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程(1921年~1991年)，陕西韩城人。著有长篇小说《保卫延安》、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短篇小说作品有《年青的朋友》、《速写集》、《杜鹏程小说选》等。
杜鹏程原名杜红喜，1921年3月出生在韩城县夏阳乡苏村一个贫寒农家。两岁半时，父亲杜宝成因肺气肿逝世，幼年丧父的他，跟随母亲赵氏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甚至跟随母亲讨过饭。苏村人种植加工辣子远近闻名，赵氏就背着儿子没黑没明地碾辣子，或者整夜在油灯下替人家纺线，母亲求生能力很强，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不识字的母亲千方百计让儿子识字，她将孩子识字用的每一个字片，都珍藏在她亲手制作的一个木盒子里，这木盒也装入了母亲对儿子的心愿和期望。1928年至1929年6月，杜鹏程在县城东寺设立的私塾上学。
后来，9岁的他被送到孤儿院学习，因生活贫困辍学后，不得不到一家店铺当学徒。此后经人介绍，到西庄镇学校半工半读，学习环境较好又有进步教师的影响，他的知识得到了较大的增长。
16岁时，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随即到韩城地下党创办的少年书报社当送报工友，并跟随老师和学生，到农村演讲、演剧、写标语、作宣传。工作之余他拼命读书，进步书籍使他大开眼界。“少年书报社”设在城里丝纺巷，对面墙上贴满了“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他阅读后便一心向往那片崭新天地。
1938年初夏，杜鹏程奔赴延安，被分配到延安大学学习。”延安大学毕业后杜鹏程当了记者，随西北野战军二纵队一起转战陕北，然后转赴解放大西北的炮火硝烟中。战地记者与战士并无区别，整天和战士们一起生活、行军、打仗，经历一幕幕血腥残酷的战争场面，看着一个个熟识或不熟识的战友倒下，杜鹏程一次又一次地落泪，用颤抖的手饱蘸血泪，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的历史瞬间。他是保卫延安战役的目击者和参加者，他每天记采访笔记，光素材就堆满了屋子。他决心写一部百万长卷，纪念那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牺牲的革命战士。
初稿刚完成，忽接电报，谓母亲病危，他便乘了西北唯一的一架军用飞机赶到西安，再冒雪步行数日，背着那十几斤稿子，来到母亲房前。母亲的门口积雪半尺，没有脚印，屋里没有灯光，没有烟火，没有家具。一张土炕上，有半张席，母亲躺在上面，已经逝去，陪伴她的只有一只破瓦罐和许多盖着“军邮”戳子的远方来信。
杜鹏程在父老乡亲们的帮助下，埋葬了苦命的母亲，含着泪，一头扎进稿纸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眼睛熬红了，握笔的手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用4年时间，将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成了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
1954年6月，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经面世，立刻在社会上激起巨大反响，著名评论家冯雪峰高度评价道：“这部作品，称得上描写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在经受了时间的洗礼和考验后，《保卫延安》的价值和地位最终被确立，并被盛誉为开创了当代军旅文学的先河。 1956年2月4日，杜鹏程在中南海受到毛主席等领导人的接见。主席握住杜鹏程的手，杜鹏程激动得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保卫延安》轰动一时，不到一年印刷上百万册，带给了杜鹏程巨大的成功，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他被调入陕西作协，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但他随即又投身大西南的铁路建设工地，与工人打成一片，创作出了《年轻的朋友》《在和平的日子里》《工地随笔》等作品。
1959年，随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受到批判，杜鹏程因在《保卫延安》中塑造了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形象而受到株连。有人攻击他为反党分子“树碑立传”，还有人拿他1955年8月5日曾在中南海受到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专门接见而大做文章。《保卫延安》一夜之间变成“大毒草”，被勒令停止发行，遭受长达20年的压制。
