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临终前，连声大呼：杨度误我，杨度误我，杨度误我。
那么，杨度到底何许人也，竟让袁大总统如此悔不当初？
关于杨度，有人说他是近代中国最复杂，性格最分裂的人物，也有人说他审时度势，才能历经四朝而不倒，更有人说他只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投机分子。
不过所有的说辞，似乎都不能掩盖他的传奇。
杨度（1874—1932）
网上有个段子，很好的归纳了杨度一生的经历，而他的政治易帜，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
拿过秀才，参与过公车上书，当过满清四品。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北伐时说毛泽东能得天下，营救过李大钊，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和国民党，最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
是的，杨度就是这样一位宁可被历史车轮碾压，也要扶一把方向盘的风云人物。
杨度部分社会关系
由上图，我们也不难发现，杨度的朋友圈确实足够强大，他的人脉关系似乎打破了很多水火不容政治立场的桎梏。
那么，杨度到底是一位怎样的“性情”人物，是被误解的真君子还是见风使舵的识时务者？
笔者以为，判断一个人，首先要从他的胸襟与前瞻性入手。
而关于杨度，我们从被他发扬光大的“中华民族”这一词汇，便可以真切感受到他站在历史转折点的大局观。
在清末民初，政治派别混乱，保皇派，立宪派，排满革命派，少数民族的王公大臣等明争暗斗，中华五千年文明危在旦夕，人民离心，社会局势动荡不安。
杨度在1907年，提出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被各民族广泛接受，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精神向心力。
“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以此类推，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满、汉、藏、回、蒙古等几十个民族，都以“中华民族”为信仰，这一点深刻影响着当时以及未来的华夏儿女。
误解？
杨度，出生于湖南湘潭，一个有着革命基因的伟人圣地。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湘潭伟人巨匠，灿若星辰，从晚清曾国藩到毛泽东，彭德怀，陈赓，齐白石等，皆是不世出之风流人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杨度自然也不例外，单说起杨度这个名字，也是有一番考究的。
杨度，原名承瓒，字晢（zhe）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有人说其字为皙（xi）子，笔者以为有误。
“度”字作思考解，而“晢（zhe）”意指明晰，其所指，大概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并颇为自得。
“度晢（zhe）相和”，而并非白皙（xi）之意。
杨度
杨度的家庭，本是世代为农。
其祖父杨礼堂，弃农从军，毫无背景竟一路晋升为正四品都司，后战死沙场；大伯杨瑞生也因军功官至总兵；父亲杨懿生，本是吹鼓手，早早过世，所以在10岁时，杨度过继给了大伯。
杨度很聪明，在18岁时便考取秀才，19岁中了举人。而在参加会试期间，恰逢公车上书，他亦附和，很快结识了袁世凯、梁启超、徐世昌等时代风云人物。
这其中，尤其以袁世凯对他的影响最深，可以说是有知遇之恩。
袁世凯
杨度的才华，很快引起王闿运的注意。
话说王闿运，中过举人，世称湘绮先生，据说其满腹经纶，有经天纬地之才。其曾入曾国藩幕府，力劝他废清自立为帝，然而主张却始终得不到曾国藩的认可，最后无奈选择离去。
王闿运，前后弟子数千人，门生满天下，其中包括夏寿田，杨锐、齐白石、刘光第等。此前，笔者曾在《一介布衣如何走进民国大总统的朋友圈？》一文中，写过关于齐白石、夏寿田、曹锟等人的关系。这层交集与杨度后来在南北议和时，为袁世凯奔走也有一定帮助。
王闿运慧眼识人，亲自到杨家府上招杨度为学生，可谓殊荣。在《湘绮楼日记》中，王闿运称杨度为“杨贤子”，毫无保留显示对这位学生的喜爱，隐隐中有将自己未遂之志托付于他的端倪。
据闻，王闿运的学问有三项，分别为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
功名之学，也就是科举之术，如他的学生夏寿田为光绪二十四年榜眼及第；
诗文之学，无外乎诗书画印，业成，可为艺林之宗师大家，如大名鼎鼎之齐白石。
而帝王之学，则是良禽择木而栖，审时度势，辅君王以管霍之道，效法诸葛孔明亦或刘伯温，成就天下霸业。
在这一点，王闿运认为杨度可继承其帝王之学的衣钵，为此，也是倾囊相授。
王闿运
杨度在王闿运的门下学习数年帝王之学，所获良多，他曾与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
杨度不会自甘寂寞，很快他意识到当今时局，新学必将有一席之地。于是，他东渡日本，在弘文书院求学，竟与黄兴成为同学。
