顫抖的手飽蘸血淚，記錄下一個個精彩的歷史瞬間。他是保衛延安戰役的目擊者和參加者，他每天記採訪筆記，光素材就堆滿了屋子。他決心寫一部百萬長卷，紀念那場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和犧牲的革命戰士。
初稿剛完成，忽接電報，謂母親病危，他便乘了西北唯一的一架軍用飛機趕到西安，再冒雪步行數日，揹著那十幾斤稿子，來到母親房前。母親的門口積雪半尺，沒有腳印，屋裡沒有燈光，沒有煙火，沒有傢俱。一張土炕上，有半張席，母親躺在上面，已經逝去，陪伴她的只有一隻破瓦罐和許多蓋著“軍郵”戳子的遠方來信。
杜鵬程在父老鄉親們的幫助下，埋葬了苦命的母親，含著淚，一頭扎進稿紙裡，廢寢忘食，夜以繼日，眼睛熬紅了，握筆的手也磨出了厚厚的繭子，用4年時間，將百萬字的報告文學，改成了三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
1954年6月，長篇小說《保衛延安》終於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經面世，立刻在社會上激起巨大反響，著名評論家馮雪峰高度評價道：“這部作品，稱得上描寫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英雄戰爭的一部史詩。”在經受了時間的洗禮和考驗後，《保衛延安》的價值和地位最終被確立，並被盛譽為開創了當代軍旅文學的先河。 1956年2月4日，杜鵬程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等領導人的接見。主席握住杜鵬程的手，杜鵬程激動得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保衛延安》轟動一時，不到一年印刷上百萬冊，帶給了杜鵬程巨大的成功，也給他的生活帶來了很大變化，他被調入陝西作協，成為一名專業作家。但他隨即又投身大西南的鐵路建設工地，與工人打成一片，創作出了《年輕的朋友》《在和平的日子裡》《工地隨筆》等作品。
1959年，隨著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受到批判，杜鵬程因在《保衛延安》中塑造了這位偉大的軍事家形象而受到株連。有人攻擊他為反黨分子“樹碑立傳”，還有人拿他1955年8月5日曾在中南海受到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專門接見而大做文章。《保衛延安》一夜之間變成“大毒草”，被勒令停止發行，遭受長達20年的壓制。
打倒四人幫之後，杜鵬程重新拿起筆，創作了中篇小說《歷史腳步聲》。1978年又寫了《保衛延安再版後記與其他》，這篇文章是他重病時寫下的聲討“四人幫”以及極左思想的檄文。在文章中，他寫了多年來的坎坷命運，寫了對這場浩劫的憎惡，大膽提出：“難道一個人少年投身革命，在艱苦的環境出生入死，為的是和廣大群眾一道來爭取這樣一種‘命運’嗎？”經過多年的磨難，仍可以看出他耿直的銳氣和正派的鋒芒。之後他又相繼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光輝的歷程》、《杜鵬程散文特寫選》，散文集《我與文學》、《杜鵬程散文集》、《杜鵬程散文隨筆》。到1992年《保衛延安》已發行6個版本400多萬冊，並被譯成十幾國文字，被改編為電影、話劇、連環畫等多種體裁的文學作品。
平反後，杜鵬程重新回到作協崗位工作，並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陝西省作協副主席、陝西省文聯副主席、陝西省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陝西省人大常委等。1982年，杜鵬程又被選為12大代表赴京參會，這也是他一生中政治生命的巔峰時期。著名作家賈平凹說道：一部《保衛延安》，使老杜成了神，也使老杜成了鬼。但歷史是公正的，人畢竟還是人！
1956年2月8日毛澤東，沈雁冰，杜鵬程，張恨水等在中南海懷仁堂。（候波 攝）