打倒四人帮之后，杜鹏程重新拿起笔，创作了中篇小说《历史脚步声》。1978年又写了《保卫延安再版后记与其他》，这篇文章是他重病时写下的声讨“四人帮”以及极左思想的檄文。在文章中，他写了多年来的坎坷命运，写了对这场浩劫的憎恶，大胆提出：“难道一个人少年投身革命，在艰苦的环境出生入死，为的是和广大群众一道来争取这样一种‘命运’吗？”经过多年的磨难，仍可以看出他耿直的锐气和正派的锋芒。之后他又相继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光辉的历程》、《杜鹏程散文特写选》，散文集《我与文学》、《杜鹏程散文集》、《杜鹏程散文随笔》。到1992年《保卫延安》已发行6个版本400多万册，并被译成十几国文字，被改编为电影、话剧、连环画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平反后，杜鹏程重新回到作协岗位工作，并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人大常委等。1982年，杜鹏程又被选为12大代表赴京参会，这也是他一生中政治生命的巅峰时期。著名作家贾平凹说道：一部《保卫延安》，使老杜成了神，也使老杜成了鬼。但历史是公正的，人毕竟还是人！
1956年2月8日毛泽东，沈雁冰，杜鹏程，张恨水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候波 摄）
杜鹏程深深爱着故乡韩城，在《我的小传》里他这样写道：“我的故乡在黄河身旁，山川秀丽、景色优美和富于神话色彩。这里有‘禹凿龙门’的传说，有司马迁出生的地方，也有古香古色富于文化价值的建筑物……这里的人民也富于反抗精神，远在大革命期间，奋起抗争的人就不少；第二次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投身变革现实的人就更多了。距我们村庄十五里，便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的庙宇和坟墓。虽然有司马迁这伟大的同乡，但我家往上数三代只有我一人偶然有机会读书。这不是我一家的不幸，而是所有贫苦百姓的共同‘命运’。后来读了司马迁的著作，我才懂得这位同样是穷苦百姓的乡党，虽然名垂千古，誉贯中外，可他也是不幸的，甚至于是悲惨的。”
1985年、1987年，应韩城文化局之邀，杜鹏程带领省作协几位作家、评论家，为广大业余文学爱好者作辅导报告，当时他的高血压病很重，看着他讲话时不断咳嗽的模样，许多同志流下感动的泪水，偌大的会场座无虚席，甚至夹道和窗外，也站满了人。记得1985年那次讲座，文化馆晚上安排杜老夫妇、作家与业余作者骨干开座谈会，杜老很关切地问在座各位的创作与读书情况，他特别关心年轻的业余作者。散会后，樊仰山、徐谦夫两位前辈，想将小字辈的笔者和孟智强一起引荐给杜老，不料我俩都是拉不出圈的，一是我们写诗、写小说才刚刚开始，另一方面，我们感觉到杜老年高多病，也不忍打搅，不料竟永成遗憾。受杜老的直接影响，这次大会后县南芝阳、卫东、龙亭三个乡镇的文学青年成立了“芝水文学社”，我和智强是发起人，乔子玄乡的文学爱好者组成了“山窝窝文学社”。当时韩城市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象山森林公园
刚平反那阵，夏阳乡涧南中学建校之初，乡政府两名干部到西安找他捐款，左右为难的杜老说，我出生在韩城，韩城人民养育了我，建校我应该捐钱，我现在是真的没有积蓄，儿女上大学都有困难，自己浑身是病，说着说着眼泪竟流了出来。家乡的干部走后，他常常觉的很对不起家乡人。此后，情况稍有好转，他便把自己家里的“黄河牌”电视机托人送回家乡让村里的父老乡亲看，又把省作协处理的一辆小车掏钱买了送回苏村。1988年5月，杜老最后一次回故乡，当时，全国《史记》研讨会在韩城召开，省作协给他派了专车，他坚持要和专家们一起坐火车来。他满头银发，一脸病容，还要坚持参加会议的各项活动，并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参观了龙门、司马迁祠墓、高门、华池、徐村，看望了苏村的乡亲，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故乡。这竟成了他与故乡的永诀。
1991年10月27日下午，杜鹏程在西安离开人世。据张天恩回忆：杜老病危，受韩城文艺界同志嘱托，我带着大家签名的慰问信前往看望。不料当我们赶到西安时，杜老已经与世长辞了。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杜老的家，望着他的遗像，不禁潸然泪下。杜老夫人张文彬说：“老杜到生命最后一刻，最想念的还是家乡。”三天后，杜鹏程作品研讨会如期召开。追悼会上张文彬打破惯例，没有哀乐，她特意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为丈夫送行。
二十余年后的今天，绝大多数读者读了杜老的绝笔之作《我期望着》，都会有热血沸腾的感觉。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其中的两段：“我从抗战初期开始学习创作，至今有50个年头，先后发表了长篇、中篇、短篇集多部，也算是给人民做了点事情。人们总是怕回想往事的，但我们必须勇敢地以审视的眼光去看自己走过的道路。这里有着追求和创造的欢愉，同时也有着艰难和辛酸。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自己多年来热爱和钟情一种事业——文学，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心血；而遗憾和痛心的是，未能给后世留下更多更好的作品。这可以说是个人悲剧，也是一辈人的悲剧。”
“目前，我们文学界虽然涌现出大批新人，出了许许多多好的作品，但从整体说，我们的文学水平还不算太高，足以称得上大作品的著作还不多。我们这个文化古国，历史上就有着像《红楼梦》这样在人类文化史上占着很重要位置的巨著，它也为我国文学后辈在艺术上立下了很高的标杆。我年事已高，重病缠身，但我满心希望着我们民族能涌现更多的天才艺术巨人，写出无愧于我们民族的文学巨著来。我期望着！”
