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 斯坦福大學的產學研之路


對於硅谷,一位美國科學家曾這樣說過:“硅谷之於美國,正如美國之於世界。”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校長則這樣說過:“斯坦福大學之於硅谷,正如硅谷之於美國。”沒有斯坦福大學就不會有硅谷,由斯坦福電機系教授費雷德里克·特曼開創的斯坦福工業園區就是硅谷的原型。

「學術尖端」構想

二戰永久性地改變了美國的軍事機構和學校的關係。此前,軍事機構自己建立實驗室,組織人員搞科研。就象海軍搞飛艇時那樣,雖然海軍把飛艇基地選在了硅谷,但對硅谷沒什麼影響。二戰期間的情況就不同了。二戰期間成立的美國政府的科研與發展辦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Development, OSRD)主任是斯坦福電機系教授弗雷德裡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的指導教授布什(Vannevar Bush),認識到可以讓大學參與軍事科研。

於是大學直接從軍方獲得科研基金。OSRD一共把4億5千萬美元投入到武器研發,麻州理工拿了1億1千5百萬美元,加州理工拿了8千3百萬美元,哈佛和哥倫比亞大學拿了3千萬美元,斯坦福只得到了5萬美元。當OSRD給特曼打電話時,特曼覺得,他們根本看不上斯坦福,他們沒有把斯坦福當作是科研性質的大學。特曼只得離開斯坦福到波士頓去領導哈佛無線電研究實驗室。

斯坦福大學的產學研之路

萬尼瓦爾·布什教授

戰後,特曼回到斯坦福。他決心讓政府改變這個偏見,他要把學校建成全美國最好的微波和電子研究中心。特曼把哈佛無線電研究實驗室的十一位同事全部聘到了斯坦福,建立了斯坦福電子研究室(Electronic Research Lab, ERL)。最初,他們只能做基礎研究。1946年,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給了他們第一份合同。1950年,特曼已把斯坦福工學院建成了西海岸的麻州理工。

特曼認為,高校的未來在於人才。他說,“大學不僅僅是求知場所,它們要對國家工業的發展和佈局、人口密度、地區聲望、和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要成為第一流的大學,必須有第一流的教授”。

特曼有一套“學術尖端”構想,這包含兩層意思。第一要有頂尖人才。對此,特曼這樣解釋:“一個田徑隊裡與其人人都能跳6英尺,不如只有一個能跳7英尺”。特曼構想的另一層意思,就是要建立學術頂尖科系。他認為,斯坦福在化學、物理和電子工程上有優勢。直到今天,斯坦福的這三個系仍享譽全球。

從美蘇冷戰開始的轉折點

1949年,蘇聯爆炸了它的第一顆原子彈。1950年初,韓戰爆發。美國政府認識到,對抗還在以冷戰的形式繼續。這給斯坦福帶來了新機遇,而特曼早就做好了準備。軍方要求特曼建立一個應用電子實驗室(Applied Electronics Lab, AEL)以從事機密軍事研究。這使斯坦福的電子工程系增加了一倍。斯坦福第一次成為軍事工業和政府研究的合作伙伴。

美國政府深知,儘管和蘇聯處在冷戰中,但冷戰隨時會成為熱戰,美國政府知道蘇聯時刻都想把美國從地球上抹去。但美國不會坐以待斃。由於二戰中曾被政府忽略過,特曼決心把斯坦福的資源集中起來,幫助政府瞭解蘇聯在幹些什麼。特曼在哈佛學到的技術,通信、情報和電子作戰,變得至關重要。這次,斯坦福已經成了國家安全部(NSA)、中央情報局(CIA)、海軍和空軍的科研中心。以電子戰為形式的冷戰就這樣開始了。

蘇聯全面繼承了德國的防空體系。冷戰期間,蘇聯打下了23架美國間諜飛機,造成了200名機上人員的死亡。美國只得尋找其它偵察方法。一九五六年,斯坦福電子實驗室把高空照相偵察機U-2改造成一個電子信號平臺,該平臺由一家硅谷公司建造。其它硅谷公司也參與了研發和建造。

