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12 董其昌的困惑｜《鸭头丸帖》”止虞集记耳“

董其昌的困惑｜《鸭头丸帖》”止虞集记耳“

文｜侯勇

鸭头丸帖

上海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中，其中有展出王献之《鸭头丸帖》卷。这件作品有明代进士王肯堂题签：“晋尚书令王献之鸭头丸帖”。卷上钤有宣和诸玺：“双龙”“宣和”“政和”等。文后有“天历之宝”大方印，印下有元代著名学者虞集题记云：“天历三年（1330）正月十二日，敕赐柯九思，侍书学士臣虞集奉敕记。”以上印玺及款识均为真迹原配。

在后又拼一纸，为宋高宗赵构赞语：“大令摛华，夐绝千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上钤印“御书之宝”。再后为北宋人柳充、杜昱观款，明王肯堂、董其昌题记，清周寿昌、江标等人题跋。

我们看到的截止董其昌的跋之前，有宋高宗赵构赞语、北宋人柳充、杜昱观款，明王肯堂等人题跋。

一、博物馆展展出与官网展示图自相矛盾

上海博物馆官网的《鸭头丸帖》没有全部展示题跋的内容，并且显示出题跋的自相矛盾。

上博官网《鸭头丸帖》造成董其昌和王肯堂的跋自相矛盾

王肯堂的题跋是“况有思陵手赞和天历印记，今又得两展此卷。”官网图片上并未有宋高宗赞语和宋人题跋及王肯堂第一次赏鉴观跋。董其昌在题跋中说的是：此卷止虞集记耳。上海博物馆官网对图片的处理，引起了我的疑惑，这两个跋究竟谁说的对？这里面又有怎样的故事？

二、从董其昌的题跋说起

元文宗命柯九思鉴定法书名画，赐以《鸭头丸帖》与《曹娥碑》真迹。《曹娥碑》卷有赵孟頫跋具言之。此卷止虞集记耳。二卷右军父子烜赫有名之跋也。董其昌观于袖石斋因题。

董其昌在题跋中说的清清楚楚：此卷止虞集记耳。为何原作上在董其昌前面还有宋高宗赵构赞语、北宋人柳充、杜昱观款，明王肯堂等人题跋？为何上海博物馆原作中有宋高宗赵构赞语和北宋人柳充、杜昱观款暗，而上海博物馆官网把这两则跋裁去了呢？

我们先来说说元文宗赐柯九思《鸭头丸帖》与《曹娥碑》以鉴天下法书的故事。

天历元年二月，元文宗命柯九思取其家藏之宝《曹娥碑》（现《曹娥诔辞卷》）进呈内府。两个月以后赐还，并命时任奎章阁侍书学士的虞集题记，当时大学士忽都鲁弥实和授经郎揭奚斯等都在场。

天历三年（1330年）正月十二日文宗又命柯九思将《定武兰亭五字损本》进呈，御览之后甚为欢喜，并亲识“天历之宝”以赐还。而就在同一天，文宗还将王献之《鸭头丸帖》赐于柯九思。

董其昌也见到过《曹娥碑》，他在《临王右军曹娥碑跋》中云：

余为庶常时，馆师韩宗伯出所藏《曹娥碑》真遗绢本示余，乃宋德寿殿题。元文宗命柯九思鉴定书画，赐以此卷。赵孟頫跋，记其事甚详，且云：“见此如岳阳楼亲听仙人吹笛，可以权衡天下之书矣”。当时以馆师严重，不敢借摹，亦渝敝难摹，略可仿佛于非烟雾间耳。因书《曹娥碑》，识之。

《曹娥碑》卷有韩逢禧印，此卷在明代经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家藏，韩宗伯示所藏《曹娥碑》卷，其上有宋高宗题和赵孟頫跋不假，但是董其昌把题跋内容弄混了，赵孟頫的题跋原文是：