已故的著名作家路遥曾经高度评价杜鹏程的一生：“在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杜鹏程是少数属于敢踏入‘无人区’的勇士，并敢在文学的荒原上竖起自己标帜的人物。他是我们行业的斯巴达克斯。这一切首先体现在他的史诗《保卫延安》之中。这部书使他声名远播，也给他带来过无穷的灾难，而属于巨人的灾难不也是另是一种勋章吗？杜鹏程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几乎是赤手空拳走进生活和战争的暴风雨。他拥有枪和笔两种武器，枪和敌对的势力作战，而笔主要和自己作战。对他来说，后一种作战更为艰难。从《保卫延安》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和自己做过多么无情的斗争。从他未完成的大书《太平年月》的题旨使我们完全意识到：作家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艺术的大境界，可是没等这座宏大的工程竣工，他就逝世了，这是一个‘悲剧’。二十多年相处的日子里，他的人民性，他自我折磨式的劳动精神，都曾强烈地影响了我。
近年来，《保卫延安》登上荧屏，在央视一套及多家卫视黄金时间热播。清明节前夕，几个文友相约，一起拜谒位于三山公园杜鹏程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陵墓。安葬杜鹏程的陵墓坐北向南，面对黄河，四周有高大挺拔的松柏守护，黄莹莹的迎春花散发着馨香，在这风水清静幽雅的山峦中，杜鹏程静静地依偎着怀抱他的气势雄伟的象山，俯视着田野里辛勤劳作的远亲近邻，眺望着翻滚不息的黄河之水，追忆着史圣司马迁的悲欢离合，欣赏着西禹高速来来往往的车辆，宏伟壮观的芝川大桥。静静地站在陵墓前，一行人都没了话语，然后默默地鞠躬，思绪走向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耳边是周大勇和他的英雄连队，气壮山河的浴血奋战，枪声炮声，以及他们缴枪不杀的喊声……当我们要离开时，看到两个小学生把一束鲜花整齐地摆放在墓茔上，听家长讲述杜鹏程的故事。
前几天，我忙里偷闲，第一次拜访杜鹏程故居。在那里，村口竖立有一块刻着“著名作家杜鹏程故居”的石碑，穿过一条两三米宽、不足百米长的巷道，两旁没有任何标记，一面朝北墙上的黑板上“毛主席对全国全军的伟大号召”等字样依然清晰可见。在一位热情的女村民引导下，左拐进一条泥泞的小巷，我敲开了两扇木门，这就是杜鹏程的家。这是一个坐西面东的小院，一座南房一座北房，原来各是五间，砖铺的院子中间晒着香味弥漫的大红袍花椒。热情的主人打开南房房门，正对门的墙面上挂着杜鹏程的遗像，并排的一男一女是他的哥、嫂遗像。据院中主人64岁的王文仙（她是杜鹏程的侄媳）介绍：“房子是1958年我叔父杜鹏程掏钱盖的，去年想盖一座西房为上房，拆了靠西的一间北房，新房也没建成！”看着她懊悔遗憾的样子，我用韩城乡党的话劝她：“最好是复原如初，把业守住。”我问：“市上有没有保护经费？”她说：“没有。”当我从她口里得知，几个月前市上旅游局派人来看过，说是要采取保护措施，我感到欣慰，并在心里默默地祈福，希望早一天能得到落实。因为五十多年前盖的砖瓦房，文革时被人举报为宫殿的建筑，实在是急需要修缮维护了。在大力发展旅游的今天，我还想着要能建一个杜鹏程纪念馆该多好呀。
返程绕道我特意走到老城文庙前，想起26年前的那天晚上杜老与骨干作者见面后，张文彬搀扶着杜鹏程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又一次激动不已地泪流满面。但我分明觉得杜鹏程远去的背影，历久弥新，越来越高大了！
作家路遥高度评价杜鹏程的一生：“在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杜鹏程是少数属于敢踏入“无人区”的勇士，并敢在文学的荒原上树起自己标帜的人物。他是我们行业的斯巴达克斯。这一切首先体现在他的史诗《保卫延安》之中。这部书使他声名远播，也给他带来过无穷的灾难。而属于巨人的灾难不也是另是一种勋章吗？杜鹏程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几乎是赤手空拳走进生活和战争的暴风雨。不久，他就拥有枪和笔两种武器。其中的枪和敌对的势力作战，而笔主要和自己作战。对他来说，后一种作战更为艰难。
路遥评价《保卫延安》：从《保卫延安》的创作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和自己做过多么无情的斗争。以后，这部书先使他荣耀接着，之后便让他忍气吞声地生活。从未来得及完成的大书的题旨就完全使我们意识到，作家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艺术的大境界。可是，没等这座宏大的工程峻工，他就逝世了。正如他最后所言，这是一个“悲剧”。“二十多年相处的日子里，他的人民性，他的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都曾强烈地影响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过他，默默地学习过他。…… ”（文：薛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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