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在法帖上有兩件鎮館之寶，一為唐摹本的王羲之的《上虞帖》，二為王獻之的《鴨頭丸帖》。其中《上虞帖》曾經歷了一場大劫，文革期間，抄家物資中書畫堆積如山，不知有多少書畫在這一劫難中煙飛塵滅。而珍貴的王羲之《上虞帖》（唐代摹本）是經過博物館一批人的搶救，才免於灰飛煙滅的災難。
1972年的一個普通的日子，在清理抄家書畫時，萬育仁代表上海博物館參加書畫及工藝品的清理工作。在那些和垃圾存放之一起的工藝品的倉庫裡，他發現《上虞帖》被當作一般書法扔在一個竹筐裡。也許是出於好奇，他打開卷子一看，被其獨特的藝術性已經非同尋常的風貌所震驚，於是他把它帶回到博物館，準備請有關專家鑑定。經過一番鑑定，專家確認為其為贗品，又被打入冷宮。
就這樣《上虞帖》又默默地在寂寞中沉默了三年。時隔三年，"文革"臨近結束前，萬育仁又重提《上虞帖》。重新返回工作崗位的沈之瑜及書畫保管部主任馬承源看了，認為是件好東西，但是很難判別其真偽，於是他們又請來了謝稚柳來鑑定。於是謝做了大量而又細緻的工作，把它與唐宋的許多作品作了比較，他可以很肯定《上虞帖》所具有獨特的藝術價值。
然而《上虞帖》究竟是什麼朝代的摹本？這個疑團一直困擾著謝稚柳。正當他感到山窮水盡疑無路的時候，在帖的右上角有南唐的"集賢院御書印"躍入眼眸。下面還有一方印，已經模糊不清。這一方是什麼印呢？這或許就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謝稚柳一時還看不清楚。他把《上虞帖》收了起來，準備第二天再看。
晚上，他把帖又展開在床前的桌子上，在燈光上，又看了很長時間。他想起曾看到過一段記載，清末時期，收藏者逃難，把《上虞帖》縫在棉衣裡，由北方帶到南方，自那以後，就失去了它的信息。現在不知道為何人收藏？也不知道從哪裡來到抄家文物之中。又過了幾天，謝稚柳再研究這件作品的時候，突然想到，這方印章可能就是南唐的"內合同印"，但印痕已經模糊不清了，怎麼辦呢？
幸好這時候有科學技術的幫忙了，博物館從其他單位特地借來一臺射線機，用同位素鈷60一照射，奇蹟出現了，果然顯出"內合同印"和"集賢院御書印"兩個印章。這兩方印章在宋代被稱為金印，而歷史記載中有此兩個印章的書法作品只有《上虞帖》，這一證據，就基本上確定了《上虞帖》是唐代摹本的說法。後來，經過上海博物館裱畫師的努力，這兩個印章又清晰地再現出來了，而上海博物館也終於有了王羲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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