斯坦福原來有兩個電子實驗室:一個是搞基礎研究的ERL,另一個搞機密項目研究的AEL。1955年,兩個實驗室合併為一。特曼說,我有了足夠的政治保護傘去這樣做。這時,斯坦福才真正成為冷戰期間國家安全部、中央情報局、海軍和空軍的科研中心。

特曼做的這一切成了硅谷的轉折點。特曼深信,他在為美國而戰,他必須想盡一切辦法,使美國成為一個創新式的戰爭機器。為此,他在1950年中期的斯坦福中採取了一系列新規則:鼓勵研究生畢業後去創業而不是去讀博士;鼓勵教授到企業中參與諮詢;他本人和其他教授也成為投資理事會的成員;他把技術和知識產權轉讓變得極為容易,從三年變成了三分鐘,誰對斯坦福的科研成果有興趣,籤一個合同就可以拿去;他使實際工作經歷成為對學術生涯有利的東西。當時,沒有一個學校這麼做。

特曼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思想,他不想成為一個軍方的製造機器,他只做科研,讓他人去建公司,讓軍方給他們錢去創業,斯坦福只提供諮詢。於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頭腦的出頭腦,硅谷繁榮了起來,那是1950年代。

這一時期的硅谷,是微波谷(Microwave Valley),代表產品為超短波電子管、返波管、行波管等。而硅谷的代表性公司是:Elitel-McCullough, Varian Associates, Microwave Electronics。這些電子公司為軍方生產,先是零件,後來是系統。

不久,微波谷就不僅僅為軍方提供零散的微波元件,而是整體微波系統了。斯坦福畢業生功不可沒。除了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 ,位於山景城的半軍半民的電子國防實驗室(Sylvania Electronics Defense Lab, EDL)對此貢獻也很大。該機構僱傭了特曼在內的斯坦福教授搞科研,有1300多僱員,1800百萬美元的合同。主任威廉·佩雷(William Perry) ,曾任克林頓總統的國防部長,斯坦福畢業生。1964年,他和六位副手離開了EDL在硅谷建立了電磁系統實驗室(Electromagnetic System Lab, ESL)。

面對西海岸蓬勃發展的微波事業,東部企業坐不住了。通用電器微波實驗室,於1954年搬到了硅谷的斯坦福工業園,希望利用斯坦福的影響來爭取在電子國防上的份量。通用電器也象Sylvania 一樣僱傭斯坦福畢業生和科研人員,還與多位斯坦福教授簽訂了諮詢合同。當時通用電器最好的40位科學家和工程師中16人來自斯坦福。

硅谷的崛起

1951年,特曼與校長斯特林(Wallace Sterling)商定,用斯坦福的土地,建立一個高技術工業區。在他的推動下,斯坦福把靠近帕洛·阿託的部分校園地皮約580英畝,劃出來成立了斯坦福工業園區,興建研究所、實驗室、辦公寫字樓等。世界上第一個高校工業區誕生了。斯坦福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學校賺錢。

後來,工業區改名為研究區,成為把技術從大學轉讓給公司的一種手段。功夫不負有心人,1955年,7家公司在區內設廠,1960年增加到32家,1970年達到70家。1980年,研究區的655英畝土地全部租完,共有90家公司,25萬名員工。這些公司都是電子工業中的高技術公司,這是特曼私人關係最多也最熟悉的領域,也是他認為最具潛力的領域。特曼為科研和生產穿針引線,造就了硅谷。使斯坦福研究區成為美國和全球紛起效尤的高技術產業區。

以斯坦福研究區為中心,1980年代的硅谷雲集了3000多家電子、電腦企業;1990年代後期,這類公司超過了7000家。記者寫到:“硅谷人遠遠不止是把沙子變成了黃金,他們把沙子變成了智能”。

