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第一期学员大部分都是1900年前后出生，但也有个别年纪较大的，比如江苏东台的丁琥（1886年）甚至还比蒋介石年长一岁。站在队伍中间，来自湖南湘乡的宋希濂（1907年）亦属小字辈，皮肤白润，俨然稚气未脱小男生。然而谁能想到，也就几年工夫，27岁的宋希濂竟然当上了第36师中将师长，成为国民党军队最年轻的师长之一。
南京失守，愤而辞职归田
1937年12月12日下午，处于日军几路大军围攻中的南京炮声隆隆，第78军军长兼第36师师长宋希濂接到卫戍司令长官部指示：“下关通浦口为我军后方惟一交通路，应竭力维持秩序，严禁部队官兵及散兵游勇麇集。”几个小时后，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认为战局难以挽回，遂于17时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宣布弃城。命令规定第36师负责掩护长官部及直属部队渡江，其余各部一概不许渡江，只能在广德、宣城、芜湖之间选择突围。但只有少数广东军队严格执行命令，很多友军根本不顾秩序，拼命拥向下关、挹江门一带，都想直接撤往浦口。
“不要挤，再挤，就开枪打！”第36师第212团负责把守挹江门，团长熊新民回忆说：“任凭如何解释、劝阻、堵截，都无济于事。本来在鼓楼堵截时，就发生过火并，现在更是到处响起自相残杀的枪声和混成一团的冲、杀、喊、哭声。”宋希濂感到很为难，“各部队均不遵令突围，争先抢过挹江门，船只既少，人人争渡，任意鸣枪……”第78军自身损失亦重，原本一万余官兵只收容起四千余人，过江的“遥闻隔江嚎恸之惨，惟有相向唏嘘，默然泪下”。
事后追究责任，第36师成为众矢之的，有人甚至指责宋希濂在淞沪会战中擅离职守，导致刘家宅阵地轻易失守，建议新老旧账一起算，撤职议处。宋希濂闻讯五内俱焚，致电蒋介石说明情况，“敌军于（10月）30日自税警总团正面强渡，职师于31日接替其守备之阵地，以全师仅三千五百之众，当敌军主攻之锋，鏖战九日，全师精锐丧失殆尽，每当战况危逼之际，职常亲立于火线，藉挽危局，职至今尤痛心于部属死难之烈，而以自身不死为憾，乃竟有人谓职守备之阵地被敌突破”。至于南京撤退，宋希濂表示“职部为遵从命令，遂行任务，反躬自省，无疚于心，外间所加于职部种种谤言，非职所欲多所辩白，亦无从辩白矣”。最后，宋希濂请求蒋介石“俯念十载追随，血战微劳，免予处分，藉维颜面，准予辞职归田，奉老父以终天年”。
办理必要交代后，遭遇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的宋希濂携眷回归故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乡居月余，最高当局又起用他为荣誉师师长，专门负责编练伤愈归队的荣誉老兵。1938年4月，蒋介石突然手令“第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另有任用，着免职，遗缺由宋希濂补”。宋希濂重返战场格外卖力，先后参加豫东兰封战役和武汉会战，付出巨大伤亡代价，阻止了日军横越大别山，从东北方向威胁武汉的企图。
龙陵久攻不下，变相撤职之谜
1941年11月，宋希濂升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放眼抗日战场，当时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级别的黄埔同学只有四位，其余三位分别为第9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第34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要知道黄埔一期学员总共七百余人，能够获此殊荣，绝对称得上是百里挑一。
翌年5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日军紧追不舍，战火很快蔓延至滇西境内。5日晨，军委会参谋团撤退至怒江西岸，参谋团团长林蔚、参谋处处长萧毅肃等人找到刚刚从滇南赶来的工兵营，炸毁了惠通桥。萧毅肃临时收容官兵，晓以大义：“只要我们能据险死守三天，援军必到！”援军在哪里呢？原来4日深夜，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宋希濂：“畹町失守，迅速征调车辆，将已到达祥云的第36师先运，沿滇缅公路西进阻敌，并陆续运送昆明附近的其他部队。”5日下午，第36师先头进抵怒江东岸，终于稳定混乱局面。后来论功行赏，萧毅肃获得三等云麾勋章，宋希濂对此颇为不满，“惠通桥阻敌，三十六师官兵流了许多鲜血，萧毅肃坐着汽车拼命逃跑，有何功劳可言？”
