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新冠病毒”正在吞噬中國經濟。到底影響多大？現在還說不清楚。不過，有許多經濟學家都在預測，從他們給出的數據看，“新冠病毒”對中國GDP增速的影響大致應在1到2個百分點。但我們清醒地意識到，這樣的數據不過是個靜態估計，而真正的麻煩是：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和病毒影響重疊，加上外部惡勢力火上澆油，使得情況變得複雜多變。但不管情況複雜到什麼程度，一點應當是肯定的，中國經濟正在經歷改革開放之後從未有過的重大考驗。
此時此刻，我們需要清醒地意識到：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需求是圍繞高質量創新發展——這一總體戰略目標，在“短、中、長”結合的基礎上，實施大力度、超常規經濟政策，一舉將中國經濟拉出泥沼，實現良性循環。實際上，“新冠病毒”的無情侵襲恰好給我們一個重要契機，現在到了該下決心的時候了。
什麼樣的政策符合上述標準？以“貨幣資本化”為先導，全力構建“股權資本優先”政策環境。以此，同時破解中國企業“債務槓槓過高、創新資本稀缺”的難題，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的創新發展營造優質的金融環境。
關鍵在於“貨幣資本化”，但什麼是“貨幣資本化”？這是個傳統教科書上並不存在的詞彙。但是，“資本貨幣化”卻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貨幣政策改革與實踐的重要結晶，它是發達國家“將應對金融危機和加大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相結合”，並藉此實現經濟“再工業化”的重要經驗。其具體做法簡單說就是：改革貨幣政策理念和方式，以長期、甚至超常期基礎貨幣“大規模量化投放”取代“單一利率調節”，而且長期保持。最為極致化的典型案例是日本央行，它們甚至把“購買股票ETF”當做釋放基礎貨幣的工具。
發達國家這樣的做法什麼意圖？其發明者、破解美國金融危機的主要操盤手、美聯儲前主席本·伯南克早有解釋：基礎貨幣實際是“永遠不必收回的債務”，其功能相當於“國家資本”。伯南克認為，要破解債務槓槓過高的危機，必須向市場大規模注入“國家資本”，刺激市場股權投資偏好大幅上升，並以股權資本增加降低債務槓桿率。
聽起來這只是“臨時性危機救援政策”，但實際效果遠不止於此。十年之後我們回首望去，美國企業的債務槓槓大幅下降，負債能力大幅提升，而失業率的空前低落說明美國實體經濟投資的相應的增長。耶倫在告別美聯儲主席職位的最後一次演講中指出：美國貨幣政策是成功的，它使得企業來自長期穩定的股權資本增加了100%，而對最不穩定的短期貨幣融資的依賴降低了50%。這“一增一降”說明什麼問題？它說明，儘管美國政府債務還在持續增長，而且增長非常快，並被公認不可持續，但從美國金融和企業層面看，它們財務狀況已經變得非常健康。
最關鍵的問題是：股權資本加厚，必然導致企業創新能力的增加。人類經濟歷史告訴我們，股權資本才是支持經濟創新發展金融動力，沒有豐富的股權資本，經濟就沒有創新發展動力；沒有豐富的股權資本，經濟就沒有根本性效率增長的可能。所以，要高質量的創新發展，首先要有金融的創新發展、高質量發展。為什麼是高質量的金融？長期、穩定的資本金融。如果構建高質量的金融？必須通過大力度的金融改革，構建長期、穩定的資本金融供給制度。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貨幣資本化。
筆者認為，應對疫情的“金融30條”尚屬短期政策，而我們更加期待金融政策的戰略遠見，既同時破解短、中、長——三期困局的根本性金融政策。我們說，金融最怕“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應付。因為，無論哪個國家，金融資源都是有限的、財政能力則是更加有限的資源，所以，面對重重困境，我們必須集中優勢兵力一舉拿下“重要戰略陣地”，擊潰越發厚重的敵方攻勢，牢牢把握戰略主動權。站在這樣的層面看，任何藉口和拖延都將犯下嚴重錯誤。
也正因如此，我們堅決反對“短期急需給點油，不知何時又斷炊”的應付，那無異於“消耗戰”，時間越長，次數越多，消耗越嚴重，早晚有一天會因彈盡糧絕而無力迴天。毫無疑問，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實體經濟健康、高質量發展的基石；同時，貨幣又是一切金融活動的源頭，什麼樣的貨幣質量決定什麼樣的金融質量。為此，我們熱切期待再工業化能夠儘早意識到：在住戶貸款大於住戶存款——居民“貸差”日益擴大的背景下，基礎貨幣的期限結構將決定金融期限的供給結構，而要加大金融市場長期穩定的資本供給——高質量供給，中央銀行必須加大、加快長期、甚至超常期基礎貨幣供給——正所謂大力推進“貨幣資本化”進程。
可以肯定，“貨幣資本化”過程既是金融結構向高質量轉變的過程，也是推進股權資本投資偏好的過程，更是有效降低企業債務槓槓、化解金融風險的過程，還是推進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無二選擇，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國經濟戰勝疫情最為有力的同盟軍，更是推動中國股市健康成長的重量級資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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