曹娥碑正书第一，欲学书者不可无一善刻，况得其真迹，又有思陵书在右乎，右之藏室夜有神光，烛人者非此其何物耶。吴兴赵孟頫书。

董其昌提到的如岳阳楼新听仙人吹笛之题跋也是记忆模糊，原题为黄石翁所跋，原文如下：

曹娥碑石刻善本亦未晚得，此卷乃在澹轩密箧，如岳阳楼亲见洞宾，觉人间画本俱不类，澹轩十袭珍之。黄石翁书。

董其昌在韩宗伯家看到曹娥碑，临帖并跋，虽然跋的内容与《曹娥碑》原作有误，但是可以确认他是见过《曹娥碑》的，因此，在袖石斋见到王献之的《鸭头丸帖》并题跋，谓”止虞集记耳”。而在原卷董其昌跋的前面的王肯堂的跋又称其看到了思陵（宋高宗赞语），造成了两跋的自相矛盾。

如果按照董其昌题跋内容所看到的《鸭头丸帖》只有绢本画心，虞集题跋在“天历之宝“印章下面。右边是《鸭头丸帖》，如下图。

董其昌所看到的《鸭头丸帖》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三、宋高宗赞语系他处移来拼配而成

《鸭头丸帖》，宋时曾刻入《淳化阁帖》第十及《大观帖》第十，这两种丛帖按刻帖体例均不加刻跋文。又《淳化阁帖》刻于淳化三年（992年），《大观帖》刻于大观三年（1109年），宋高宗赞语的时间必晚于其所书年代1140年，两帖自然也不可能先行预刻。

高宗赞语、宋人观跋和王肯堂初次观跋

宋高宗赵构赞语：“大令摛华，夐绝千古。遗踪展玩，龙蟠凤翥。藏诸巾袭，冠耀书府。绍兴庚申岁复古殿书。”上钤印“御书之宝”。（此图在展览现场能够看到，在上海博物馆官网中图片被裁去，对于宋高宗赞语一纸，徐邦达先生《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认为系从他处移来，论之甚详，此不赘述。然后又提出以下疑问：“按此为宋高宗赵构所书，庚申是绍兴十年（1140年）。书法极精，确是真迹。但首句‘大令’系挖去原文，该书笔画僵硬，与下文其他字截然不同，但王肯堂刻《泼墨斋帖》时已同今本，可知拼配早于万历年间。”

汪龙辉《王献之帖后宋高宗赞语考证》载：

明时，《鸭头丸》刻入《东书堂集古法帖》、《宝贤堂集古法帖》、《余清斋法帖》、《玉烟堂帖》及《泼墨斋法书》等集帖中。

《东书堂集古法帖》，十卷，明永乐十四年（1416）周宪王朱有■临摹上石，所刻以《淳化阁帖》为主，参以《秘阁续帖》及宋元人书，第八卷“历代名臣书”中收王献之《鸭头丸帖》，王跋（应为无跋）。此应为翻刻《淳化阁帖》。

《宝贤堂集古法帖》，十二卷，弘治九年（1496）晋庄朱钟铉之子朱奇源命王进、宋灏灯摹勒上石，其序云：“…取《淳化》、《绛帖》、《大观太清楼》、《宝晋》诸帖，且我朝以书著名者不下数十家…择其优者…摹勒上石。”其中卷六、七为王献之书，所收《鸭头丸》亦无跋。容庚先生《丛帖目》云其卷六、七分别是与《大观帖》九、十同，此应为由《大观帖》中翻出。

《玉烟堂帖》，二十四卷，万历四十年（1612）海宁陈元瑞摹集，上海吴之骥镌刻，其中卷二十收《鸭头丸》，无跋。《玉烟堂帖》有董其昌序云：“予友陈元瑞，结集历代名迹与石刻佳本若干卷…”

