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鉞工作照 （作者供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11月21日《南方週末》）
陳寅恪先生作為“教授中的教授”，在學術界為中外學者所景仰。他一生先後執教若干所中國最重要的大學，但其學術影響，並不只限於曾有幸在校園之內親承其音旨的學生，通過閱讀他的著作而受到影響得到啟發的學者，遍及中古研究的各個領域。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業師繆彥威先生之治學，便受到陳先生的深刻影響。繆師曾在自傳中說，他很早就“讀到王靜安、陳寅恪兩位先生的著作，對我影響很大”。從繆師平生治學的經歷來看，這種影響並非空泛而言而是非常具體的，他在思想學術上對王陳兩先生之學識精博、融貫中西，能開拓新領域，運用新方法的治學方式始終服膺，在1944年夏天后，繆師還曾獲得機緣，向陳寅格先生通函請益。
繆師自幼舊學基礎深厚，七八歲即從外祖讀《論語》《孟子》，在十八歲中學畢業前，已較為系統地掌握了文字、聲韻、訓詁及目錄學等方面的知識，閱讀了相當數量的經、史、子、集要籍，也看了許多小說戲曲之書，尤其《詩經》《左傳》《莊子》《楚辭》數種，更是熟讀無厭。在讀書中，他博覽清代學者著述而注重兼採諸家之長，推崇黃（宗羲）、全（祖望）、邵（晉涵）、戴（震）、章（學誠）的識解閎通，錢（大昕）、段（玉裁）、二王（念孫、引之）的考證精核，而尤慕汪中的“博極群書，文藻秀出”。但繆師同時亦接受新式教育，思想並不保守，也不拒絕外來之新觀念。他始終主張在文化上應兼採東西方之長，既不抱殘守闕,“湛溺舊聞，墨守故榘，傲然自尊”，亦不可迎合潮流，盲目崇外,“以膚受末學，投國人嗜奇趨易之心”，“惟有鏡照衡權，擷長棄短”，融合中西，“兼蓄新質，而能存故美”。（見《與編者書》，《冰繭庵論學書札》上卷，第4頁，商務印書館2014年）他在思想上尤其贊同接受當時“學衡”一派融匯中西的思想文化主張，因觀念之合，繆師與郭斌龢、吳宓、劉永濟等“新人文主義”的學衡派學者，畢生道義相期，情誼深篤。這些友人及繆師之親故中，不乏與陳寅恪先生交往密切者，不過，繆師與陳先生的一段書信交往，卻似乎並非緣自這些友人與親故的推介。
一
陳先生初知繆師，根據繆元朗的研究，可能與1943-1944年間方豪和陳先生的書信來往有關。方豪（1910—1980）字傑人，浙江杭州人，歷史學家，同時也是天主教神父，著有《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中國天主教史論叢》《宋史》《中西交通史》等著作，時任浙江大學教授。方豪《陳寅恪先生給我的兩封信》中嘗言：
三十二年二月十日，我在重慶《益世報》文史副刊第廿六期發表《相偷戲與打簇戲來源考》，是答覆繆彥威先生（鉞）論北朝胡俗書，……曾寄奉寅恪先生一份，……寅恪先生復書……。（見張傑、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出版）
方豪信中所說“繆彥威先生（鉞）論北朝胡俗書”，今收入《冰繭庵論學書札》。（見《冰繭庵論學書札》上卷，98-99頁《與方豪書》）繆師在此信中，先透過宋人著作裡描述的遼金之俗，上溯觀察兩種鮮卑舊俗“相偷戲”和“打簇戲”，從古代東胡族甚至“西方諸胡國”的特有文化風習層面加以思考，以為或“可徵東西諸族往還之跡象”，並求教於浙大同事，“夙治中西交通史的”方豪教授，方豪遂作文以回覆之。此文發表，方豪特寄奉陳先生。陳先生之“復書”收入《陳寅恪集·書信集》。此信原日期有月日無年份，編者定為1943年，但據繆元朗考證，方豪文章刊於1943年2月20日的《益世報》，發表後始寄與陳先生，所寄時間必然晚於發表時間，加上郵路因素，陳先生收到此信應在數月之後。陳先生覆信所署時間為1月6日，其年份斷不可能為1943年。應為1944年1月6日方為合理。（參見繆元朗《陳寅恪先生對繆鉞先生的學術影響》，載《史學史研究》2008年第1期）陳先生信中雲“先生與彥威先生讀史精博如此，至為欽服。北齊、隋、唐之胡俗，有一貫之關係，弟前於拙著《隋唐制度論》中論音樂章，略發之”。按中古南北朝隋唐之文化、制度、民族、風俗，本是陳先生研究精深的領域，而陳先生素來注重以縱貫之眼光看待北方各族的歷史和風俗文化，繆師所觀察到的北族風俗及變遷，與陳先生所研治恰相契合，故陳先生讀後頗為讚許，雲“讀史精博”，當非敷衍客套之虛語。由此而對繆師之研究留下印象，亦屬當然。