杜鵬程深深愛著故鄉韓城，在《我的小傳》裡他這樣寫道：“我的故鄉在黃河身旁，山川秀麗、景色優美和富於神話色彩。這裡有‘禹鑿龍門’的傳說，有司馬遷出生的地方，也有古香古色富於文化價值的建築物……這裡的人民也富於反抗精神，遠在大革命期間，奮起抗爭的人就不少；第二次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時期，投身變革現實的人就更多了。距我們村莊十五里，便是史學家和文學家司馬遷的廟宇和墳墓。雖然有司馬遷這偉大的同鄉，但我家往上數三代只有我一人偶然有機會讀書。這不是我一家的不幸，而是所有貧苦百姓的共同‘命運’。後來讀了司馬遷的著作，我才懂得這位同樣是窮苦百姓的鄉黨，雖然名垂千古，譽貫中外，可他也是不幸的，甚至於是悲慘的。”
1985年、1987年，應韓城文化局之邀，杜鵬程帶領省作協幾位作家、評論家，為廣大業餘文學愛好者作輔導報告，當時他的高血壓病很重，看著他講話時不斷咳嗽的模樣，許多同志流下感動的淚水，偌大的會場座無虛席，甚至夾道和窗外，也站滿了人。記得1985年那次講座，文化館晚上安排杜老夫婦、作家與業餘作者骨幹開座談會，杜老很關切地問在座各位的創作與讀書情況，他特別關心年輕的業餘作者。散會後，樊仰山、徐謙夫兩位前輩，想將小字輩的筆者和孟智強一起引薦給杜老，不料我倆都是拉不出圈的，一是我們寫詩、寫小說才剛剛開始，另一方面，我們感覺到杜老年高多病，也不忍打攪，不料竟永成遺憾。受杜老的直接影響，這次大會後縣南芝陽、衛東、龍亭三個鄉鎮的文學青年成立了“芝水文學社”，我和智強是發起人，喬子玄鄉的文學愛好者組成了“山窩窩文學社”。當時韓城市文學社團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
象山森林公園
剛平反那陣，夏陽鄉澗南中學建校之初，鄉政府兩名幹部到西安找他捐款，左右為難的杜老說，我出生在韓城，韓城人民養育了我，建校我應該捐錢，我現在是真的沒有積蓄，兒女上大學都有困難，自己渾身是病，說著說著眼淚竟流了出來。家鄉的幹部走後，他常常覺的很對不起家鄉人。此後，情況稍有好轉，他便把自己家裡的“黃河牌”電視機託人送回家鄉讓村裡的父老鄉親看，又把省作協處理的一輛小車掏錢買了送回蘇村。1988年5月，杜老最後一次回故鄉，當時，全國《史記》研討會在韓城召開，省作協給他派了專車，他堅持要和專家們一起坐火車來。他滿頭銀髮，一臉病容，還要堅持參加會議的各項活動，並在大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參觀了龍門、司馬遷祠墓、高門、華池、徐村，看望了蘇村的鄉親，依依不捨地告別了故鄉。這竟成了他與故鄉的永訣。
1991年10月27日下午，杜鵬程在西安離開人世。據張天恩回憶：杜老病危，受韓城文藝界同志囑託，我帶著大家簽名的慰問信前往看望。不料當我們趕到西安時，杜老已經與世長辭了。我們邁著沉重的腳步走進杜老的家，望著他的遺像，不禁潸然淚下。杜老夫人張文彬說：“老杜到生命最後一刻，最想念的還是家鄉。”三天後，杜鵬程作品研討會如期召開。追悼會上張文彬打破慣例，沒有哀樂，她特意用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為丈夫送行。
二十餘年後的今天，絕大多數讀者讀了杜老的絕筆之作《我期望著》，都會有熱血沸騰的感覺。我們不妨重溫一下其中的兩段：“我從抗戰初期開始學習創作，至今有50個年頭，先後發表了長篇、中篇、短篇集多部，也算是給人民做了點事情。人們總是怕回想往事的，但我們必須勇敢地以審視的眼光去看自己走過的道路。這裡有著追求和創造的歡愉，同時也有著艱難和辛酸。讓人感到安慰的是，自己多年來熱愛和鍾情一種事業——文學，併為之付出了畢生的心血；而遺憾和痛心的是，未能給後世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這可以說是個人悲劇，也是一輩人的悲劇。”
“目前，我們文學界雖然湧現出大批新人，出了許許多多好的作品，但從整體說，我們的文學水平還不算太高，足以稱得上大作品的著作還不多。我們這個文化古國，歷史上就有著像《紅樓夢》這樣在人類文化史上佔著很重要位置的鉅著，它也為我國文學後輩在藝術上立下了很高的標杆。我年事已高，重病纏身，但我滿心希望著我們民族能湧現更多的天才藝術巨人，寫出無愧於我們民族的文學鉅著來。我期望著！”
