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及文化話題
在數千年前的簡牘時代，一篇數百字的文章以竹簡等形式壘疊起來後，很容易就有了”等身“高度。這是否就意味著，古人們達到“著作等身”就是輕而易舉之事呢？
就字面理解來看，這確實容易讓人產生如此聯想，不過“著作等身”卻並非這麼來的，它的最初成因與含義跟今日也大不一樣。實際上，“著作等身”本是”著作豐富“的誇張式形容，對古人來說，這也是可望不可及的一種高度；不過，隨著書籍用語及裝幀方式的變遷，今天的我們要實現“著作等身”就容易得多了，如此說來，難道”惜字如金“的千載傳統也要因此成為歷史了麼？
在簡牘形式下，“等身”高度的書簡承載不了太多文字
”惜字如金“是不輕易動筆之意，在詞藻組織的文學意義之外、也有著古代文字記錄載體的現實限制。今天，人人都能隨意在電腦上打出洋洋灑灑的“數十萬字鉅著”，從這角度上再看“著作等身”，這當中的歷史演變就確實要理一理了，因為這已涉及到文字的價值走向問題，值得所有文字工作者去思考。
“著作等身”原是一種可望不可及的誇張式讚譽
《宋史·賈黃中傳》載：“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這就是“著作等身”的出處。由此可見，“等身書”原來指的是所讀書卷的長度、而非著作壘疊的高度。由所讀到所著，其演變過程已無可考，但這正是古人以“等身書”為博覽及博著要求的一種樸素願望。
在以書卷為主要文字載體的時期，讀“等身書”不難、著“等身書”也不難，畢竟當中的文字篇幅不是很大。當代學者們認為，也許是為了拔高“等身書”的門檻，於是它就開始朝著“壘疊”方向演變，壘疊出的“等身”跟書卷展開的“等身”相比，那可是有著天淵之別的！試想一下，展開一米多的書卷充其量還是一卷，將書卷摺疊、壘疊成一米多高度的話，當中得有多少卷？
如此展開的一卷書同樣承載不了太多文字內容
如此一來，無論是讀書還是著書，“等身書”都成了讀書人高山仰止的一個目標。在以詩詞歌賦為主的古代，要真正實現這樣的“著作等身”根本就不可能；但用於形容一個人的博覽和博著，這樣的讚譽還是很到位、很有份量的！
賈黃中在宋朝初年時曾充任翰林學士、又主管過兩年科舉及吏部官員的選拔，其所作所為都甚為公正恰當，他也因此獲得了宋太宗的賞識。在以文立國的宋代，賈黃中無疑成了士大夫的表率人物，故而人們讚頌他“幼讀等身書、為官端謹且無私“，“著作等身”正是自宋代開始成了士人們的美談。
既是美談，存在適當的誇張描述很正常，久而久之，它就成了一種可望不可及的誇張式讚譽。
因為這樣的可望不可及，古人當中是不存在“著作等身”實例的。我們所熟悉的“著作等身”者如老舍、梁啟超等人都是近代學者，那是因為，在他們所處的時代當中，“著作等身”已具備了成為現實的可能，這也是歷史演變的一種結果。
當曹禺評價老舍說：“會上陳列了他多年來的全部著作，那時他已是著作等身了。”此說就絕非誇張、而是老舍實實在在的文壇耕耘成果。
通過觀察古籍實樣，大家可感受一下“著作等身”是多麼困難
古代書籍的語言及裝幀方式演變，也推動著”等身“概念的演變
老舍全部作品的累計字數達800萬左右，這正是他能夠“著作等身”的前提基礎。以近代常見的線裝書為載體，800萬字書冊壘疊起的高度是絕對可以“等身”的。
不過，之所以說老舍的“等身”概念與古代有別，當中最大的因素正是書籍用語及裝幀方式的變遷。老子著出了四五千字的《道德經》，若以簡牘為載體的話，這個份量也許就是高於成人的“一車”；若以書卷為載體的話，就成了半人高的“一摞”；若在線裝書上的話，就只有一冊。可是，我們能以此來否定老子《道德經》的巨大意義麼？
載體的不同，”等身“的概念也有不同。實際上，在文學家眼裡，“著作等身”非特指著作數量上的”等身“，作品的學術價值也是巨大的衡量要素。《道德經》正是跨越如此界限的一種存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無論其自身載體是否能夠“等身”，但它的學術價值卻一直是真正的高山仰止、若僅以“著作等身”來形容老子，這還是過於片面了！
線裝書的出現，帶來了書籍文字承載量的巨大革新
古時候的書籍曾以簡牘、卷軸、經摺、蝶式、包背、線裝等裝幀方式呈現，明清時期的線裝方法真正奠定了今日書籍的樣式。除了裝幀方式，古代書籍用語也有著“詩、詞、歌、賦”及文言文的不同表現方法，同樣的內容、不同文學形式的表述也會帶來不同的文字數量。基於這樣的狀況，“惜字如金”在過去的文學表現形式上也會有著更為貼切的使用環境，比如一首五言絕句，當中的每個字眼都需“字字斟酌、珍如金子“。