斯坦福工業園區奠定了硅谷電子業的基礎。它帶來的收入為斯坦福提供了巨大的財力。預付租金超過了1800萬,相當於斯坦福先生最初向大學捐贈的數目。1981年,土地租金年收入為600萬美元。收入的使用不受任何限制,特曼用它重金聘請名家大師充實教師隊伍,實施人材尖子戰略。特曼認為:“大學的學術聲望,要看它是否有一批學術水平很高但人數不多的學術尖子,而不是因為它的學術水平普遍較高,但沒有拔尖人才”。這種尖子“是一小撮各自在某狹小領域十分精通的人材,他們的學術水平之高舉世公認,並且他們研究的是一些重要的學科領域”。

硅谷的迅速崛起,為斯坦福帶來的直接回報是金錢,但還有一種無形的回報更為重要:那就是源源不斷的智力資源和生氣勃勃的發展活力。憑藉硅谷的技術開發優勢,斯坦福有了一筆收入不菲的專利轉讓費。從1954年到1976年,斯坦福的專利轉讓費在45000美元左右。然而,從1970年斯坦福的技術授權辦公室創辦到1998年,斯坦福的專利轉讓收入達三億美元。由斯坦福分娩的公司每年的收入達到一千億美元。1991年,斯坦福百年校慶的募捐達126億美元的天文數字,這是高等教育史上的最新紀錄,哈佛也望塵莫及。

大學要如何扶持創業:惠普發展史

特曼對惠普公司的扶植,是大學扶持創業的最成功個例。1924年,特曼成為斯坦福電機系教授之後。有一件事讓他很憤慨,就是自己最優秀的學生,畢業後紛紛到東岸公司去工作。加州這個人人嚮往的陽光之州,竟然沒有公司能留住斯坦福的優秀畢業生,對特曼來說這實在是一件讓人遺憾的事。於是,特曼盡全力去培養一些被他稱為“電子業創業種子團隊”的年輕人。特曼稱這些年輕人“對真空管的興趣和對女孩的興趣一樣高。”這些人中最有名的就是惠普公司的創始人比爾·惠烈和大衛·普克。

斯坦福大學的產學研之路

△惠烈與普克在生產線上

儘管兩人在特曼的鼓勵下,認真考慮過投身於與無線電電子業相關的產業。但是,普克還是接受了紐約的通用電氣公司的工作,惠烈則來到了麻省理工讀碩士。惠烈於1936年回到加州後,特曼幫他在當地一家公司裡找了份工作。1937年,普克回加州和老友相會,兩人召開了“惠普公司的第一次正式會議”,討論了高頻收音機、醫療儀器、和電視機方面的事。次年夏天,特曼為普克爭取到了一份研究生獎學金。普克立馬帶著新婚妻子和他的西爾斯牌二手電鑽回到了加州,電鑽成了惠普公司最早的生產設備。

1939年元旦,普克和惠烈正式成立公司。他們扔銅板決定誰的姓在公司名字的前面。為了解決資金困難,特曼從當時主要的軍工承包商Sperry Gyroscop公司處為他們借到了1000美元的貸款,其中500美元購置設備,另外500美元作為已婚的普克的工資,普克放棄了通用電氣的工作,為了創業只拿原來的一半工資。HP以538美元的資產註冊成立,公司就設在普剋夫婦租來的房子的車庫中。公司成立後,並沒有營運計劃。當時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他們的生意都很小。特曼為惠普推薦了幾十個客戶。

HP最初在愛迪生大街367號成立的那間車庫,1989年被加州政府定為歷史文物,命名為硅谷誕生地。特曼這樣評價兩位高徒:“他們在任何環境中都能迅速掌握必需的東西,並達到高超水平。辦公司時,他們無須指點,邊幹邊學,很快就能掌握必需的東西。他們學習的速度比問題冒出來的速度快”。惠普迅速崛起。1980年,惠烈擁有惠普9.1%的股票,價值1045億美元,普克有18.5%,價值2115億美元。兩人是美國最成功的企業家。他們從未忘記自己的恩師。1977年,兩人向斯坦福捐贈了930萬美元,建造了現代化的弗德里克·特曼工程中心。

