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工作照 （作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1月21日《南方周末》）
陈寅恪先生作为“教授中的教授”，在学术界为中外学者所景仰。他一生先后执教若干所中国最重要的大学，但其学术影响，并不只限于曾有幸在校园之内亲承其音旨的学生，通过阅读他的著作而受到影响得到启发的学者，遍及中古研究的各个领域。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业师缪彦威先生之治学，便受到陈先生的深刻影响。缪师曾在自传中说，他很早就“读到王静安、陈寅恪两位先生的著作，对我影响很大”。从缪师平生治学的经历来看，这种影响并非空泛而言而是非常具体的，他在思想学术上对王陈两先生之学识精博、融贯中西，能开拓新领域，运用新方法的治学方式始终服膺，在1944年夏天后，缪师还曾获得机缘，向陈寅格先生通函请益。
缪师自幼旧学基础深厚，七八岁即从外祖读《论语》《孟子》，在十八岁中学毕业前，已较为系统地掌握了文字、声韵、训诂及目录学等方面的知识，阅读了相当数量的经、史、子、集要籍，也看了许多小说戏曲之书，尤其《诗经》《左传》《庄子》《楚辞》数种，更是熟读无厌。在读书中，他博览清代学者著述而注重兼采诸家之长，推崇黄（宗羲）、全（祖望）、邵（晋涵）、戴（震）、章（学诚）的识解闳通，钱（大昕）、段（玉裁）、二王（念孙、引之）的考证精核，而尤慕汪中的“博极群书，文藻秀出”。但缪师同时亦接受新式教育，思想并不保守，也不拒绝外来之新观念。他始终主张在文化上应兼采东西方之长，既不抱残守阙,“湛溺旧闻，墨守故榘，傲然自尊”，亦不可迎合潮流，盲目崇外,“以肤受末学，投国人嗜奇趋易之心”，“惟有镜照衡权，撷长弃短”，融合中西，“兼蓄新质，而能存故美”。（见《与编者书》，《冰茧庵论学书札》上卷，第4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他在思想上尤其赞同接受当时“学衡”一派融汇中西的思想文化主张，因观念之合，缪师与郭斌龢、吴宓、刘永济等“新人文主义”的学衡派学者，毕生道义相期，情谊深笃。这些友人及缪师之亲故中，不乏与陈寅恪先生交往密切者，不过，缪师与陈先生的一段书信交往，却似乎并非缘自这些友人与亲故的推介。
一
陈先生初知缪师，根据缪元朗的研究，可能与1943-1944年间方豪和陈先生的书信来往有关。方豪（1910—1980）字杰人，浙江杭州人，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天主教神父，著有《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中国天主教史论丛》《宋史》《中西交通史》等著作，时任浙江大学教授。方豪《陈寅恪先生给我的两封信》中尝言：
三十二年二月十日，我在重庆《益世报》文史副刊第廿六期发表《相偷戏与打簇戏来源考》，是答复缪彦威先生（钺）论北朝胡俗书，……曾寄奉寅恪先生一份，……寅恪先生复书……。（见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
方豪信中所说“缪彦威先生（钺）论北朝胡俗书”，今收入《冰茧庵论学书札》。（见《冰茧庵论学书札》上卷，98-99页《与方豪书》）缪师在此信中，先透过宋人著作里描述的辽金之俗，上溯观察两种鲜卑旧俗“相偷戏”和“打簇戏”，从古代东胡族甚至“西方诸胡国”的特有文化风习层面加以思考，以为或“可征东西诸族往还之迹象”，并求教于浙大同事，“夙治中西交通史的”方豪教授，方豪遂作文以回复之。此文发表，方豪特寄奉陈先生。陈先生之“复书”收入《陈寅恪集·书信集》。此信原日期有月日无年份，编者定为1943年，但据缪元朗考证，方豪文章刊于1943年2月20日的《益世报》，发表后始寄与陈先生，所寄时间必然晚于发表时间，加上邮路因素，陈先生收到此信应在数月之后。陈先生复信所署时间为1月6日，其年份断不可能为1943年。应为1944年1月6日方为合理。（参见缪元朗《陈寅恪先生对缪钺先生的学术影响》，载《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陈先生信中云“先生与彦威先生读史精博如此，至为钦服。北齐、隋、唐之胡俗，有一贯之关系，弟前于拙著《隋唐制度论》中论音乐章，略发之”。按中古南北朝隋唐之文化、制度、民族、风俗，本是陈先生研究精深的领域，而陈先生素来注重以纵贯之眼光看待北方各族的历史和风俗文化，缪师所观察到的北族风俗及变迁，与陈先生所研治恰相契合，故陈先生读后颇为赞许，云“读史精博”，当非敷衍客套之虚语。由此而对缪师之研究留下印象，亦属当然。