上述三种明刻丛帖所刻《鸭头丸》，虽均无虞集题记及高宗题赞，但因摹自《淳化阁帖》、《大观帖》等，非从墨迹摹出，在高宗题赞问题上自然不足为凭。

《余清斋帖》所刻入《鸭头丸》的续帖帖尾有“万历甲寅（1614）夏六月馀清斋摹勒上石”篆书纪年字样，据此即可将两字的挖补时间确定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至明天启四年（1624）四月这十年间。高宗赞语唯赖刻帖得以保存原貌，《余清斋帖》可谓功不可没，而后人对《馀清斋帖》中所刻《鸭头丸》一帖亦多家褒扬。墨迹本后有清周寿昌跋云：“第细审真迹，始知各汇帖钩刻失真，当以明吴氏馀清斋刻为胜。杨守敬《书学迩言》：“王大令鸭头丸帖，余清斋刻之，有宋高宗赞，清超绝尘。阁帖已刻之，重浊不堪矣。”其《平帖记》又云：“（鸭头丸帖）阁帖已刻此，试以余清斋较之，真天渊矣。”

清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证》于《鸭头丸帖》条下记：“此帖真迹万历间藏新安吴用卿家，刻《余清斋》帖中，信是大令合作。宋思陵题为右军之赞，柯九思等未敢有异论，恐惧误。”方不知“敕赐九思”之时，柯虞诸人还不曾于帖后见到所谓高宗赞语，“异论”从何而来。《鸭头丸帖》早在《宣和书谱》中即已定为王献之书，余绍宋《书画书录解》卷六考定《宣和书谱》一书撰于宋宣和二年（1120），20年后宋高宗断无赞其为右军书之理，此赞实为妄人多事才引起“前人亦有谓此为右军书”（杨守敬《平帖记》）这样不必要争论。

上海博物馆展的展签上提到，晚明时为吴廷族兄吴希元所藏，因此董其昌及其友人王肯堂皆得以鉴赏、题跋。

我们再来看看《余清斋》主人吴廷。吴廷所藏的历代名家法书多收入《余清斋》帖中，《余清斋》帖刻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成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历经十八年。据日本书道博物馆收藏的拓本编排目录，《鸭头丸帖》在续篇（二册八卷）中的第一册。

吴其贞《书画记》中提到：

柯九思《竹谱图》、王蒙《有余清图》等后归歙县榆村藏家程正言......王叔明《有余清图》原系吴江村物，故名其斋曰：余清斋。今有《余清斋》帖伟主世，系江村所刻。王献之《鸭头丸帖》、颜真卿《祭倒文稿》等皆转藏于同乡之手......以上四均按观于汪天赐、吴云从、吴国珍、宋元仲之手，后属于王凤昆仲而宋元仲等系王凤家人也。

前面提到，在《余清斋》帖中，已有题跋。汪龙辉先生把高宗及宋人跋定在1330年，也就是虞集题跋之后到1614年余清斋完成之前。估计是他没注意到董其昌的跋。正是因为董其昌的疑问，“此卷止虞集记耳”而引出了我的疑虑。

董其昌“此卷止虞集记耳”，不是凭空说的，说明他也有困惑。他在题跋中提到的同为元文宗赐给柯九思的《曹娥碑》不仅有高宗题跋，也有元代赵孟頫、郭天锡、乔篑成、黄石翁、虞集、康里子山、宋本等的题跋，并有诸多同观者，以鉴天下之书的二王书迹，在柯九思手里，居然”止虞集记耳“？是多么意外的事情啊？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董其昌的题跋前面，不但有宋高宗的赞语，也有宋人的观款。当然，因为高宗语赞语和宋人观款在同一纸上，所以，到此，高宗语赞和宋人观款的问题从别个移来已无疑问。那就把高宗的赞语拼接日期直接缩短到明代董其昌题跋所在地“袖石斋“到1614年这样很短的时间里了。

