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顯然不歡而散，蔣介石几乎情緒失控，但威脅利誘對黎天才都沒有起作用。可以想見當黎將蔣的講話彙報給張學良後，那應該是火上澆油的效果了。是夜，張斷然決定：“從今天起，我要做獅子了。”他還告訴黎翌日清晨6時行動，並囑黎當夜3時前準備好事變後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的通電以及一個行動綱領。
張楊二位將軍發動西安事變
歷史上，由於種種原因，一些曾叛變或失節的革命“叛徒”，其內心的痛苦或悔恨可能是人們難以察覺的。他們後來因此作出的某些行動上的懺悔，更是長期以來人們所陌生的。西安事變時，張學良身邊就有這樣一些人……
國共十年內戰時期，張學良在執行蔣介石“剿共”方針時，曾暗地裡收容和重用了一些“前共產黨人”。他們有的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叛變革命，有的在脫黨高潮中離開黨組織，但其內心是極度不安的。當歷史發展到關鍵時刻，他們也隨歷史大潮前行，為民族的解放和革命事業做了一些貢獻，這可被視為某種“懺悔”和“自新”。而民族持續沉淪、內戰毫無出路，張學良在萌發“聯共”思想後收留和信任這些人，並以之為“智囊”和親信。於是，“歷史合力”作用下的“西安事變”終於發生。其中，這些“前共產黨人”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後來因其特殊的身份、曾經的歷史汙點以及歷史事件的撲朔迷離，後人在論述這段歷史時大多不加理會，或對事實作了歪曲敘述。有鑑於此，實有必要揭示其中一二內情。
黎天才：叛變後成為張學良身邊“智囊”
黎天才（1900-1961），原名李經天，號泊漢、渤海，山東蓬萊人。黎曾是北大學生，也是李大釗等成立的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之一，1923年由高君宇、何孟雄介紹加入共產黨，是中共北方黨組織早期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共成立後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京漢鐵路大罷工）時的骨幹。李大釗主持中共北方黨務時，黎曾任中共北京地委書記、宣傳部長，中共順直省委下屬的北京市委書記等職務。中共北方黨組織的領導中樞，曾有前後“三巨頭”之稱，之前為李大釗、羅章龍、張國燾，之後即為黎天才、韓麟符、王振翼（此三人後皆參加了“非常委員會”，王死於國民黨獄中，韓出獄後遇刺）。
“三一八”慘案後奉軍入京，張作霖搜查蘇聯大使館，李大釗等被捕遇難。黎天才在革命低潮中被黨內開始盛行的左傾風所排斥，被撤銷北京市委書記一職。1927年5月，中共順直省委選舉彭述之任書記，李渤海（黎天才）任宣傳部長。1928年2月，中共順直省委發生糾紛，中央派巡視員蔡和森解決未果。此後，中央在天津召開改組會議，批判彭述之的右傾錯誤，陷於糾紛的李也受到“永遠開除黨籍”的處分。後來李經天（黎天才）在“飛行集會”中散發傳單，被東北憲兵司令、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捕獲。陳見他是年輕人又是大學生，動了愛才之心，設法減刑，並把他的名字改成黎天才。
黎感念此次救命和知遇之恩，遂於1928年叛變革命，成了陳手下的秘書長（北京公安局政訓部秘書兼宣傳科長）。他的叛變幾乎給中共北京市委造成毀滅性影響，當時被捕的有北京各大學黨支部的負責人，其中10餘人犧牲。據當年中共北京地委宣傳部執行秘書盛忠亮回憶，黎天才（盛回憶為“李普海”，即李渤海的訛音）是“山東一個大地主的兒子”，被捕後，“在處決的威脅下，洩露了北京地區黨組織的詳情，並交待了黨的幹部名單。由於李的出賣，有六十多名黨員被捕和處決。而李卻活了下來，化名黎天才，最後投效張學良，當上了張學良的主要副官”。
東北“易幟”後，因黎天才有從事黨務的經驗，李大釗犧牲後更主持過國共合作的工作，張學良便邀其赴東北籌辦國民黨組織。黎遂赴東北，為張學良服務，張也倚之為心腹。“中原大戰”後張學良佔領華北，黎為之擬定了易幟後的東北黨務計劃。“九一八”後黎又幫張學良建立了東北情報網，進而引起南京方面的重視，戴笠甚至有意將黎天才招致門下為其所用。在此期間，張學良也曾利用黎天才對付中共地下黨組織，起了惡劣作用。但據陳鐵健《歷史功罪向誰論》等文章，黎又是當時“北方‘非委’的特殊成員”和“東北軍‘非委’秘密組織領導人”，他利用特殊身份暗中發揮作用，將許多被捕的“非委”成員先後以不同形式釋放。特別是在張學良1933年下野之前，黎受命將被關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的政治犯開釋，這其中也有許多是“非委”成員。不過上述情由還須經過考證後方可定讞。