陈寅恪致缪钺 （作者供图/图）
缪钺致陈寅恪 （作者供图/图）
二
陈先生给方豪的复信写于1944年初,根据陈贤华所作缪师传记，大约由此机缘，1944年起，缪师开始向陈寅恪先生通函请益。（见陈贤华《缪钺》，载《中国近代教育家传》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当时缪师正执教浙大，居贵州遵义，而陈先生则于1943年底抵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借用华西协合大学校址），住成都华西坝广益学舍四十五号。这一时期，二人有数度函件往来。1945年秋，陈先生离开燕京，由成都至昆明，赴英应牛津大学教授职位之聘，并借此机会治疗目疾。后来手术未能成功，于是辞去牛津大学教职，经美洲回国。据杨联陞先生在《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中所记：“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六日与周一良兄（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同随赵元任先生夫妇，到纽约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探望先生。时先生……对一良与联陞近况，垂询甚详。……先生又询及联陞之内兄缪钺彦威，云曾数度通信。”（见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出版）
虽然有“数度通信”，但由于材料的散失，他们交往的直接证据，目前已发现的仅有书信两通。
这两通书信，一通为陈先生给缪师的复信：
彦威先生道席：读/大作七律四首，敬佩之至，知/公于此道深矣。/尊著文学论曾于此间书肆见之，亦拜读一过，非精于文、诗、词如/公者不能为也。惜/赐寄之本尚未收到，岂邮局误耶，抑燕大传达之误耶？以后如蒙/惠书，乞寄：成都华西坝广益学舍四十五号，不由燕大转，当较妥也。敬叩/撰安。（见《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出版）
此复信所署日期为1944年8月25日，信中提到缪师前函曾寄七律四首，又提到尚未收到缪师所寄之书。然而缪师原函为何，之前一直未曾得知，缪师哲孙缪元朗2012年编《冰茧庵论学书札》（商务印书馆2014初版）时亦未见。至2014年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陈寅恪研究：新史料与新问题》（周言编），书中有郭长城《陈寅恪抗日时期文物编年事辑》一文，此文中所收录的一件信函，恰为缪师致陈先生之函，内容如下：
寅恪先生有道：前奉/手教，奖饰逾量，愧不敢承。拙著文论九篇，近由路明书店印为一小册，挂号寄上，敬乞/教正。迩来书店印刷粗疏，此书封面题字尤劣，殊使人不惬意也。钺平生极敬佩王静安先生，尝叹其姿诣之超异敻绝，在近三百年中殆罕见其匹。虽未尝奉手承教，然读其遗书，论文治学，深受启发。拙著中《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于静安先生才情造诣，妄有所论列，惟恐浅薄无当。/先生与静安先生相知夙深，尚乞/不吝指示为感。肃此，敬承/箸祉/缪钺拜上（此函现已收入《冰茧庵论学书札》商务印书馆2018年二印本）
信末所署时间为1944年6月29日，从时间推测，此函很有可能为陈先生复缪师之函的前函，两函间隔时间近二月，考虑到战时邮路不便，从遵义到成都历时逾月也有可能。陈先生复函中所云尚未收到之书，或即为此函中提到的路明书店所印“文论九篇”一小册。但此函并未提及有“七律四首”呈上陈先生，而函中向陈先生请教王静安之学的问题，陈先生后一函中也未见回应（当然也有可能是缪师《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因收在路明书店所印书中，陈先生尚未收到，故未及讨论），所以也不排除这两月间，缪师和陈先生尚有其它函札往来。值得注意的是，缪师此函中又提到“前奉手教”，可知在此之前与陈先生尚有信札往还，印证了杨联陞所记陈先生言中的“数度”二字。
