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同為四大文明古國，人口數量不相上下，又是體量巨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有共同的被殖民的悲慘歷史。因此，兩個“孿生兄弟”一樣的國家，難免會被拿來做對比，也成為各類“公知”和“大V”吹捧的對象。
“公知”和“大V”聲稱印度從1952年到2017年這短短的66年間，其經濟規模發展高達100.2倍，擴大了百倍之巨，自詡為“民主的奇蹟”。但是，“公知”和“大V”卻選擇性忽略了同樣的時間，中國的經濟規模則增長了402.9倍，達到了印度的5.32倍。不知道在鐵一般的數據和事實面前，“公知”和“大V”能夠低下高貴的頭顱，承認一下顯而易見的中印發展差異，結束“逢中必齜”的“偉大事業”？
那麼，中國和印度明明在1963年僅有3%的微小差異，為何會在半個世紀之後有著如此巨大的天壤之別？發展速度又為何會停滯不前？歸根結底，仍然是 印度積弊重重的國家體制，導致了整體發展的“原地踏步”。
一是人口壓力抵消發展成果。印度於1947年獨立是人口僅有3.4 億，可是僅僅50年後人口數量即暴漲至9.5億，翻了近三番。雖然印度比中國還早提出了“計劃生育”的倡導，在1952年時印度即提出了“人口控制計劃”，併為育齡婦女提供避孕藥具和服務，但以人丁多寡為勢力劃分基礎的傳統觀念依然阻擋不了印度超高的生育率。過去三十年時間裡，印度平均每年新增人口1500萬，人口增速居世界第一。按照該速率，印度很可能在2024年時，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
但是，印度雖然人口數量和中國不相上下，但人口質量卻相去甚遠。根據美國“石英”網的統計，印度近一半印度兒童營養不良，半數以上的印度人口生活在災害（如地震，洪水，颶風，乾旱和颱風等）多發地區，而文盲率更是高達40%。這個極高的比率，加上巨量的人口基數，可知將近5.5億印度人生活於貧困之中，也因缺乏文化教養而難以奢望生活品質。如此看來，“人丁興旺”未必是好事，反而成為印度發展的沉重負擔。
二是封建制度餘孽未消。熟悉中國近代史的國人必然很清楚封建皇權制度是如何阻礙了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使得中國陷入了積貧積弱的境地。和中國一樣，在中世紀時期，印度即建立了極為嚴格的等級制度，而且通過姓氏進行劃分。按照等級高低，婆羅門、剎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從上到下形成嚴苛的社會地位，必須上下相尊，尊卑有別。但是，在印度社會中也存在為數眾多的“第五種姓”，稱為“不可接觸者”階層，又稱為“賤民”或者“達利特”，往往從事最低賤的職業，毫無人格尊嚴可言。
印度所謂的“民主”即是建立在種性制度之上。即便印度自1991年即開始進行改革和開放，但近三十年過去，這種尊卑有別的種姓制度依然無任何改變。受此影響，印度的社會結構缺乏變革的動力，也沒有打破階級固化的可能。這就意味著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沒有持續推進的動力，而自下而上的變革根本沒有出現的可能。即使出現“曇花一現”的變革之光，也因為觸及傳統階級的勢力而舉步維艱，幾乎都會被扼殺於襁褓之中，難以見到社會風氣的改觀。
三是缺乏穩定和平的發展環境。印度曾經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其“東印度公司”臭名昭著，控制著南亞地區的貿易往來和金融命脈，因此一度成為南亞次大陸的實際控制者。但是，由於印度內憂外患嚴重，其無論在意識形態、經濟還是文化上，其沒有區域性大國所應有的姿態和作為，反而常因“嘴炮治國”、“意淫強國”而淪為國際社會笑柄。與媒體大放厥詞闡述的發展願景，和與之完全不相匹配的發展速度，使得印度的國際地位不斷衰微，而周邊鄰國也不斷挑戰著印度在南亞地區的“盟主”之位。
1947年獨立後，印度和巴基斯坦即進行過三次戰爭，並逐步升級為軍備競賽，而兩國不斷投入真金白銀研發核武器和導彈，也讓印度的國庫入不敷出。即便時至今日，印巴兩國之間的冷戰狀態依然存在，雖然未達劍拔弩張之勢，但遠未到化干戈為玉帛之時，故印度不得不採購天價軍備維持地區穩定，進一步導致缺乏足夠的資金投入國內生產。
除此之外，在南亞次大陸上，僅有印度和尼泊爾兩個國家新風印度教，被其他佛教國家或伊斯蘭國家所包圍。宗教之間的紛爭，導致印度與鄰國在水資源、跨過移民、國家邊界和民族政策上均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因為長期的敵視狀態讓國外資本不敢也不願進入印度市場，讓印度錯失了“黃金十年”的發展週期。
在如此積弊重重的重壓之下，印度能實現100.2倍的經濟增長實屬不易，既無需誇大也無需貶低。可遺憾的是，“逢中必齜”的“公知”和“大V”們，非要不自量力和“中國奇蹟”的中國相比，而且非要自不量力無腦鼓吹“印度速度”，也難怪會讓“印度速度”淪為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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