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旷古烁今的“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大军一路追杀匈奴左贤王部至狼居胥山，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以此来扬大汉之国威，并将此地正式划为大汉国土。
此后封狼居胥、勒石燕然变成了中华民族武将的最高荣誉，是历代功臣名将向往的功业巅峰。
历朝历代，做到封狼居胥的先后有西汉霍去病、东汉的窦宪，唐朝的李靖，明朝的蓝玉等名将。
明成祖朱棣五次亲征蒙古，在狼居胥山下，杀青牛白马祭告天地，完成了汉族政权最后一次封狼居胥，也是唯一完成此壮举的皇帝。
但朱棣的封狼居胥与霍去病相比其实含金量是不足的，明成祖的封狼居胥更像是一场为了北伐而北伐，甚至一定程度上埋下了的“土木堡之变”的种子。
北伐没有必要性
在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和蓝玉先后北伐后，残元势力已被基本摧毁，蒙古分裂成了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三部之间内讧不断，已经没了大规模南下的实力。
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也是有着自己的历史周期的，无论是匈奴、突厥、还是蒙古，都逃不开从分裂到统一到强盛再到分裂的历史轮回。
北方政权一向是分裂时则依附于中原朝廷，统一时则南下劫掠，而此时的蒙古早已自己的盛世，已经走向了不可逆的衰落的道路。
朱元璋就是看透了其中的道理，与其劳民伤财的征伐，不如分而治之，给初建的大明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所以兀良哈在洪武年间内附后，朱元璋即其地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
而朵颜三卫在靖难之役中甚至帮助朱棣冲锋陷阵，所以朱棣在继位初期也是延续了老爹的对北政策的。
永乐三年，封来附的鞑靼部把都帖木儿右军都督佥事，赐名吴允诚，后又加封恭顺伯；永乐六年又封归附瓦剌首领马哈木、太平、把都帖尔木三人分别封王。
“自是降者益众，边境日安”
一时间大批部族归附明朝，由明朝册封爵位，双方各取所需在边界形成和平局面，甚至互通贸易，共同恢复发展，这是双方都愿意看到的局面。
可以说此时双方如果都用克制的态度处理彼此的关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北疆问题似乎并非不可能。
但明成祖这位自当燕王起就长期生活在马背上的帝王，在处理矛盾时不可避免的选取更刚烈的方式，这是与生俱来的军人的傲气。
在给蒙古各部的书信中多是带有天朝上国居高临下的威胁态度，如永乐元年七月致鬼力赤信：“窃闻有所觊觎，是特自生衅端，盖违天逆命，非善者也。古语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可汗博古知今，宁不鉴此?”
没有收益的五伐蒙古
棣第五次北征蒙古时，走到清水泉时，道旁石崖数十丈高、朱棣命大学士杨括荣、金幼孜刻石纪行：“使万世后知朕亲征过此也”。
许多民族主义者是乐意吹捧这种勒石燕然的壮举的，但“勒石燕然”之后呢，回头看永乐帝五次亲征蒙古的功绩，也仅剩下“勒石燕然”了。
朱棣北伐的起因是明朝派往鞑靼的使臣郭骥被杀，50万北伐大军在斡难河畔大败鞑靼大汗本雅失里，此后引发鞑靼内讧，鞑靼开始衰落。
但按下葫芦浮起瓢，鞑靼衰落后瓦剌迅速崛起，明成祖于是又率30万大军第二次北伐，兵锋直指瓦剌。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与瓦剌激战，重创瓦剌军。
明成祖的前两次北伐虽然都可以说取得了胜利，但很难说这种胜利在效费比上值不值得，两次征伐共出动80万人次，后勤物资消耗无数，但削弱了鞑靼等于变相帮助了瓦剌崛起，征伐瓦剌又救了鞑靼。所获那点战利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很难说明朝是不是给蒙古两部落打了短工。
此后的三次北伐则更纯粹是劳而无功了，连敌人的影子也找不到一个。
《明史》“连岁出塞，皆不见敌”。
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三次北伐，阿鲁台均不战而走，拥兵远遁，数十万明军在茫茫荒原上苦苦搜寻而找不到一个敌人的影子。
其实这是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无奈，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随水草而居，草原上没有一座城池，明军又以步兵为主，用数十万的大军北伐蒙古高原，就像开着探照灯用高射炮打蚊子，一出北京城敌人就得到了消息，蚊子早就藏起来了，等到黑暗中再回来叮一口。
第三次北伐时，迟迟找不到鞑靼主力的明军居然背信弃义的剿灭了已经归附于明朝的兀良哈部，可见明成祖当时这种重拳无处挥的愤怒。
甚至后来连朱棣自己也发出了“兵岂堪数动，朕固厌之矣”的无奈。
负面影响持续发酵
中原政权每次征伐蒙古高原都是件损耗巨大的事，汉武帝的“漠北之战”消耗尽了大汉三代的积累，让西汉差点亡国。
朱棣的每一次北伐都让户部绞尽脑汁，由于补给线太长，军中粮草往往供应不上。第五次北征时，居然“士卒饥冻，馈运不继，死亡十二三”。
最根本的是这些耗资最终都成为百姓的负担，朱棣时期的大明朝虽可以称为治世但还称不上盛世，库存积累是经不起动辄出动数十万大军的挥霍的。
到永乐后期，百姓生活“困益甚”、“家无宿储”，太子朱高炽看到百姓疾苦，也多次劝谏朱棣停止兵戈。
所以明成祖之后的两代帝王明仁宗与明宣宗都纠正了朱棣的错误，选择止兵戈发展生产，开创了“仁宣之治”，然而朱棣最后一次北伐仅仅25年后，明英宗朱祁镇就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虏。
可以说五征蒙古影响很大，但是战果比较小，北伐为明庭留下了一定的战略生存空间，但并非将蒙古边患一劳永逸的解决。反而导致国库空虚，还和蒙古各部结下了梁子，失去了和平共处的可能，虽然说“土木堡之变”不能怪到朱棣身上，但至少在此刻已经埋下了种子。
作为一个马上皇帝，朱棣对于战争是情有独钟，尤其是其生命最后三年，几乎是在草原中度过，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此时朱棣的北伐已经不再有目标，也不是功成名就，而只是单纯的想在沙场中去找寻征伐的快乐。
或许在朱棣的心中这种拼杀的生活远比枯燥的宫廷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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