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雜牌軍，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這就像說某個人是親兒子還是乾兒子，得看相對於哪個爹一樣。在民國史中所說的雜牌軍，是相對蔣介石中央軍而言，係指統一使用國民革命軍番號而非蔣嫡系的軍隊。
這些雜牌軍，最大的特點是獨立建軍，自主發展。在這些軍隊中，蔣記中央的軍令、軍政並不能得到完全的貫徹，甚至根本無法貫徹。其多數割據一方，少數雖沒有了地盤，但都有自己獨立的人事和軍需系統，可以任意的徵兵、徵稅、增加編制、擴大兵額，可以任意干涉地方民政和發動戰爭，形成國中之國、軍中之軍的怪象，像極了東周和三國時期王侯遍地、群雄爭霸的情況。
國民黨軍的建軍，不是採取細胞增殖的方式從小到大逐漸發展起來的，而是通過大量收編的方式膨脹起來的。來看一看北伐開始時8個軍的前身：第一軍是由黃埔教導團擴建的黨軍，因為是相對於後來執掌虎符的蔣介石而言，故這個軍算是後來的中央軍嫡系。依蔣為中心座標，那麼其他7個軍便都是由不同源流改編的雜牌了。其中的第二軍是原來的建國湘軍，第三軍是原來的駐粵滇軍，第四軍是原來的粵軍第一師，第五軍是原來的建國粵軍，第六軍是原來的攻粵湘軍，第七軍是新桂軍，第八軍原來的湘軍第四師。從這最初8個軍的組成，就可看出它不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後來在北伐過程中，又用同樣的方式繼續大量收編，國軍的軍隊在兩三年內幾十上百倍的膨脹，到二次北伐時，曾達到上百個軍之多。
這就跟吃飯一樣，一下子吃得太多太急了，消化起來就成問題，就會鬧肚子。何況蔣記國民黨軍的消化系統本來就不好呢。所以，從北伐完成一直到全面抗戰爆發，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混戰就從沒停止過。小的不說了，就說大的，中央軍與雜牌軍之間的蔣唐之戰、蔣馮之戰、蔣桂之戰、蔣馮閻中原大戰等；雜牌軍與雜牌軍之間的山東韓劉之戰、河北討石之戰、四川上下川東之戰、前後順慶之戰、二劉之戰、雲南龍胡之戰、貴州周李之戰、王毛之戰、王猶之戰、西北的四馬拒孫之戰、盛馬之戰、西南的桂唐之戰、粵桂之戰、湘桂之戰、滇桂之戰等；引起政局激烈動盪的張黃事變、福建事變、兩廣事變、西安事變等等，多至難以計數。同擎一面旗幟，同穿一式軍服的軍隊內部，在短短數年之間爆發這麼多的戰爭，歷史上真的不多見，給民生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了。
中共建軍之初，也存在著大小不同的多個山頭，但與國民黨軍不同的是，中共軍隊有著堅定的政治方向，有著共同的政治信仰，有著強有力的思想武裝，從而使各不同的支流能夠匯成一股洶湧的鐵流。中共軍隊也有整編，但每次整編，就像化學反應一樣，或像涅槃重生一樣，整編後便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而國民黨軍因為沒有共同的政治信仰，缺乏強有力的思想武裝，其統帥蔣介石管理軍隊又還是封建軍閥的老一套，玩權術，分嫡庶，搞小圈子，厚此薄彼，因而它的結合就不會產生化學反應，而永遠只是物理的結合，這樣的軍隊也就不可能成為一個有機體。
因為雜牌軍的存在，又沒有本事像中共軍隊那樣給予脫胎換骨的改造，這便讓蔣介石不得不在其統率的軍隊中分出嫡庶。反過來呢，卻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嫡庶之分，又進一步造成了各路雜牌軍更大的離心與隔闔，遂使這一毒瘤長期生長，難以割除。
國民黨軍的派系或者說雜牌軍特別的多。多到什麼程度呢？這是個動態值，得分別不同歷史階段來說。抗戰前，屬於南京國民政府軍隊編制的有171個師和40個獨立旅。其中，純粹由黃埔黨軍發展起來的嫡系中央軍僅27個師又5個旅。已經依附於蔣記中央軍，但尚未被改造，軍今勉強可以貫徹，軍政尚不能貫徹的，可視作中央軍旁系，或稱作半中央化的雜牌軍，有42個師又10個旅。分別是：黔軍5個師又2個旅；川軍4個師又2個旅；粵軍2個師；鄂軍2個師又4個旅；福建土著2個師；原五省聯軍7個師又1個旅；原直魯聯軍4個師又1個旅；滇軍3個師；湘軍13個師。軍令、軍政都難以貫徹，仍保持著獨立自主的建軍發展路線的雜牌軍，有87個師又26個旅。分別是：東北軍25個師又3個旅；西北軍14個師又7個旅；晉軍11個師又7個旅；陝軍8個師；馬家軍7個師又2個旅；原國民三軍1個師；孫殿英部隊4個師；鎮嵩軍2個師；商震部隊3個師；方振武部隊1個師又1個旅；河南土著4個師；舊直軍1個師又1個旅；舊奉軍1個師；甘肅土著2個師又2個旅；察哈爾土著1個師又2個旅；湘西土著1個師；新疆土著1個師；劉桂堂土匪部隊1個旅。
