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同为四大文明古国，人口数量不相上下，又是体量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共同的被殖民的悲惨历史。因此，两个“孪生兄弟”一样的国家，难免会被拿来做对比，也成为各类“公知”和“大V”吹捧的对象。
“公知”和“大V”声称印度从1952年到2017年这短短的66年间，其经济规模发展高达100.2倍，扩大了百倍之巨，自诩为“民主的奇迹”。但是，“公知”和“大V”却选择性忽略了同样的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则增长了402.9倍，达到了印度的5.32倍。不知道在铁一般的数据和事实面前，“公知”和“大V”能够低下高贵的头颅，承认一下显而易见的中印发展差异，结束“逢中必龇”的“伟大事业”？
那么，中国和印度明明在1963年仅有3%的微小差异，为何会在半个世纪之后有着如此巨大的天壤之别？发展速度又为何会停滞不前？归根结底，仍然是 印度积弊重重的国家体制，导致了整体发展的“原地踏步”。
一是人口压力抵消发展成果。印度于1947年独立是人口仅有3.4 亿，可是仅仅50年后人口数量即暴涨至9.5亿，翻了近三番。虽然印度比中国还早提出了“计划生育”的倡导，在1952年时印度即提出了“人口控制计划”，并为育龄妇女提供避孕药具和服务，但以人丁多寡为势力划分基础的传统观念依然阻挡不了印度超高的生育率。过去三十年时间里，印度平均每年新增人口1500万，人口增速居世界第一。按照该速率，印度很可能在2024年时，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但是，印度虽然人口数量和中国不相上下，但人口质量却相去甚远。根据美国“石英”网的统计，印度近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半数以上的印度人口生活在灾害（如地震，洪水，飓风，干旱和台风等）多发地区，而文盲率更是高达40%。这个极高的比率，加上巨量的人口基数，可知将近5.5亿印度人生活于贫困之中，也因缺乏文化教养而难以奢望生活品质。如此看来，“人丁兴旺”未必是好事，反而成为印度发展的沉重负担。
二是封建制度余孽未消。熟悉中国近代史的国人必然很清楚封建皇权制度是如何阻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使得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境地。和中国一样，在中世纪时期，印度即建立了极为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通过姓氏进行划分。按照等级高低，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从上到下形成严苛的社会地位，必须上下相尊，尊卑有别。但是，在印度社会中也存在为数众多的“第五种姓”，称为“不可接触者”阶层，又称为“贱民”或者“达利特”，往往从事最低贱的职业，毫无人格尊严可言。
印度所谓的“民主”即是建立在种性制度之上。即便印度自1991年即开始进行改革和开放，但近三十年过去，这种尊卑有别的种姓制度依然无任何改变。受此影响，印度的社会结构缺乏变革的动力，也没有打破阶级固化的可能。这就意味着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持续推进的动力，而自下而上的变革根本没有出现的可能。即使出现“昙花一现”的变革之光，也因为触及传统阶级的势力而举步维艰，几乎都会被扼杀于襁褓之中，难以见到社会风气的改观。
三是缺乏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印度曾经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东印度公司”臭名昭著，控制着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和金融命脉，因此一度成为南亚次大陆的实际控制者。但是，由于印度内忧外患严重，其无论在意识形态、经济还是文化上，其没有区域性大国所应有的姿态和作为，反而常因“嘴炮治国”、“意淫强国”而沦为国际社会笑柄。与媒体大放厥词阐述的发展愿景，和与之完全不相匹配的发展速度，使得印度的国际地位不断衰微，而周边邻国也不断挑战着印度在南亚地区的“盟主”之位。
1947年独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即进行过三次战争，并逐步升级为军备竞赛，而两国不断投入真金白银研发核武器和导弹，也让印度的国库入不敷出。即便时至今日，印巴两国之间的冷战状态依然存在，虽然未达剑拔弩张之势，但远未到化干戈为玉帛之时，故印度不得不采购天价军备维持地区稳定，进一步导致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国内生产。
除此之外，在南亚次大陆上，仅有印度和尼泊尔两个国家新风印度教，被其他佛教国家或伊斯兰国家所包围。宗教之间的纷争，导致印度与邻国在水资源、跨过移民、国家边界和民族政策上均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因为长期的敌视状态让国外资本不敢也不愿进入印度市场，让印度错失了“黄金十年”的发展周期。
在如此积弊重重的重压之下，印度能实现100.2倍的经济增长实属不易，既无需夸大也无需贬低。可遗憾的是，“逢中必龇”的“公知”和“大V”们，非要不自量力和“中国奇迹”的中国相比，而且非要自不量力无脑鼓吹“印度速度”，也难怪会让“印度速度”沦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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