已故的著名作家路遙曾經高度評價杜鵬程的一生：“在和他同時代的作家中，杜鵬程是少數屬於敢踏入‘無人區’的勇士，並敢在文學的荒原上豎起自己標幟的人物。他是我們行業的斯巴達克斯。這一切首先體現在他的史詩《保衛延安》之中。這部書使他聲名遠播，也給他帶來過無窮的災難，而屬於巨人的災難不也是另是一種勳章嗎？杜鵬程出身於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他幾乎是赤手空拳走進生活和戰爭的暴風雨。他擁有槍和筆兩種武器，槍和敵對的勢力作戰，而筆主要和自己作戰。對他來說，後一種作戰更為艱難。從《保衛延安》的創作過程中，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和自己做過多麼無情的鬥爭。從他未完成的大書《太平年月》的題旨使我們完全意識到：作家已經進入了思想和藝術的大境界，可是沒等這座宏大的工程竣工，他就逝世了，這是一個‘悲劇’。二十多年相處的日子裡，他的人民性，他自我折磨式的勞動精神，都曾強烈地影響了我。
近年來，《保衛延安》登上熒屏，在央視一套及多家衛視黃金時間熱播。清明節前夕，幾個文友相約，一起拜謁位於三山公園杜鵬程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陵墓。安葬杜鵬程的陵墓坐北向南，面對黃河，四周有高大挺拔的松柏守護，黃瑩瑩的迎春花散發著馨香，在這風水清靜幽雅的山巒中，杜鵬程靜靜地依偎著懷抱他的氣勢雄偉的象山，俯視著田野裡辛勤勞作的遠親近鄰，眺望著翻滾不息的黃河之水，追憶著史聖司馬遷的悲歡離合，欣賞著西禹高速來來往往的車輛，宏偉壯觀的芝川大橋。靜靜地站在陵墓前，一行人都沒了話語，然後默默地鞠躬，思緒走向那戰火紛飛的年代，耳邊是周大勇和他的英雄連隊，氣壯山河的浴血奮戰，槍聲炮聲，以及他們繳槍不殺的喊聲……當我們要離開時，看到兩個小學生把一束鮮花整齊地擺放在墓塋上，聽家長講述杜鵬程的故事。
前幾天，我忙裡偷閒，第一次拜訪杜鵬程故居。在那裡，村口豎立有一塊刻著“著名作家杜鵬程故居”的石碑，穿過一條兩三米寬、不足百米長的巷道，兩旁沒有任何標記，一面朝北牆上的黑板上“毛主席對全國全軍的偉大號召”等字樣依然清晰可見。在一位熱情的女村民引導下，左拐進一條泥濘的小巷，我敲開了兩扇木門，這就是杜鵬程的家。這是一個坐西面東的小院，一座南房一座北房，原來各是五間，磚鋪的院子中間曬著香味瀰漫的大紅袍花椒。熱情的主人打開南房房門，正對門的牆面上掛著杜鵬程的遺像，並排的一男一女是他的哥、嫂遺像。據院中主人64歲的王文仙（她是杜鵬程的侄媳）介紹：“房子是1958年我叔父杜鵬程掏錢蓋的，去年想蓋一座西房為上房，拆了靠西的一間北房，新房也沒建成！”看著她懊悔遺憾的樣子，我用韓城鄉黨的話勸她：“最好是復原如初，把業守住。”我問：“市上有沒有保護經費？”她說：“沒有。”當我從她口裡得知，幾個月前市上旅遊局派人來看過，說是要採取保護措施，我感到欣慰，並在心裡默默地祈福，希望早一天能得到落實。因為五十多年前蓋的磚瓦房，文革時被人舉報為宮殿的建築，實在是急需要修繕維護了。在大力發展旅遊的今天，我還想著要能建一個杜鵬程紀念館該多好呀。
返程繞道我特意走到老城文廟前，想起26年前的那天晚上杜老與骨幹作者見面後，張文彬攙扶著杜鵬程漸行漸遠的背影，我又一次激動不已地淚流滿面。但我分明覺得杜鵬程遠去的背影，歷久彌新，越來越高大了！
作家路遙高度評價杜鵬程的一生：“在和他同時代的作家中，杜鵬程是少數屬於敢踏入“無人區”的勇士，並敢在文學的荒原上樹起自己標幟的人物。他是我們行業的斯巴達克斯。這一切首先體現在他的史詩《保衛延安》之中。這部書使他聲名遠播，也給他帶來過無窮的災難。而屬於巨人的災難不也是另是一種勳章嗎？杜鵬程出身於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他幾乎是赤手空拳走進生活和戰爭的暴風雨。不久，他就擁有槍和筆兩種武器。其中的槍和敵對的勢力作戰，而筆主要和自己作戰。對他來說，後一種作戰更為艱難。
路遙評價《保衛延安》：從《保衛延安》的創作過程，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和自己做過多麼無情的鬥爭。以後，這部書先使他榮耀接著，之後便讓他忍氣吞聲地生活。從未來得及完成的大書的題旨就完全使我們意識到，作家已經進入了思想和藝術的大境界。可是，沒等這座宏大的工程峻工，他就逝世了。正如他最後所言，這是一個“悲劇”。“二十多年相處的日子裡，他的人民性，他的自我折磨式的偉大勞動精神，都曾強烈地影響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過他，默默地學習過他。…… ”（文：薛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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