另外，又據說“九一八”事變後，黎在北平接受了中共北方局特科吳成方的動員，願意為中國革命做些工作，以贖前愆。他提供了獄中中共被捕者的情況，並按照中共抗日統一戰線政策，撰寫了暢銷書《帝國主義炮火下之中國國防問題》。從此，黎利用張學良對他的信任和倚重，開始參與東北軍機密，逐漸推動張的思想轉變，做了許多外人罕知的工作。
北洋軍閥中，奉系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對待中共的態度與蔣介石不太一樣。他們缺乏與中共鬥爭的經驗，也沒有蔣視中共為心腹大患的真切感受。張氏父子甚至一向以為中共是“一些青年人幼稚、受人利用，成不了大事……抓到共產黨案件，簡單審問一下，不承認、無證據，就放了”。至於張作霖後來殺害李大釗等人，“是因為發覺共產黨策動郭松齡起義，又經過各帝國主義使團的唆使，才下毒手”。而張學良呢，“則認為共產黨人士有才幹，可以爭取為他所用”，且其中“有研究學者與計劃暴動者之別”，所以後來他為蔣介石所逼迫而殺了潘東周、董道泉（東北軍團長，並非共產黨員，只是與紅軍有合作，接受中共地下黨領導，在解除胡宗南圍攻紅二方面軍時起了很大作用）之後，對二人遺屬又加以撫卹。黎天才在東北時曾擔任過張學良的私人秘書、東北講武堂教官等。對黎天才，張學良除了曾以之對付共產黨之外，也有惜才的心思；將他攬為親信，則是國內形勢、張學良本人思想發生變化的結果。
已故歷史學家張魁堂先生在其力作《挽危救亡的史詩——西安事變》一書中，對張學良開始接近身邊的“前共產黨人”有比較詳細的描寫：張苦於“剿共”無出路，抗日又遙遙無期，“為了抗日救國，他不僅寄希望於國民黨，還支持過國家主義派，但都失望。他在歐遊期間，發現許多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共產黨。在武昌行營期間他發現紅軍雖人數不多卻消滅不了，而東北軍損失雖不大，但吃虧的時候多。因此，他決心研究共產主義，想了解共產黨。1934年下半年，他開始閱讀共產主義書籍，並要手下兩個人給他講課和幫助，一個是黎天才，另一個是潘文鬱（即潘東周——編者注）。”此外，“他不滿足於書本知識，還讓黎天才找來參加過工運的吳雨銘（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人之一。黎、吳二人曾是中共在北方開展工人運動時鐵路總工會的成員，吳在“二七”大罷工中被捕，後叛變革命）給以秘書待遇，專講工運問題。”這一番“學習馬列主義書籍對日後張學良聯共抗日是有積極作用的”。當時黎天才是張學良的機要組組長，由於黎的影響，張“對在戰場上獲得的共產黨和紅軍的宣傳文件、理論書刊等也留心閱讀，這使他對共產黨以及共產黨的抗日救國主張有了新的認識”。
黎天才、潘東周、吳雨銘由此成為張學良身邊的“智囊”，潘東周甚至犧牲了性命。
蔣介石為何密令處決潘東周
潘東周，又稱潘東舟，湖南人，早年加入中共，曾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是王明的同學。
潘在擔任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時被捕，經受不住拷打，於1928年（一說1931年）叛變（一說脫黨）。被中共開除出黨後，黎天才介紹他擔任張學良的機要組秘書。張學良在武漢負責“剿共”時，潘與中共黨組織建立聯繫，奉命利用黎天才在東北軍中開展秘密活動，“將功贖罪”。黎也知道其中的奧秘，順水推舟，將潘安排在東北軍內，命其從事《資本論》翻譯等工作，後又將他安排到武漢行營張學良身邊擔任伴讀，其間潘曾將“豫鄂皖三省剿匪軍事形勢圖”秘密交給黨組織，此事被國民黨特務破獲（一說系中共北方局特科楊青林叛變供出），南昌行營的蔣介石以火急手諭令張學良處理。張為免與蔣發生矛盾，將潘拘禁並根據蔣的密令將其殺害。
蔣介石之所以一定要殺潘東周，是因為後來江西“剿共”時獲得了紅軍的文件，發現有張學良“剿總”參謀處印製的所屬部隊團以上主官、姓名、兵力、駐地表等抄寫本（照例只發給團長以上帶兵主官，機要組備存一份，由潘保管），這些文件都可以查出是由潘抄寄的。蔣於是大怒，限令張學良將他迅速處決，並將黎天才等押解南京待審。