特曼一開始就知道用自己的錢來投資自己學生的公司。他在惠普做了40年的董事。他常對人說,他是這樣辨別惠普的營運狀況的:“汽車停在車庫裡,他們就沒有訂單;車停在路邊,他們就有生意。”惠普推出了一系列的音頻測試設備。

1939年底,惠普的營業收入超過5千美元,賺了1563美元,營業額不高,但利潤達30%。員工增加了50%——達到了3個人。此後,惠普每年賺錢,從未虧損。二戰後,惠普員工達上百人,營業額近百萬美元。1957年,惠普上市,兩位創辦人很快躋身於美國前百名富翁的行列。普克一度成為全美最富有的三人之一。直到1990年代,惠普仍是美國電子行業的領導者。除了驚人的業績報表外,他們的經營理念,也成了一種新的企業模式,“惠普之道”(HP way)。

從微波谷到硅谷

1948年,東海岸貝爾實驗室(Bell Lab)的肖克利、巴丁(John Bardeen)、和布萊頓(Walter Houser Brattin) 發明了點接觸晶體管。1949年,肖克利提出了性能更好的結型晶體管的設想,通過控制基極電流,實現放大作用。1950年,結型晶體管研製成功。1955年,高純硅的工業提煉技術已成熟。肖克利、巴丁、布里頓因此分享了1956年諾貝爾物理獎。儘管肖克利本人的名字沒有在晶體三極管的專利上,但他是當年貝爾實驗室晶體三極管研究小組的負責人,而且晶體三極管的基本理論也都是他給出的。

後來,貝爾實驗室在回顧它在二十世紀的發明時,把晶體三極管和計算機操作系統UNIX列為兩項最偉大的發明。肖克利不滿足於這些,他要進入工業界,用他的晶體管創造一個新工業,並以此致富。肖克利想到了加州老家,和那裡在特曼的影響下正發生的令人驚喜的變化。肖克利給特曼打了個電話,特曼說,來北加州吧。

斯坦福大學的產學研之路

△肖克利和他對放作用的“解釋”

特曼一直關注著肖克利和貝爾實驗室的情況,接到肖克利的電話後,他在第一時間裡給肖克利去了信,告訴他帕洛·阿託的種種好處。特曼還說,斯坦福已將晶體管工藝和理論納入教材,那些電子專業的學生,是他新公司員工來源。特曼還與當地商會聯繫,將合適的廠址及老練的地產經紀人名單給了肖克利。特曼說:“在這裡建廠,你將看到大學與企業的共同發展是件多麼令人興奮的事情。”特曼的熱誠以及他的影響力,打動了肖克利及他的合夥人貝克曼(Arnold Beckman)。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後來建在了聖克拉拉,離斯坦福只有5英里。正是由於肖克利的到來,硅才進入了硅谷。但肖克利是一位糟糕的管理者,沒多久他的公司就關門了。

肖克利的公司關門後,特曼把肖克利請到了斯坦福電機系。有著諾貝爾獎桂冠的肖克利來到斯坦福後,為電機系帶來了更大的聲望。這時,特曼創辦世界一流大學的想法基本上得到了實現。此後,硅、晶體管、和集成電路在硅谷紮下了根。

企業家精神是大學的一部分

當時,大多數大學不認同教授經商,認為商業活動有悖於學術精神。但特曼不這麼想,他認為賺錢是好事,他鼓勵教授和學生在硅谷創辦公司。不僅要在斯坦福進行學術研究,更要將學術成果轉化為商業產品,推動整個地區發展。特曼或許是第一位在商業公司擔任董事的大學教授;他在硅谷最早上市的三家科技公司擔任董事。在他的帶頭下,斯坦福的教授紛紛在外創業或兼職,學院還為學生創業提供了各種便利條件;雅虎就誕生於斯坦福的實驗室。

過去50年中,硅谷由斯坦福教授、學生和畢業生創辦的公司達1200多家,目前50%以上的硅谷產品來自斯坦福校友的公司。算上惠普的收入,1988年到1996年由斯坦福人的企業創造的收入佔硅谷總收入的60%。不算惠普,該比例為50%。這說明了硅谷的崛起主要得益於斯坦福。