此通信函的发现过程颇为曲折。据友人见告，当是在1948-1949年间，陈先生曾运送了一箱或数箱物品至台湾，其中包括陈先生的几种最常用书籍、最重要的几种手稿、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重要文件如聘书、证件（如赴英护照）、信件、书画等等，据说存于史语所库房中。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批文物流入坊间，其中一部分由当时供职于史语所的郭长城拍照复制，原文物则最后不知所终。缪师的信函即在这批文物之中，得以留存图像，堪称幸运。从郭文中照片可以看出，陈先生对缪师此通书札保藏相当用心，信札纸质墨迹都颇为完好。
三
郭文中并曾提及陈寅恪先生早年刊印的几种著作，包括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专刊”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这些版本，缪师一直珍藏，反复阅读。其中有《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单行本，为陈先生在成都时，由燕京大学哈佛燕京社1945年刊印。这篇重要论文陈先生1943年完成于桂林，1945年在成都发行单行本（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由马鑑（马衡之弟，时任燕大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题签。此本为此文之最早单行本，其底稿，即郭长城1980年代在台北所见并拍摄的陈先生手稿，据郭氏考订，此手稿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出版《金明馆丛稿初编》稿对校，有多处增删异改，而大抵以手稿为佳。有意思的是，郭文所举之例，正是笔者当年在上古本中见到并请教过缪师的问题。记得在1983年左右，笔者读陈先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对其中一句“（郭）景纯不是道家方士”深为不解，遂请教缪师，缪师马上拿出燕大所印的这一版本，原来原文是作“郭景纯本是道家方士”，上古本错了关键的一个字，以致文义全非。值得提及的是，缪师珍藏的这本单行本，来历殊不寻常，其封面左上有“缪教授 钺”四字题赠，颇疑为陈先生亲笔。若可证实，则说明陈先生在赴英之前，可能与缪师仍有邮件往还。
1945年秋，陈先生离开成都，1946年10月回到清华园，以后又转道上海到达广州，最终留驻岭南，任教中山大学。而缪师则于陈先生离去后，于1946年8月抵成都，任教华西协合大学，亦住华西坝。数年后执教川大。从两位先生各自的时空履迹来看，他们始终未曾有一面之缘。如缪师所言：“寅恪先生是我最钦佩的前辈学者，但只是通函请益，未尝亲承音旨。”（参见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卷五，中华书局2014年出版，223页）仅只通函而没有机会亲承音旨，对于非常尊崇陈先生的缪师而言，内心或不无怅然之感，1946年冬，缪师曾作有《念奴娇》词一首，小序云“一九三五年冬，余居广州，赏梅萝岗。抗战军兴，转徙粵西黔北。偶睹一两株，楚楚可怜。一九四六年，朅來成都，广益学舍，梅花盛开，感念旧踪，因赋此解”。华西坝广益学舍是陈先生在成都时的住处，缪师当时住华西坝宁村，到广益学舍应是专程前往。词序以颇含感情之笔写广益学舍盛开之梅花，除忆旧游，亦当包含对曾居于此的陈先生之怀想。
（本文得到缪元朗教授诸多帮助，特此致谢）
景蜀慧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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