潘東周英勇就義，黎天才卻沒有被押送到南京。張學良痛心於潘之死，不忍再失一親信，他後來曾對劉鼎（也是共產黨員）說起潘案，感情沉重地說：“殺朋友是最不應該的，也是最難過的。”此後黎隨張學良赴南京並面見蔣介石，張表示如將黎與潘一併問罪，他也只得辭職。蔣不便觸怒張，黎天才躲過一劫。當然這中間也有蔣與張控制和反控制的鬥爭，蔣對張的用人不放心，特別是知道張手下有一批前中共人員，更是不安，對張的幹部任用經常干涉，張已甚為不滿。張思想上已發生微妙變化，在“聯共”思想產生之後，他是絕不會改變既定的用人方針的。
關於潘東周，由於他經歷特殊，一向不被研究者注意，其實他還是中共早期的理論家，是193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新思潮”派的重要成員，並有重要文章如《中國經濟的性質》等發表。從其文章可以看出，他是當時一位難得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於潘東周這樣的學者型人物，張學良當然非常器重。
潘東周的死，有人說是因為尋找黨組織而暴露，有人則認為他其實就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即“九一八”後，北方局特科重新吸收其入黨，並通過黎天才推薦給張學良，執行推動張抗日的使命）。潘死後，中共北方局特科的吳成方也被捕。至此，中共與張學良的這條聯絡線中斷。不過，最重要的是，在潘東周犧牲前，“一黎一潘，真格的殊途同歸，把對蔣介石已灰心的張學良推上了‘革命道路’”。他是死有所值了。
西安事變的幕後人物
對於黎天才成為張學良親信後的活動，分歧很大，尤其對他在西安事變中的表現說法不一甚至相當矛盾。出現在人們面前的有兩個“黎天才”——這是因其特殊身份和當事人回憶時已有傾向性判斷所致。以下筆者僅根據歷史事實對黎在西安事變前後的活動作一描述。
東北淪陷，黎天才即在北平活動，併為國民黨北平軍委分會蒐集日軍情報。張學良旅歐返國後，黎將張外出期間東北軍內部情況、南京蔣介石和北平何應欽的情況等向張彙報，張視之為親信，委以機要組上校組長之職，主持情報工作（並直接負責蒐集時事和中共情報）。黎遂在機要組安插了一些留蘇同學、前中共人士等，而整個東北軍中，這類“前共產黨人”有20餘人。（羅章龍回憶）後來張學良的北上和成立西北“剿總”，也是聽從了黎的建議：西北是中華遠祖的發祥地、華夏文明的搖籃，也是有待開發的處女地，那裡接近中共和蘇聯，可與之建立聯繫，作為抗日的後方基地。
當時張學良還授予黎天才“西北剿匪總部”政訓處副處長的要職。此外，張為了調和與楊虎城的關係，派黎天才和張潛華負責與西北軍聯絡，以溝通友好。但也有人說，此時的黎已成為戴笠手上的工具，當張與中共發生聯繫、進出洛川和延安時，黎向南京有報告，並認為張的行動“決不是什麼視察軍事，而是在進行著一種重要的政治策動”，後來他還以為：“在抗日策略問題上，中共主張反蔣抗日，而張卻主張擁蔣抗日。故張擁蔣的態度始終如一。”他還派人在苗劍秋等處尋找線索，“其目的並不是對張負責，而是向戴笠提供政治情報而已”。（原張學良秘書張潛華：《張學良與西安事變》）又據張潛華回憶：黎對張學良有影響作用，他“善於利用情報巧妙地操縱張的思想感情，影響張的政治動向”，不過，“因黎是一個叛徒，曾欠下人民的血債，故對張的聯共，非常恐慌，當然不會是積極的支持者了”。同時，中共活動在東北軍中的人員如劉鼎（前中共特科工作人員）等也向中央報告了黎等人的活動情況，據此中央做出“指導原則”（1936年6月20日），稱東北軍的政訓處是“蔣介石的爪牙”，要“集中火力——使政訓處完全陷入孤立”，且“並不放鬆去分化法西斯蒂政訓處內部的工作”。與之矛盾的材料，則有原楊虎城機要秘書李直峰的回憶：中共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後，對張、楊開展工作，即由周恩來專門負責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工作，“專做東北軍的統戰工作，同時周副主席還以黎天才密做張學良的工作，南漢宸做楊虎城的工作”。（《我所知道的西安事變》）這一說法應該是無誤的。此前周恩來與張學良秘密會談，可能是張在談話中言及部隊中有一些“前中共”人員，周高度警惕，隨即向陝北的洛甫、毛澤東、彭德懷發電說張學良“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義的人，其中有幾個共產黨人（脫離黨的叛徒）”（1936年4月11日）。這即指黎天才、吳雨銘等，此後周恩來是否又對之進行了工作或委以任務，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為黎等人的特殊身份，後來人們對他在西安事變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這也是許多回憶和史料分歧很大的一個原因。