陳寅恪致繆鉞 （作者供圖/圖）
繆鉞致陳寅恪 （作者供圖/圖）
二
陳先生給方豪的覆信寫於1944年初,根據陳賢華所作繆師傳記，大約由此機緣，1944年起，繆師開始向陳寅恪先生通函請益。（見陳賢華《繆鉞》，載《中國近代教育家傳》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當時繆師正執教浙大，居貴州遵義，而陳先生則於1943年底抵成都，任教於燕京大學（借用華西協合大學校址），住成都華西壩廣益學舍四十五號。這一時期，二人有數度函件往來。1945年秋，陳先生離開燕京，由成都至昆明，赴英應牛津大學教授職位之聘，並藉此機會治療目疾。後來手術未能成功，於是辭去牛津大學教職，經美洲回國。據楊聯陞先生在《陳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講筆記》中所記：“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六日與週一良兄（當時青年學人中最有希望傳先生衣缽者）同隨趙元任先生夫婦，到紐約卜汝克臨二十六號碼頭停泊之輪舟中，探望先生。時先生……對一良與聯陞近況，垂詢甚詳。……先生又詢及聯陞之內兄繆鉞彥威，雲曾數度通信。”（見張傑、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出版）
雖然有“數度通信”，但由於材料的散失，他們交往的直接證據，目前已發現的僅有書信兩通。
這兩通書信，一通為陳先生給繆師的覆信：
彥威先生道席：讀/大作七律四首，敬佩之至，知/公於此道深矣。/尊著文學論曾於此間書肆見之，亦拜讀一過，非精於文、詩、詞如/公者不能為也。惜/賜寄之本尚未收到，豈郵局誤耶，抑燕大傳達之誤耶？以後如蒙/惠書，乞寄：成都華西壩廣益學舍四十五號，不由燕大轉，當較妥也。敬叩/撰安。（見《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出版）
此覆信所署日期為1944年8月25日，信中提到繆師前函曾寄七律四首，又提到尚未收到繆師所寄之書。然而繆師原函為何，之前一直未曾得知，繆師哲孫繆元朗2012年編《冰繭庵論學書札》（商務印書館2014初版）時亦未見。至2014年北京九州出版社出版《陳寅恪研究：新史料與新問題》（周言編），書中有郭長城《陳寅恪抗日時期文物編年事輯》一文，此文中所收錄的一件信函，恰為繆師致陳先生之函，內容如下：
寅恪先生有道：前奉/手教，獎飾逾量，愧不敢承。拙著文論九篇，近由路明書店印為一小冊，掛號寄上，敬乞/教正。邇來書店印刷粗疏，此書封面題字尤劣，殊使人不愜意也。鉞平生極敬佩王靜安先生，嘗嘆其姿詣之超異敻絕，在近三百年中殆罕見其匹。雖未嘗奉手承教，然讀其遺書，論文治學，深受啟發。拙著中《王靜安與叔本華》一文，於靜安先生才情造詣，妄有所論列，惟恐淺薄無當。/先生與靜安先生相知夙深，尚乞/不吝指示為感。肅此，敬承/箸祉/繆鉞拜上（此函現已收入《冰繭庵論學書札》商務印書館2018年二印本）
信末所署時間為1944年6月29日，從時間推測，此函很有可能為陳先生復繆師之函的前函，兩函間隔時間近二月，考慮到戰時郵路不便，從遵義到成都歷時逾月也有可能。陳先生覆函中所云尚未收到之書，或即為此函中提到的路明書店所印“文論九篇”一小冊。但此函並未提及有“七律四首”呈上陳先生，而函中向陳先生請教王靜安之學的問題，陳先生後一函中也未見回應（當然也有可能是繆師《王靜安與叔本華》一文因收在路明書店所印書中，陳先生尚未收到，故未及討論），所以也不排除這兩月間，繆師和陳先生尚有其它函札往來。值得注意的是，繆師此函中又提到“前奉手教”，可知在此之前與陳先生尚有信札往還，印證了楊聯陞所記陳先生言中的“數度”二字。