当时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日趋强大，杨度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当时甚为流行的“宪政”对他有着不寻常的触动。而且，当时的日本，可谓是中华英才，龙盘虎踞，如宋教仁、梁启超、蔡锷、陈天华、孙中山等都在伺机而动。这些人都在后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政局，道统的走向。
作为历史的弄潮儿，杨度与黄兴主持的《游学译编》却因为刊费不足，只能选择回国募捐，又奉师命，拜访了张之洞。
没想到，恰逢国内“经济科”科举，杨度选择应试，并且中了第二名。其中第一名便是后来北洋政府财政部部长梁士诒。
命运开了玩笑，传奇之路注定不会平坦。
很快，梁士诒因为姓梁（与梁启超同姓），而且“诒”字（康有为，原名“祖诒”），又触碰了慈禧太后的敏感神经，于是梁士诒被无情除名。
按理说，第一名被除名了，第二名应该按序递补。可是杨度因为是湖南人（慈禧一直打压湖南系官场），而且在日本求学时，还攻击过清政府，表露出对朝廷的不满，这一点，也是无法容忍的。
所以最终也被除名，还惨遭通缉。
走投无路的杨度，只得逃亡日本，并转学日本政法大学，研究宪政。无独有偶，在这里，杨度又遇见了汪兆铭，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大汉奸”汪精卫。
只是，这个时候的汪兆铭，还是满腔的革命热情，对于救亡图存的信念也是十分坚定。
除此之外，留学期间，蔡锷与杨度也结下非常深厚的同学情谊。
汪精卫
虽然被通缉，成为“政治犯”，但杨度从未放弃过心中的追求。
他应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所作《湖南少年歌》，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足见其志。
很快，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
要求废除光绪二十六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了《粤汉铁路议》。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粤汉铁路收回自办，杨度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
张之洞
杨度的胸襟是宽广的。
他主张的君主立宪与孙中山的暴力革命，并不同道，但并不妨碍他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
只是，黄兴与孙中山成立的同盟会，他拒绝加入，不过，他与孙中山之间，还是达成了君子约定：
“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在杨度心中，他认为，其时民智未开，贸然民主共和，恐将民心不稳，军阀割据，造成外强入侵，有亡国之虞，唯有君主立宪，才是首要。
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度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孙中山
清末，局势朝夕万变。
清政府也在力图自救，“君主立宪”再次成为政坛热点。作为宪政专家，在袁世凯与张之洞的保举下，杨度以布衣之身，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在颐和园为皇亲贵族讲授宪政知识。
杨度终于开始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治生涯，很快，他又谋得了皇族内阁统计局局长一职。
清政府为了中央集权，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解除了袁世凯的一切职位，让其赋闲在家。
面对失势的袁世凯，其他同僚唯恐避之不及，可是杨度仍是不计安危，登门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并且在载沣意图杀袁时，冒死营救。在他心中，支离破碎的清王朝，根本不会是袁世凯这一“蛰伏猛龙”的对手。
正是他力劝袁世凯，数次称足疾未愈，清政府不得已将大权全权下放给了袁世凯，试图于危亡处力挽狂澜。
很快，武昌起义的爆发，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在袁世凯的逼迫下，溥仪下诏书退位，南北议和后，袁世凯登上了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的位置。
很多人说，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其实不然。以当时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的实力对比，袁世凯还是稳操胜券的。
而这一切对于杨度来说，他的平生抱负似乎将会在袁世凯身上得以施展。袁世凯把他当作旷世之才，他为袁世凯称帝，舆论鼓吹……
当时，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自任理事长，以讨论国体问题为名支持袁世凯称帝。