黎天才後因張學良身邊“少壯派”的排斥，憤而返回老家。張學良函電交馳，催促其返回，黎遂復歸。在整個兵變過程中，他在張學良身邊從旁參謀，除有所建議外，還與高崇民秘密保持聯絡、派遣李金洲赴太原與閻錫山聯繫等。
1936年12月11日晚，張學良約見黎天才、高崇民、盧廣績等，宣佈是夜將對蔣介石實行兵諫，指示黎負責起草西安事變“八項主張”的通電。“當週恩來知道八項主張的通電是黎天才起草的，而黎即是早期的北方共產黨人李渤海時，對黎嘉勉有加，稱讚八項主張通電，特別是其中‘切實遵行總理遺囑’一項寫得好，說如果沒有它，將來在歷史上會把事變的意義弄混沌了，會被人弄得文不對題了。”（張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詩》）但黎為避與陝北來人發生衝突，隨即辭去“設計委員會宣傳組”召集人職務。
西安事變結束後，黎天才去看望張學良，隨即被戴笠扣押於南京，審查他在事變中應負之責任。據說黎曾對張學良貿然送蔣回南京持不同意見，認為“這樣糊里糊塗地送他回去豈不太東方文化了？”（意謂張受京戲中俠士講義氣的精神影響，這與當時周恩來的感受相同。）認為“總得有始有終地把這次事變搞出一個段落，要對全國人民有所交代”。（《黎天才自傳》）
蔣介石認為張學良之所以斗膽發動西安事變，黎天才實為“禍首”之一。蔣在事變前的11日記載：“黎天才等忽來求見，事前既未約定，殊覺突兀，黎談話時對剿匪方針表示懷疑，與張漢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轍，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誡斥之。”關於二人的談話，張魁堂先生在書中有詳細描述：“蔣介石見黎先握手，並讓黎和他並肩而坐，溫和地說：‘我一直把你看作同志，是我的學生。昨天我重加申斥了曾擴情，革命者在任何環境中都不能被敵人軟化，張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說著從衣兜裡掏出一張名單說：‘這裡有張名單，你看看，我願意聽取你的意見，對這批反動分子該怎麼辦？’黎接過名單，一看上面有高崇民、應德田、孫銘九、慄又文等十人左右，想了一想對蔣說：‘這幾個人有的我認識，有的不認識，據我所知，都不是共產黨，可不可以把他們送出去讀幾年書？’蔣沒等黎說完，就打斷黎的話，大聲斥責說：‘這完全是老官僚的辦法，又是獎勵壞分子的辦法。按照你的辦法，誰想出國讀書，先與共產黨勾結髮行刊物，以抗日為名罵我，就可以如願以償。想不到你竟糊塗到這種地步……接著又坐到沙發上問黎：‘你們和十七路軍不是誤會很深嗎？現在怎樣了？’黎說：‘都在委員長領導下服務，有什麼誤會可言？’蔣說：‘在我領導下？哪個聽我的領導？明白對你說，打不完共產黨，就談不到打日本。國家力量都在我手裡。你們附和共產黨的宣傳陰謀是對國家嚴重犯罪。你對這個問題是什麼態度？’黎說：‘委員長在南昌常講要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時至今日，情勢不同了，應該九分政治才行，一分軍事便夠了。綏東敵方既已開始行動，我們應有整體的應戰計劃，飛機場停了那樣多飛機，都應該開到綏遠前方去。’這些話逆了龍鱗，蔣立即咆哮起來，說：‘你的說法同前天張漢卿同我講的如出一轍，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響，還是他受了你的影響？我對你講：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頂天立地做一個人是不容易的。假設還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就應無條件地服從我，忠實於我。’……還說：‘今天的話都可以回去告訴你們的副司令。’”