四、王肯的题跋告诉了我们：他看到了什么？

接下来的问题是，王肯堂第一则题跋称：吴新宇（即吴希元）中翰家法书第一，亦天下法书第一。这则题跋告诉我们，此件已入藏吴家。第二则题跋称，况有思陵手赞和天历印记，今又得两展此卷。题跋为证，王肯堂两次鉴赏《鸭头丸帖》并题了”题签“并有题跋为证。

(王肯堂第一次观跋)

此则题跋在上海博物馆官网被裁去，现场展览能够看到。

（王肯堂第二次观跋）

到现在，结论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这件作品很显然是在袖石斋收藏，董其昌题跋之后，落入吴家之前，好事之徒为了卖个好价钱，将高宗跋和宋人观跋从他处移来拼配而成。

当年财力最为雄厚的是徽商，关于徽商收藏的记载不胜枚举。《书画记》中曾提到的此卷的收藏者“巨富鉴赏吴新宇”吴希元(1551-1606年)，字汝明，号新字。吴氏好风雅，平时“屏处斋中，扫地焚香，储古法书名画、琴剑彝鼎诸物，与名流雅士鉴赏为乐”。所藏有王献之《鸭头丸帖》、阎立本《步辇图》和颜真卿《祭侄稿》等巨迹，吴希元共有子五人，以凤字排行，“故时人呼之为五凤，皆好古玩，各有青绿子父鼎，可见其盛也”。

结论：画商的利益驱动，导致了《鸭头丸帖》题跋的自相矛盾

书画作伪古已有之，而在明代愈演愈烈，这与巨富倾力购藏书画作品密切相关。在利润的驱逐下，书画作伪现象在晚明很普遍，手段也很高明。在商业发达的扬州、苏州等地，书画作伪已经职业化，并出现了专门以作伪为生的家族。更有甚者，为推销伪作，竟将伪作著录成书，愚弄和欺骗买方，如明末张泰阶所编《宝绘录》中的作品，就无一真品。

这时期的作伪方式主要有割裂分装、添加名款、临摹充真、残缺补全等手段，可谓花样百出。苏州地区的伪作大量流入杭州市场，如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就记载一个名为王丹林的人从杭州回来，向李日华出示阁帖，都是阊门专诸巷叶氏所造。专诸巷是当时专门制造赝品的基地。沈德符曾揭露吴希元以重金买得一幅赝品，伪作出于高手朱肖海。李日华在日记中记载，朱肖海帮着冯梦祯的儿子冯权奇伪造了白居易《楞言经》，骗过了鉴定高手李日华；又作了王维《江山霁雪图》伪本。冯梦祯也是明末杭州较为典型的文人鉴藏家，刚开始可能是为了分享和获得认同，冯梦祯几乎向每个来访的客人展示这张画。他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十四日日记中写道：“与客同披王维《江山雪霁图卷》。”7天后同书宗来，又在寓斋中一起观看了王维《江山雪霁图》，弄得满城风雨，冯氏因此声名大噪，从而引起董其昌的注意，便写信索观。董其昌是当时最权威的鉴定家，能得到他的肯定和题跋，其书画作品不仅能流传千古，而且价值也会成倍上升。在万历二十三年十月，董其昌极为庄重地拜观了王维的《江山雪霁图》，并写下了500余字的长跋，认定此图卷是王维传世的唯一“真迹”。

《鸭头丸帖》的好事者为什么不把董其昌的题跋裁掉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董其昌是当时最权威的鉴定家，能得到他的肯定和题跋，其书画作品不仅能流传千古，而且价值也会成倍上升。

为了提升价值，宋高宗的赞语很重要，而董其昌的跋也不能丢，所以，这个自相矛盾的题跋不但给上海博物馆出了个难题，也给我们带来一个了解《鸭头丸帖》在明代的一个戏剧性的古代书画递藏故事。

侯勇于时客京华竹溪山房

2019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