孙、李、胡、刘4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而且，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严复列为发起人，使袁世凯”极为欢悦”。
筹安六君子
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一文中，力主唯有“君主立宪”，才能国富民强。这一点深得袁世凯的心意。
他还暗中联系各地代表团，以车马费等，让“乞丐请愿团”、“车夫请愿团”签名请求变更国体为“帝制”。
开创了贿选的首举，比曹锟的闹剧更早。
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上了皇帝，年号“洪宪”，“洪”为朱元璋年号“洪武”，颇有点反清复明的潜台词，而“宪”则是“宪政”，区别与历代王朝。
然而，在蔡锷的护国战争拉开序幕，列强的一致反对后，短命的袁家王朝仅存在了83天。
蔡锷
袁世凯在失去民心，痛呼“杨度误我”中，孤独逝去。
而杨度依然前往吊唁，他的挽联，让人似有所思，他不甘于失败。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随着袁世凯的倒台，杨度也失去了政治上的最大靠山，只得暂时退出政坛，以躲避“帝制闹剧”的清算。
他选择遁入空门，在天津、青岛闭门研习佛学。在出世、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还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
在张勋复辟时，他拒绝出山，并且通电张勋、康有为，痛陈“君主立宪”在这一反历史举动中，永无再见之日。
或许，在杨度心中，他深知腐败的清王朝早已失去民心，是不可能成功的。
张勋
“一心向佛”，“韬光养晦”的杨度得到了民国的特赦，得以返京。这或许有赖于他往日的朋友圈，不管谁主政，都有肝胆朋友，为其庇护。
君主立宪失败后，杨度的政治主张转为民主共和，这一次，他投入了孙中山的政营。
民国十一年，陈炯明叛乱，杨度受孙中山委托，通过同门师兄夏寿田，游说曹锟（夏寿田时任曹锟秘书）制止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了政治危机。
这次“游说”，无异于杨度的“投名状”，于是在孙中山的介绍下，杨度加入了国民党，为此，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在跟随孙中山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杨度备受重用，可惜在孙去世后，杨又再次无人问津……
然而，学为我用的杨度，又在与共产党员的交往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思想得到重大转变，这个立场，一直到他过世，再未动摇。
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通过章士钊通知张作霖欲要逮捕他的消息，可惜李并未放在心上。杨度为了李大钊及其余那些被害的革命家属，他变卖了所有积蓄，甚至变卖了北京的“悦庐”公寓以及青岛的洋楼去买通审案官员。
可惜，功败垂成，李大钊惨遭杀害。
李大钊
杨度对于钱财看得很淡，仗义疏财，早前他就曾资助黄兴数万元改善生活，为了营救革命同志，也是倾己所有。
于是，顺理成章，散尽家财的他佯装卖字画为生，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伺机为共产党收集情报。最终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在那个白色恐怖时期，他成为了一名秘密的共产党员。
鉴于身份特殊，他由周恩来单线联系。
曾有人讥讽其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潘汉年
1932年，杨度离开了人世，在他生前，无法看到心中想象过无数次的太平盛世，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过，好在他最后坚定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他平生的夙愿。
我们并不知道杨度为了共产党到底提供了多少情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以他的身份，这些被历史淹没的信息对于新中国的建立必然是无价的。
1975年，周恩来特别叮嘱修订《辞海》的工作人员，如果编写到杨度词条，请务必在后面加上中共秘密党员。
至此，杨度这一鲜为人知的身份才公之于众。
杨度之墓
事到如今，关于杨度的评说，依旧众说纷纭。
杨度的爱国歌曲《黄河》，依旧在激励着我们，永不言败。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笔者相信，在混乱的旧社会，不止杨度一人，事实上有千万的中国人，只是在时代的关口试图寻找方向的“伤心人”而已。
他们都是我们英勇的中华儿女，中华民族的根一直都在，无论过去，亦或现在。
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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