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吴三桂清军领顺利入京。第二年五月，多铎再次不费一兵一卒拿下了南京，曾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明王朝，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消失了。明清易代之际，虽未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但是，却出现了一帮罪无可恕的汉奸，孙之獬便是其中一个。
众所周知，明朝政坛上曾出现了魏忠贤这样的奸佞之臣，他陷害忠良，篡改史实，编撰《三朝要典》便是其众多恶行中的一个。这本典籍虽汇集了三朝有关梃击、移宫、红丸的官方资料，但却存在许多恶意篡改之处，目的就是陷害东林党。
后来魏忠贤倒台，崇祯帝便命人销毁此书。但是，身为朝廷官员的孙之獬竟手拿《三朝要典》在太庙外痛哭，似在为奸臣喊冤。消息传开后，崇祯皇帝直接罢免了他的官职。赋闲在家的孙之獬，深感复出无望，便开始期待江山易主。
满清入关，给了孙之獬希望，他立刻上表称臣。满清出于拉拢人心的需要，便给了他礼部侍郎的官职。为示效忠之心，孙之獬及其家人都剪了辫子，着装也换为了满族服饰，可当时的满族官僚自恃甚高，根本不愿与孙之獬为伍。
之前，孙之獬所为已与汉族官僚划清了界限，如今，在满臣这边也碰壁的他，不免愤懑不已。四处受辱的孙之獬为一解心头之恨，直接向上建言颁布“剃发令”。当时，清朝的统治者，考虑到大局已定，需要建立新政权的威严，便允准了他的建议。
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颁布命令，即：全国官民均要剃发易服，迟疑或不从者皆按谋逆罪论处。从前百姓盼清是因清廷以吊民伐罪为旗帜，可如今，新政权却想割断受之父母的束发，华夏子民怎可忍受。剃发令一发，众多江南士族都怒发冲冠。
毕竟，“衣冠束发”是汉族区别于北方戎狄的外在标志，若是连头发和着装都一应改变，华夏文化的根基也将随之湮灭了。于是，一纸“剃发令”唤醒了一些仁人义士，他们开始激烈抵制清朝的剃发令，并逐渐扛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
话说，多铎占领南京之初，依旧披着“吊民伐罪”的羊皮，这一点，在他五月发出的檄文中便可探知一二。文中表示：只要各城宣布投降，清军便会保证百姓的安全。这篇看似为民请命的檄文，起初确实迷惑了百姓，一些江南城市纷纷望风而降。
满清进入苏州之后，一些士民还特意上表了减轻赋税的请求，可见，百姓确实相信了满清政府的承诺。但“剃发令”的颁布却彻底毁灭了百姓的幻想，嘉定、松江及太仓等地，一夜间改变了立场，纷纷在其城头插上了明朝的大旗，一些氏族乡绅甚至还发出了“头断发留”的呐喊。
而在这些反抗激烈的城市中，属“江阴围城”和“嘉定三屠”最为出名。
六月初二，江阴等地的义士抓捕了清廷派遣的县令官吏，并推举了明廷前典史阎应元为反明之首。当时，阎应元毫无犹豫地接过了起义的指挥棒，他带着五十多余人入城指挥。陪伴阎应元左右的还有江阴训导冯厚敦、诸生章经世等二十多位地方士绅。江阴由此上演了一出死守八十一日的奇迹。
嘉定三屠与之大同小异，当时乡兵士民起义反清，但是，因各路人马都需调度指挥，于是，他们就请出了黄淳耀与侯峒曾这两位明朝进士，由他们来负责起义军的领导任务。当时，参与嘉定起义之人多为黄、侯两家关系网中的士绅，诸如：侯峒曾的女婿龚用园，他主要负责南门的守卫。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两人的儿子、弟弟以及门生故吏。
江阴与嘉定这种“乡党反清，乡绅领导”的起义模式，瞬间被各地模仿，乡绅这一群体也逐渐成为了江南抗清起义的领导核心。例如：嘉兴的屠象美、郑宗彝；松江的陈子龙、张密等；常熟的朱天鳞、王永祚等人。一些学者认为，南方起义掺杂着各种势力，诸如：贫民、市民乃至士人，所以，抗清主力军并不是乡绅。
那么，乡绅又为何总能站在领导的位置呢？
