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宛城的大意，致使長子曹昂、侄兒曹安民、猛將典韋身殞，曹操集團遭受到重大損失。然而，宛城之戰卻成為了一個人崛起的起點，此人就是于禁。于禁不僅與在宛城壯烈戰死的典韋同屬兗州籍將領（于禁為泰山鉅平人，典韋為陳留己吾人）。此外，二人也都為曹操所倚重。不同的是，典韋的工作屬性偏向於曹操的貼身近衛，而於禁的任務則更多的是領兵作戰。不過，在筆者看來，于禁其人最與眾不同之處是他深受曹操法家思想的影響，于禁的個性格特點、行事風格亦頗具法家嚴峻的特性，可以說于禁是曹操法家治軍的代表人物。
一、基層武人的崛起之路
可以肯定的是，于禁的軍事能力十分出色。《三國志 于禁傳》記載，曹操宛城失利，“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與此同時，于禁發現敗退下來的士卒中有多人“被創裸走”，仔細詢問後才發現這些敗退的士卒是被曹操收編不久的青州兵趁亂劫掠了。於是，于禁也不通報曹操，自作主張地討伐了乘勢作亂的青州兵，而受到于禁處罰的青州兵反而惡人先告狀“遽走詣太祖自訴”。鑑於此，有人好意告知于禁必須趕快向曹操陳明事由以免誤會（“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于禁卻一口拒絕，反而專注於先行建立營壘以抵禦張繡的追擊，等待一切工事修築完畢才到曹操面前陳述整個事件的經過（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曹操聽聞了事件的前因後果，對於禁大加讚賞，說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
此次戰役，于禁顯示出了優秀的軍事能力。首先是沉著冷靜，在主帥下落不明的危難之際，于禁能夠臨危不亂，採取積極穩健的方式減少己方的傷亡，保障部隊的有序撤退，其指揮能力可見一斑。其次是當機立斷，在面對突如其來的青州兵乘勢劫掠時，于禁沒有不知所措，而是立即作出討伐鎮壓的決斷，確保部隊的安定，其應變能力可謂出色。最後是顧全大局，在遭遇青州兵的譭譽時，于禁並不著急向曹操辯解，而是率先關注敵軍的狀態，保證工事的穩固，孰輕孰重拿捏得恰到好處。此後，于禁的將軍生涯可謂走上了正軌，且愈發順風順水，宛城再戰張繡、下邳擒捉呂布、與史渙、曹仁擊破眭固、奉曹操之命鎮守延津、參與官渡之戰、征討昌豨、攻梅成，一系列的戰鬥使得於禁的聲望節節攀升，最終與樂進一同先於其他外姓將領成為官階較高的左、右將軍。
在筆者看來，于禁的軍事能力，除了自身積累的點滴外，曹操的影響亦是巨大的，曹操早期推崇法家思想，在整備上強調依法治軍，作戰時擅長隨機應變，而於禁不僅作為曹操法家思想下選拔出來的基層將領，在部隊統帥和軍事指揮上亦受到曹操法家思想的影響，故而於禁在統帥部隊時堅毅嚴正，作戰時亦不拘成法。
二、受曹操影響的性格
于禁雖然有著出色的軍事能力，但是受曹操法家治軍思想的影響，于禁的性格過於嚴峻，這令其招致了頗多非議。《三國志 于禁傳》載，于禁征討昌豨時，昌豨因和于禁有舊便投降於禁，當時眾人都以為昌豨已經投降，應當將其交由曹操處理，而於禁卻以“圍而後降者不赦”的法令為由，堅決處死了昌豨。裴松之在為這一事件作註解時，對於禁的行為予以了否定，裴松之認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為違命。禁曾不為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眾人之議，所以卒為降虜，死加惡諡，宜哉”。在此基礎上，于禁也成為了曹操“執法”的工具。曹操曾經對將領朱靈頗為不滿，想要削奪其兵權，因為于禁行事嚴峻，故而差遣其執行此事，于禁“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眾莫敢動”，後曹操將朱靈及其部屬歸入于禁帳下，“眾皆震服”，可見曹軍將領、士卒對於禁之忌憚。史書評價于禁“以法御下，不甚得士眾心”，這說明於禁的嚴峻已經超過了必要的限度，儼然成為“軍中酷吏”。
在筆者看來，于禁嚴峻個性的養成的原因大抵亦和曹操早年推崇法家思想有關。曹操創業初期，不拘一格用人才，其在兗州所招納的多半是出身微寒之士（包括寒門士子和基層武人），這些微寒之士原本在漢末大背景下是難以得到晉升的，而曹操用人打破了階層固化的藩籬，致使他們有一展才能的機會。在漢末亂世，法家的嚴刑峻法能夠在最短時間內穩定秩序、恢復生產，故而頗為早年的曹操以及曹操所招致的這類寒微之士所認同和推崇。曹操兗州納賢，所招致的諸多人物亦屬於寒微之士，在執行曹操早年法家思想的執政方針上頗有心得，文官以程昱、滿寵為代表，武將則以于禁為代表。于禁起於行伍，最早在曹操的老友濟北相鮑信帳下任職，屬於典型的基層武人，在成長和晉升的過程中，深知曹操法家治軍思想的于禁憑藉自己出色的能力將這一思想一以貫徹，處決昌豨、震懾朱靈兩件事正好能看出于禁即是曹操早年法家思想治軍的代言人，而於禁不近人情的嚴峻個性亦是由此一步一步養成的。
三、伴隨著執政者觀念轉變的落幕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于禁奉命前往樊城協助曹仁抵抗關羽，然而天公不作美，“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致使關羽巧妙運用氣候水淹于禁所統帥的七軍，于禁勢孤力窮，“遂降”，而同行的降將龐德卻“不屈節而死”，曹操聞罷感慨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德邪”。這件事可謂為于禁耀眼的一生劃上了一個帶有汙點的句號。
對於禁的投降，後世有多種評價，其中有觀點認為于禁是為了保全其統帥的士卒而投降，在筆者看來，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縱觀于禁在水淹七軍投降之前的表現，其個性嚴峻，對部屬太過剛戾。因此，一貫以嚴法治軍出身的于禁不太可能突然對部屬心生悲憫，其投降大抵是求生本能所使然。但是，反觀于禁一生，筆者認為後世亦不能對於禁的投降給予過多苛責。于禁出身基層，其最終顯名是因為貫徹了曹操早年的法家思想，以嚴刑峻法治軍。當曹操集團平定北方後，法家的統御方式必須得以調整，因此，曹操集團的執政觀念發生了改變。曹操所學甚雜，因此通曉儒法並用。而於禁並非曹操，由於其出身寒微加之多年貫徹曹操法家思想，在於禁的概念裡並不執拗推崇儒家的忠孝仁義，故而在面對生死存亡時其本能地乞求活命。所以，在這一點上，與其說于禁不能守節而為曹氏拋棄，莫不如說曹氏在執政理念上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于禁是因為不能適應這樣的變化而被曹氏所拋棄（筆者按：事實上，整個兗州文武基本上也是在這個時段沒落的，于禁的落幕也能夠反映兗州文武隨著曹氏集團統治理念的改變而走向落寞）。
基層出身的于禁憑藉著自己的努力最終出人頭地，成為曹魏最耀眼的將星。然而，他出眾的素質、出色的能力最終還是擺脫不了環境的變化，一次恰逢執政者觀念變化的失敗使得他之前所有的功績都為陰霾所覆蓋，這不禁令人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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