沒有特曼教授和斯坦福大學就沒有硅谷。

斯坦福對教授辦公司非常理解和支持。只要能完成教學任務,發表足夠多的論文,斯坦福不會限制教授到外面公司兼職。甚至讓他們離開學校創辦公司或者在公司裡擔任要職。斯坦福現任校長軒尼詩(John L. Hennessy)就是一個例子。

1980年代他發明了RISC指令集的處理器 MIPS 後,與人合夥創辦了MIPS公司。此後的幾年裡,他主要在公司上班,而不是在學校教學和研究。幾年後,MIPS公司上市,後來又賣給了它的客戶SGI公司(Silicon Graphic Inc) 。軒尼詩才從工業界回到斯坦福擔任工學院院長。

經過這番闖蕩,軒尼詩練就了一身管理才幹。幾年後,他就擔任了斯坦福校長直至今天。今天的軒尼詩是谷歌、思科等上市公司的董事。真正的開放辦學應該像斯坦福那樣,讓大學融入社會。

軒尼詩在斯坦福的經歷,是斯坦福教學企業相結合的典型。軒尼詩於1977年加盟斯坦福任電工系助理教授,1986年升為正教授,1994年任計算機繫系主任,1996年任工學院院長;1999年任教務長。2000年10月,軒尼詩就任斯坦福大學的第10任校長。

斯坦福大學的產學研之路

△軒尼詩和他的言論

軒尼詩的主要學術貢獻在於重新定義了CPU構架,這一新構架通過精簡指令集(RISC),使處理器的設計更簡潔高效,同時處理器本身也能更有效地工作。RISC處理器的應用很廣,平板電腦、手機、筆記本電腦等用的都是RISC處理器。軒尼詩作為主要著者的兩本處理器設計教科書至今仍是該領域的經典。1984年,軒尼詩離校與其他人創辦了MIPS計算機公司,時年38歲的軒尼詩是公司創始人和首席技術官。1992年,MIPS以3.33億美元賣給了SGI公司。

1990年代末,軒尼詩和斯坦福電機系華人女教授孟懷縈共同創立了Atheros通信公司。軒尼詩說服了風險基金會投資,並任公司的董事長。公司在2004年上市。2011年,高通(Qualcom)以37億美元收購Atheros通信公司。

軒尼詩幫助過很多學生創業。1990年代中期,雅虎創始人楊致遠和大衛·費羅(David Filo)帶他參觀了他們在校園拖車裡的辦公室。他們向軒尼詩展示了互聯網站點目錄數據庫。軒尼詩看後,意識到網絡將改變人們的溝通方式。於是,給予他們大力支持。1998年,軒尼詩支持谷歌創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開發他們的搜索軟件。由於斯坦福擁有谷歌搜索技術的專利,2005年,斯坦福以該技術換取了谷歌授權股票,獲利3.36億美元。

軒尼詩認為,企業家精神是大學的一部分。他鼓勵教授和企業聯合。斯坦福師生有一個信念,他們認為他們的創新會讓世界更美好。斯坦福教授們從特曼開始就有投資自己學生的傳統。到了軒尼詩這裡成了師生共同創業的傳統。他們很快就把學術成果商業化了。斯坦福的專利辦公室把超過八千項學校的專利授權給了企業,並收取了13億美元的專利費。硅谷很多著名公司來自斯坦福,其中最有名的是惠普、雅虎、思科、SUN、eBay、谷歌、仙童半導體、SGI、LinkedIn、特斯拉等等。

斯坦福大學的產學研之路

△孟懷縈教授

在斯坦福幫助它的師生創業的同時,也為自己獲得了大量的捐款。在軒尼詩十二年的校長任期中,斯坦福得到了170億美元的捐款。這些年,斯坦福得到的捐款比任何其他美國大學都多。