此通信函的發現過程頗為曲折。據友人見告，當是在1948-1949年間，陳先生曾運送了一箱或數箱物品至臺灣，其中包括陳先生的幾種最常用書籍、最重要的幾種手稿、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重要文件如聘書、證件（如赴英護照）、信件、書畫等等，據說存於史語所庫房中。上世紀八十年代這批文物流入坊間，其中一部分由當時供職於史語所的郭長城拍照複製，原文物則最後不知所終。繆師的信函即在這批文物之中，得以留存圖像，堪稱幸運。從郭文中照片可以看出，陳先生對繆師此通書札保藏相當用心，信札紙質墨跡都頗為完好。
三
郭文中並曾提及陳寅恪先生早年刊印的幾種著作，包括作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專刊”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等，這些版本，繆師一直珍藏，反覆閱讀。其中有《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單行本，為陳先生在成都時，由燕京大學哈佛燕京社1945年刊印。這篇重要論文陳先生1943年完成於桂林，1945年在成都發行單行本（見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由馬鑑（馬衡之弟，時任燕大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題簽。此本為此文之最早單行本，其底稿，即郭長城1980年代在臺北所見並拍攝的陳先生手稿，據郭氏考訂，此手稿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出版《金明館叢稿初編》稿對校，有多處增刪異改，而大抵以手稿為佳。有意思的是，郭文所舉之例，正是筆者當年在上古本中見到並請教過繆師的問題。記得在1983年左右，筆者讀陳先生《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對其中一句“（郭）景純不是道家方士”深為不解，遂請教繆師，繆師馬上拿出燕大所印的這一版本，原來原文是作“郭景純本是道家方士”，上古本錯了關鍵的一個字，以致文義全非。值得提及的是，繆師珍藏的這本單行本，來歷殊不尋常，其封面左上有“繆教授 鉞”四字題贈，頗疑為陳先生親筆。若可證實，則說明陳先生在赴英之前，可能與繆師仍有郵件往還。
1945年秋，陳先生離開成都，1946年10月回到清華園，以後又轉道上海到達廣州，最終留駐嶺南，任教中山大學。而繆師則於陳先生離去後，於1946年8月抵成都，任教華西協合大學，亦住華西壩。數年後執教川大。從兩位先生各自的時空履跡來看，他們始終未曾有一面之緣。如繆師所言：“寅恪先生是我最欽佩的前輩學者，但只是通函請益，未嘗親承音旨。”（參見卞僧慧《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卷五，中華書局2014年出版，223頁）僅只通函而沒有機會親承音旨，對於非常尊崇陳先生的繆師而言，內心或不無悵然之感，1946年冬，繆師曾作有《念奴嬌》詞一首，小序雲“一九三五年冬，餘居廣州，賞梅蘿崗。抗戰軍興，轉徙粵西黔北。偶睹一兩株，楚楚可憐。一九四六年，朅來成都，廣益學舍，梅花盛開，感念舊蹤，因賦此解”。華西壩廣益學舍是陳先生在成都時的住處，繆師當時住華西壩寧村，到廣益學舍應是專程前往。詞序以頗含感情之筆寫廣益學舍盛開之梅花，除憶舊遊，亦當包含對曾居於此的陳先生之懷想。
（本文得到繆元朗教授諸多幫助，特此致謝）
景蜀慧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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