談話顯然不歡而散，蔣介石几乎情緒失控，但威脅利誘對黎天才都沒有起作用。可以想見當黎將蔣的講話彙報給張學良後，那應該是火上澆油的效果了。是夜，張斷然決定：“從今天起，我要做獅子了。”他還告訴黎翌日清晨6時行動，並囑黎當夜3時前準備好事變後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的通電以及一個行動綱領。黎立刻起草文件。
由此，一切指認黎為張學良身邊秘密的國民黨軍統特務的說法不攻自破。
黎天才之所以是西安事變中的重要角色，還有一個證明，即事變前（12月9日）蔣介石給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一封信。信的內容如下：“力子主席兄勳鑑：可密囑駐陝《大公報》記者發表以下之消息：蔣鼎文、衛立煌先後皆到西安。聞蔣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陝謁蔣，聞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雲。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亦不必發表為要。中正。十二月九日。”邵力子向《大公報》記者傳達了蔣的密囑，12月12日《大公報》在要聞版刊出此信，標題為：《陳誠指揮綏東軍事蔣鼎文負責剿共任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甘綏四省邊區總指揮》。也有人認為蔣的密囑是一件尚未發出的信函。中國社會科學院編的《西安事變資料》第一輯註明：“這是蔣介石尚未發出的一封信。西安事變前夕，蔣介石在華清池五間廳親筆給邵力子寫了這封信，當他倉皇逃到南山時，原信仍留在臥室桌上。”陳元方、史礎編著的《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則稱：“這個‘手諭’是1936年12月12日晨在驪山戰鬥現場發現的。”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在《記西安事變前後的幾件事》中說：“此項部署（指密囑），見於十二月十二日在臨潼華清池蔣室內繳獲的致邵力子函中。”
然而，事實是1936年12月12日晨，張學良部隊在臨潼捉蔣的同時，楊虎城的十七路軍在西安行動，在陝的南京國民政府軍政大員均為楊部拘禁。邵力子被軟禁於楊虎城衛士隊隊長室，這件密囑即是當時在邵力子辦公室查獲的。通過在國內外有很大影響的民營報紙《大公報》事先發布解除軍政大員職務的消息，在輿論上造成既成事實，這是蔣的慣伎。此前的12月4日，蔣由洛陽返西安，準備召開西北“剿共”軍事會議，部署“剿共”，南京政府一批軍政大員陳誠、蔣鼎文、衛立煌、陳調元、朱紹良等陸續到達西安。6日起，蔣介石依次召見邵力子及東北軍、十七路軍軍師長以上高級將領，而張學良、楊虎城並未在座，致使張、楊產生疑懼。當張、楊獲悉《大公報》將發表蔣介石剝奪他們兵權的密囑時，即緊急密商，決定12日晨對蔣“兵諫”。12月11日晚，蔣介石在臨潼華清池行轅召見張學良的心腹謀士黎天才，談話約一個半小時。而當晚張學良在官邸部署第二天早晨捉蔣計劃時，對黎天才說：此次行動並不準備危害他的生命，而是請他搬進城裡和他講道理，為什麼不發動抗戰？為什麼還要繼續更殘酷的內戰？蔣鼎文非正式地對我流露，勸我交出兵權，這一定是蔣指使他說的。我不能出賣我的部下，我要搶先一步來回答他。（《黎天才自傳》未刊稿，轉引自《西安兵變與前共產黨人》，香港銀河出版社2000年版）西安事變為什麼在12月12日突然爆發，60多年來，很少有人提出確鑿的史料證據，從以上分析看，蔣介石的密囑也許是直接導火線。
西安事變後，黎天才被軟禁。抗戰爆發後，黎擺脫軟禁，化名“王文德”潛居上海，至“光復”後出來謀職，又與地下黨建立了聯繫。上海解放時他發揮了一定作用，“工作關係”也由上海公安局轉到了華東聯絡局。此後他被特邀為靜安區人民代表，至“潘案”發生，遂被捕。
黎天才死後20年才被平反，同時被宣佈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曾同他一起在張學良身邊開展工作的吳雨銘，於1959年瘐死獄中。
又據陳鐵健先生《歷史功罪向誰論——〈西京兵變與前共產黨人〉讀後》一文，西安事變前後曾影響張學良思想、行動的，除黎天才、潘東周等人，還有“前共產黨人”羅章龍、李希逸、曹策等。“這一批老共產黨人，或因被捕轉向，或被中共開除，聚集於東北軍總部機關，成為羅章龍所說的‘西安事變幕後人物’”。
閱讀更多 莫邪青鋒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