硅谷之父特曼和他的學生們為硅谷奠定了基礎。今天,軒尼詩繼承了特曼開創的學術與企業結合的辦學精神,在互聯網時代為硅谷的創新掀起了一個新的創業高潮。當年,特曼鼓勵學生在硅谷創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斯坦福畢業生要到東海岸去找工作。今天,軒尼詩和他的學生們已經把硅谷辦成了全世界工程專業學生嚮往的聖地了。

學以創業

新技術和新的商業模式隨時都會產生,但是,只有當它們成為產品後,才能改變人們的生活並以此獲利。一個新生產業需要有斯坦福這樣的孵化器。發明創造遍佈世界,但硅谷僅此一家。那是因為,硅谷有一個斯坦福這樣的心臟和大腦,即高科技產業孵化器。

斯坦福創辦至今,始終貫徹著學以創業、學以致用的精神。正如斯坦福先生在首次開學典禮上所言,“生活歸根到底是實用的,你們到此的目的是為了能學到為自己謀生的知識。這包含著創新、進取的願望、良好的設計和最終使之實現的努力”。這是斯坦福的教育理念,它鼓勵每一個斯坦福人去創業,也是硅谷人的精神支柱。

斯坦福不僅吸引了學術和創業人才。它的研究園區,還使得學院中產生的新高科技有了一個催生新企業的經濟環境,這是一個高科技、高風險、高利潤的經濟環境。吸引著形形色色的創業者。研究園區使得斯坦福的智力與工業界的財力相結合,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生產力。斯坦福研究園區是推動硅谷發展的核心動力。

斯坦福的實用教育觀從一開始就影響著學校的成長。斯坦福先生很清楚實業界需要怎樣的高等教育。作為斯坦福研究園區創辦者的特曼教授也持此觀念,特曼反對把大學辦成脫離實際的象牙塔。

在他的領導下,於1945年制定了斯坦福未來的發展規劃:首先,結合斯坦福的尖端學科,使斯坦福成為新高科技的研發中心。同時,使大學和工業聯合起來為當地的新高科技和經濟增長作貢獻,也為斯坦福畢業生提供就業與創業機會。第二,要把學校的財力、物力集中起來,吸引世界上一流科學家,組建各學科的前沿研究所,培育專業上引領世界潮流的一流人才。第三,要加強學校的基礎教育,使它的畢業生成為未來新工業的技術儲備。第四、加強教授與企業的聯繫,斯坦福改變了過去的專利轉讓制度,讓學校的專利可以很快地轉讓給企業,同時學校可以從中獲得大量報酬。

這種持續不斷的大學與企業的合作關係,即是斯坦福的傳統,也是為提高學術水平和為公共服務的重要方式。斯坦福以兩種方式,在它的研究園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種方式是在制定學校的發展規劃時,把與企業的合作作為提高學校學術與科研水平的一部分。第二種方式是把研究園區列為學校為公眾服務的一個職能。斯坦福以這兩種方式取得的成就巨大,為硅谷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技術空間。

斯坦福為硅谷提供了新高科技研發的靈魂——智慧。斯坦福研究園區就是將斯坦福的智力和企業財力結合起來的產物。對於硅谷的公司來說,它們的成功,並不取決於市場、原料或員工的素質,而是取決於是否能及早地取得斯坦福大學研究成果的技術轉讓。

由於斯坦福從事著新高科技的前沿工作,企業必須既尊重斯坦福的學術理念,又要發揮它的智惠。企業通過為大學提供研究資金、提供設備、或是直接參與研究作為合作方式,以此來有效地把斯坦福的最新成果用於工業。對公司來說,可以獲得高效的技術轉讓。對斯坦福來說,它可以獲得大量的科研資金。在硅谷,資助斯坦福的那些雄心勃勃研究計劃的資金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那些與斯坦福合作過的公司。

斯坦福的辦學方針使它的教學和科研站到了世界的前沿,斯坦福與企業合作的辦學方針使它成就了硅谷,也使自己成了硅谷的心臟和大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斯坦福大學造就了硅谷的昨天和今天。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