以上還只是南京國民政府明令頒佈的番號，此外，尚有沒執行南京政府軍編制卻同樣也打著國軍旗幟的川軍、粵軍、桂軍、黔軍等尚不在此列。
由於不斷地吞併同化和利用其掌握的中央政府的財政給予壓制，中央軍在全部國軍中的比例在逐漸加大，雜牌軍則在不斷縮小。到了抗戰全面爆發後，這個步伐加快了。1938年11月頒佈的軍隊序列，共有104個軍、5個騎兵軍、228個步兵師、12個騎兵師。我們以師為單位進行統計，則雜牌軍有197個師，中央軍有43個師，中央軍佔比18%。到了1945年1月，在全部國軍的324個師中，中央軍143個，佔比達到44%。
抗戰勝利後，通過不斷的消耗和兼併，一些小的軍閥集團已經不復存在，但一直到大陸解放，東北軍、西北軍、晉軍、桂軍、滇軍、川軍、馬家軍等，卻一直與蔣記中央軍並存。1949年敗亡前夕，國軍總共94個軍中（這一年軍隊番號動態感太強，只能截取崩潰前較穩定時的序列），中央軍68個，雜牌軍26個。國軍中的中央軍已經佔據了多數，但雜牌軍仍佔據著不小的比例。
雜牌軍如此之多的存在，對於蔣介石自然是一個梗，因而在整個國民黨軍中，自北伐完成那一刻起，改造與反改造、吞併與反吞併的鬥爭始終就沒有停止過。老蔣想的是如何在對內對外戰爭中消耗雜牌軍，雜牌軍們想的則是如何在對內對外戰爭中儘量地保存實力避免消耗。一邊在對敵作戰，一邊又在暗中鬥法，想讓同一陣營中的各軍很好的協同，自然是難上加難。武漢會戰中石門山、鵝公寨失陷後，先是黔軍何知重部86軍怕受敵包圍不待命令便自行撤退，致使其友鄰西北軍劉汝明部68軍側方突出，劉同樣怕受敵包圍，也不待命令便自行撤退，終導致全面崩潰。為什麼何知重、劉汝明等不待命令便私自撤退？一方面可能是戰術修養上的欠缺，更主要的還是擔心消耗自己的實力。有槍桿子在手，擅自撤退蔣介石也不敢怎麼樣，而一旦拚光了，那時他想怎麼弄你就怎麼弄你了。實際上，為保存實力而自行撤退還不算最壞的，許多不諳大義的雜牌軍因為看透了蔣介石利用抗戰消耗異己的伎倆，在拚光與投敵的兩難選擇中選擇了投敵，這才是最可惡的。誰可惡？投敵的雜牌軍可惡，利用抗戰翦除異己的蔣介石同樣可惡。
中央軍有意在共同作戰時消耗吞併雜牌軍的慣伎，自以為做的聰明，實際上並不聰明。雜牌軍既非善類，也十分的警覺，自然不會輕易吃虧上當。眾所周知的國共摩擦之黃橋戰役，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此役國軍方面參戰兵力達3萬多人，而新四軍方面不足7千人，為什麼後者能大獲全勝，除了陳粟戰術運用得法，新四軍將士效命，還有一點，即當中央軍李守維、翁達等向新四軍發動進攻時，雜牌軍李明揚、李長江、陳泰運等部卻按兵不動，坐山觀虎鬥，甚至暗中給新四軍提供幫助。為什麼？因為江北這地方有新四軍的存在，中央軍還不會那麼急著吞併他們，而一旦這個地區沒有了新四軍，他們將很快被中央軍吃掉。實際上，紅軍長征經過的多個省份的雜牌軍，也同樣懷著兔死狗烹的顧慮。這對於紅軍來說當然是有利的，對於蔣介石來說就有百害而無一利了。
中央軍對雜牌軍的歧視和壓迫，還導致了蔣家王朝在解放戰爭中的加速崩潰。在國共大決戰前起義投誠的國民黨軍，佔絕大多數的都是雜牌軍。比如高樹勳的邯鄲起義、潘朔瑞的海城起義、孔從周的豫西北起義、胡景鐸的橫山起義、曾澤生的長春起義、王家善的營口起義、吳化文的濟南起義等。到大決戰拉開，國軍覆滅已成定局後，早已受夠了中央軍排擠壓迫的雜牌軍更是難以抵擋中共軍事的政治的凌厲攻勢，紛紛放下武器，甚至掉轉槍口，比如何基灃、張克俠的賈汪起義、傅作義的和平改編，劉昌義的上海起義、左協中的陝北起義、盧漢的雲南起義、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的川西起義、張軫的金口起義、馬惇靖的寧夏起義、蔣雲臺的武都起義等等。如果沒有這些雜牌軍的陣前倒戈，解放戰爭的代價可能會加大，新中國的誕生也可能會推遲。
老蔣最終玩輸了，輸的原因很多，在與雜牌軍的鬥法中，他玩弄雜牌軍卻反被雜牌軍玩弄，肯定應該算眾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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