转眼1944年4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反攻滇西。第11集团军奉命协同第20集团军攻打腾冲、龙陵等地。6月10日傍晚，竟然发生一桩乌龙事件——宋希濂误报“收复龙陵”。由于战前侦察工作不细致，黑夜难辨龙陵城区，第87师一部进入龙陵老城即匆促宣布“收复龙陵”。日军放弃老城区，意在死守龙陵县城，但宋希濂更愿意相信日军是要放弃龙陵走人，于是绕过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直接“报捷”重庆。第二天发现情况不对，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直到9月中旬，第20集团军光复腾冲，反攻龙陵战斗仍在旷日持久进行中。宋希濂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突然接到军委会命令，部队交给副总司令黄杰代理，本人立即前往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按照宋希濂的说法，到了重庆后，蒋介石似乎并不知情，“前方正打得很紧，你为什么来了呢？”据此，宋希濂认定萧毅肃从中捣鬼，“萧曾为武器分配与反攻部署等问题和我发生过争执，加上他喜欢人送礼，我不买账，遂挟嫌报复，偷偷将我的名字列入受训名单”。
实际情形比较复杂，美军顾问团长多恩的报告显示，卫立煌很难指挥宋希濂，宋几次声称“如果得不到空中支援和空投补给，他拒绝展开任何行动”。而在多恩看来，“宋希濂所遇到的后勤问题，远不能和北面的第20集团军想比。在后者的进军路线上，有的地方连牲口都无法通行”。鲜为人知的是，卫立煌曾经致电蒋介石，指责宋希濂“自出击以来缺乏信心” “时时要求撤退”，建议调派德勇兼备者接替指挥。蒋介石觉得“敌前易将殊有未便”，答应等滇西战事结束后再作调整。结果还是闹成临阵易将，形同变相撤职。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宋希濂在滇西反攻中功大于过，1945年5月获颁“青天白日勋章”，获勋事由一栏明白写着“滇西作战有功”。
兵败大渡河畔，特赦再迎新生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相继攻占南京、上海等地，宋希濂时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第14兵团司令官，所部沿岳阳城陵矶至宜昌南津关一线布防，打算以宜昌、沙市为江北根据地，确保长江上游不失。7月上旬，解放军发起宜沙战役，第14兵团招架不住，只得步步退入川东。宋希濂来不及伤悲，妻子冷兰琴坚决随军照顾，不久前暴病而亡，如今宜昌又告不守。已经下野的蒋介石不放弃最后的挣扎机会，派蒋经国携带亲笔信慰问第14兵团高级将领，借以振作士气，共渡难关。“现在计划把胡宗南的部队调过来，希望这方面能撑持一个时期。”风雨飘摇之际，蒋氏父子照样拿不出具体办法。宋希濂无奈表态：“我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
从川东到川西，天空总是灰蒙蒙，寒雨中穿山越岭，宋希濂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不管一切，不顾一切，走，快点走。第一步——西昌，第二步——滇缅边境。”12月19日凌晨，第14兵团的残兵败将们抵达川康交界的峨边县沙坪镇，宋希濂实在疲困，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上午7时许。赶紧渡河！怎奈刚至北岸山脚下，突然山上枪声大作，解放军漫山遍野包围过来。宋希濂掏出手枪，眼尖的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抓住，死死不放。
“一九四九年，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不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死了父亲，死了妻子，打了败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虽说这一年我还只有四十二岁，但头发已脱落了不少，两鬓也开始花白了。不，一九四九年，应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应该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经过中国共产党对我的宽宥和教育，使我认清了是非和真理，使我懂得了国民党军队失败的真正原因。”1959年12月，宋希濂经过十年改造后获得特赦，调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专门撰写回忆文章，帮助审核文史资料。在侯镜如夫人李嵩云的好心撮合下，宋希濂与易吟先女士喜结良缘，后来育有一女易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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