在這樣的情形下，再勤勞、再偉大的詩人終其一生也是積累不了多少作品字數的，這時候的”等身“概念、就唯有更多地基於文學角度而言了。
司馬遷終其一生寫出的五十二萬字《史記》是否算“等身”？
線裝書籍及白話文的出現，使“著作等身”真正成為了現實
我國古人寫詩作文的形式一直相對固定，言簡意賅是長期以來的表現共性。唐末宋初時曾出現過一種三眼裝訂的早期線裝書方式，多用作唐代初興起的古典小說載體。不過，唐代時的小說尚入不了大雅之堂、線裝書一直缺乏廣泛的閱讀使用，它很快就被宋元時期更科學、更美觀的“蝴蝶裝、包背裝”替代了。
書籍的裝幀方式跟文章字數有著巨大的相互促進關係，易於翻閱的書籍也更利於長篇著作的誕生及刊載；宋元時期小說、戲劇等多種文學體裁的盛行，又反過來催生出了“四眼裝訂”的明代線裝書。明代的這種線裝方式跟當代已經無異，它承載著大量明代古典小說、再一次將文人們的“著作等身”推向了現實。類似《三國演義》、《水滸傳》這樣的書籍，在非線裝書載體上是難以普及的，有誰願意在摺疊式的書卷上翻看如此巨量的文字呀！
計算一下，850萬字的如此書籍壘疊起來後得有多高？
《三國演義》裡的文言文已頗為淺近、初步具備了近代白話文的影子，其“代價”就是文字使用數量的大幅增加。不過在明朝時候，這樣的“代價”早已被成熟的印刷技術、更先進的書籍裝幀方式所抵消，因而象羅貫中、施耐庵這樣的小說家就更易於抵近真正的“著作等身”——雖然在作品的壘疊高度上尚有些差距，但有誰會去認真細究呢？
近代“新文化運動”是古文言文與當代白話文間的分水嶺，其推動者梁啟超也以850萬字的著作(《飲冰室合集》)真正奠定了自己的“著作等身”。以從前的書籍排版及裝訂方式看，老舍、梁啟超所著的800萬字書籍壘後能“等身”是無疑的，更何況，2014年新修訂後的《梁啟超全集》字數已達1500萬之巨，即便在當代的書籍排版方式下，這些書也是接近“等身”的了！
老舍、梁啟超的文章作品均具備了學術價值、書籍壘疊上的雙重高度，可以說，他們都是我國名副其實的“著作等身”第一人。
1500萬字著作的梁啟超，堪稱歷史上“著作等身”的第一人
新時代下的“著作等身”與文字價值的重新定義
梁啟超的1500萬字鉅著是什麼概念？這相當於他在36年(20歲起)寫作生涯中每年都得寫40萬字，且數十年風雨無改、字字珠璣。成就雖如此巨大，不過樑啟超卻在評價陳寅恪時如此說：“我雖著作等身，卻不如他寥寥數百字”，如此胸懷及謙遜程度堪為世人所感嘆！
新時代下網絡文學方興未艾，能寫出數百萬字“等身著作”的人已不在少數，不過對於何為“著作”、則需要衡量一下這些作品的自身文學價值了：你的這些文字、跟古人們、梁啟超們的數千、數萬、數百萬、過千萬字相比又如何？誰的文字價值更大？
也許，當代的部分文章作品是在“一字一元”的誘惑下寫成的，對於文字工作者而言，這確實已是巨大的誘惑，更多文學創作者們的作品則很可能一個字都值不了一毛錢。誠然，文字的價值是無法如此來“明碼標價”的，但脫離了這樣的一塊一毛，人們的文字價值還能如何體現？束之高閣的話，很可能整本書都一文不值；若要推向市場，則唯有去接受各種明碼標價。這也是文字價值的多元化發展所帶來的尷尬。
互聯網時代下，文字的數量與價值出現了新的變化
現實的這些尷尬同時誘發了文字價值的“稀釋”，不過歷史上許多經典著作的流傳過程告訴我們：真正有價值的文字是不會被永久埋沒的，當然，你要沉得住氣、耐得住性子；甚至很有可能，部分好文章會在埋藏百年後才有機會亮出金光！過去許多文學家、藝術家都有過這樣的宿命，這也是選擇這條路必須要考慮面對的。從這定義來說，“著作等身”其實更多地屬於作者身後的榮光，包括梁啟超在內，他的《梁啟超全集》也是直到2014年才編撰出版，距離他去世已過去了八十五年。
今日的人們利用電腦進行創作，可以不再“惜墨如金”(畢竟可以隨時修改)、可以不再憂慮文字載體(網絡就是巨大的載體)，更便利的創作環境下該如何定義自己的“文字價值”，這已成了每一位創作者都需要考慮的問題。
否則的話，你在網絡上留下“千萬字鉅著”又能如何？它們最後也許只是一堆電子垃圾、化作若干字節淹沒在數字世界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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