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孟宸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南非民主主义政党专门发来贺电。随后苏丹等地的民主解放运动领导人到中国参与相关会议，向中国学习民主解放运动经验。但是，当时中国与非洲各国的交往主要集中在民间层面，中非的经贸往来缺乏持续性，贸易规模较小，在文教领域仅仅与埃及等个别国家建立了联系，未能实现领导人互访以及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目标。但是随着1955年4月18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的340名代表齐聚一堂，中国的机会来了。正是因为周恩来和中国外交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往来穿梭，长袖善舞，使得万隆会议得以圆满举行，并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南南合作的典范。周恩来和中国外交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让非洲人民相信中国是一个对非洲人民平等对待的，负责任的大国。

1958 年周恩来在欢庆国际学联第五届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的酒会上与摩洛哥、伊拉克和苏丹等国学生代表合影

为支援非洲，放弃眼前利益

在万隆会议之后，周恩来领导中国外交系统开始竭尽所能为非洲争取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运动提供帮助。从1954年开始，阿尔及利亚人民发动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1958年10月2日，几内亚成为13个法属殖民地中率先宣布独立的国家。法国为了维护所谓“传统利益”，一方面严酷镇压非洲人民的反抗，甚至不惜破坏阿尔及利亚和几内亚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上大打舆论战和外交战，吓阻其他国家不得支持几内亚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之举。当时，法国已经表示出愿意与新中国建交，但条件是中国停止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如果能够与西方大国法国建交，无疑将极大地改善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处境。但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宁可舍弃这眼前的蝇头小利，也要支援非洲的正义斗争。

在殖民时代，法国殖民者有意识地在当地建立了极度依赖法国的经济体系，其中几内亚的粮食供应几乎完全依赖法国。几内亚独立后，法国立刻撤走有关人员和物资，并停止几内亚粮食和财政供应，切断与几内亚的经济关系。1959年几内亚粮食歉收，在巨大的粮食压力下向中国求助。尽管此时法国百般阻挠，中国与几内亚也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中国还是出于人道主义向几内亚提供了5000吨大米，此后又再次向几内亚提供1万吨大米，并向几内亚派出农业专家团队，帮助几内亚全国种植水稻，提高农业生产能力。

1958年4月周总理亲自接待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团，并亲自主导制定周密的援阿计划。中国政府先后向阿尔及利亚提供了价值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军火和现款援助，并开始帮助阿尔及利亚培训军官。

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工人在坦赞铁路工程现场工作

世界迎来“非洲年”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援助非洲的行动相对谨慎。整个50年代中国对外提供40.28亿无偿援助和贷款，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叙利亚的总援助额不足1亿。1958年4月周恩来一方面肯定了基于五项原则与非洲建立关系对于巩固和扩大中间地带所起到的作用，但同时也强调争取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扩大和平地区和反帝和平统一战线需要完成“许多更艰巨深入的工作”。造成这种微妙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非洲共产主义政党与传统民族主义政党围绕独立和革命运动领导权问题发生了一系列矛盾甚至武装冲突。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国一方面进一步加深对非洲各国和各政治派别的了解与认识，另一方面在巩固传统关系基础上，努力争取开辟新的外交战场。1961年有17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世界迎来了“非洲年”。到1963年，非洲有34个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占非洲总面积80%的土地和占84%的人口在形式上脱离了殖民主义的桎梏。

1965 年6月8日，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坦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左）亲到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机场迎接

“适当照顾”政策

之所以说“形式上”，是因为此时美苏争霸的阴影已经投射到非洲大陆上。美苏为了谋求本国利益，有意识利用旧殖民体系的崩溃，逼迫新独立的国家与自己“政治合作”，接受“经济援助”，对非洲进行全面渗透，甚至挑拨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例如苏联从1959年成立所谓“对非友好协会”统一开展对非外交战。从这一年开始至1961年，埃塞俄比亚、几内亚、马里等国接受的贷款接近3亿卢布。而美国肯尼迪政府在1961年针锋相对地提出“新非洲”政策。

为了应对新帝国主义和反华势力打进非洲的新局势，在周恩来的组织下，1960年中国全面展开对非工作。外交部在周恩来主导下，制定了对非九点工作任务，过去“量力而行”的对非援助原则被“适当照顾”政策取代。1960年4月，中方邀请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访华，给予阿方军事、技术、政治和经济的全面支持，涉及军事和经济援助总额达5060万元。1961年周恩来和刘少奇与访华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展开会谈，决定克服中国国内经济困难的不利因素，对加纳给予经济支援，派出农业专家赴加纳，并在加纳援助兵工厂，帮助加训练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