针对这个问题，邓尔麟在其《嘉定忠臣》中解释道：嘉定起义中包含市民、农民及士人三个群体，但是，唯有乡绅拥有反清的合法身份，即他们代表着明朝的正统。
明清易代之际，时局混乱，南北乡绅的表现也不尽相同。简单来说，便是北方乡绅抗清不如南方激烈，这一点《南明史》也有提及。在顾诚看来，自明朝灭亡后，黄河一带的汉族乡绅因受到了李自成的严重打击，故将崛起的清廷视作维护其利益的新靠山。
可以说，北方乡绅抗清，更多是迫于生存的需求，“乡绅结寨”便是其在乱世中自保的方法。例如：山西陈氏，他们通过建造山河楼抵御流寇侵扰。等到乱世过去，该家族便立刻参加了科举。针对这种现象，赵世瑜表示：“朝代更迭在陈氏一家这里，完成得较为自然，其族人似乎并未考虑‘忠节’这个问题。”
山东等地的名门望族，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反抗比例也很低，研究发现，在明灭之前，望族抗清较为活跃。但是，在满清入关之后，抵抗便显得极为微弱了。《南明史》中提到，山东一带兴起的反清起义，大多由市民及农民发起，虽有一些乡绅加入，但是，人数及占比均不及江南地区。反之，这些地区参加满清科举的望族倒是不少，诸如：福山的王氏、临朐的冯氏。
有趣的是，南北望族在易代之际的存亡数量也相差较多，明代存留的四十多家望族中，仅有三家败落于清代；相较之下，江南苏松一带的六十七个望族中，同时期便衰落了三分之一。
可以说，这种南北差异与三个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要从南北地区的宗法制度谈起，山东望族宗族制度松散，几代之后便出现了家族成员分支发展的情况，甚少有望族世代聚居。反观同时期的江南，望族宗法制度完善，家族观念浓厚。可以说，是北方乡绅在严密性和完整性方面的欠缺造成了其在易代之际反抗微弱的局面。
其次、乡党的组建往往与其文化根基有关。在明朝时期，江浙等地的儒生占比，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之多，文士占比更高达百分之八十。因为，深厚的文化底蕴，江南得以创建数量庞大的乡党，其在反清起义中的表现自然碾压北方。
最后、则是农民军队的破坏。众所周知，满清入关后推行了所谓的圈地政策，此举大大削弱了北方乡绅的势力。
说完了南北差异，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大“汉奸”孙之獬的结局。
顺治三年秋，山东爆发了谢迁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时孙之獬正巧衣锦还乡。农民军攻入淄川，将其活捉，五花大绑示众街市，人们在他身上遍刺针孔，插上毛发，以惩罚其献媚清廷首 创剃发残害同胞的罪行，然后斩首市曹，暴尸通衢。
这个以出卖祖宗和灵魂为代价来换取好日的恶棍，在风光了几年之后，终于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历来做官的人多有为了利禄而卖身投靠敌人当汉奸的，但他们一般都要找一个借口来做遮羞布，例如“被逼无奈”、“同存共荣”等等，以掩饰自己的汉奸行为。明末有一大批明朝官员降清，他们对外往往说是因为清军帮他们打李自成，为覆亡的明朝报了仇，这样自欺欺人。
到了乾隆皇帝时期，他曾命人整理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这本册子记录了三千多名殉国的明廷义士。可能这个数字与整个明朝士绅相比，属于极小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在不可逆的时代潮流中，恪尽本分，这种精神是值得后世尊崇的。
【《明史》、《南明史》、《嘉定忠臣》、《谢迁起义与孙之獬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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