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終結帝制、開創共和的歷史偉業中，有一個藏在幕後的人物，他就是趙鳳昌。無論是南方的黃興、孫中山，還是北方的袁世凱，做出的許多決定，其實都是趙鳳昌的主意。辛亥革命的一些重要歷史事件，歷史進程的一些關鍵之處，往往都是他的手在背後輕輕一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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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發揮重要作用的人物有兩種，一種是身處要害部位，躲也沒處躲；一種是並非中樞要員，卻偏偏以天下為己任。趙鳳昌屬於後者。
趙鳳昌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當晚，趙鳳昌正在參加一個宴會，席間有人來低聲耳語，趙鳳昌隨即起身向眾人告退，匆匆去了電報局，發密電給漢口電報局長朱文學，詢問武昌方面情況。第二天上午，趙鳳昌即得知鄂督瑞澂兵敗逃走、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
從這一天開始，趙鳳昌就特別忙碌了起來。當天下午，他就約一些滬上名流來惜陰堂聚會，討論此事件將會帶來的影響，以及革命之後必將面對的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問題。他說：“上海據長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為武漢之聲援也”。顯然，革命剛剛爆發，趙鳳昌已經站在革命一邊。
然而，趙鳳昌並不是革命黨人。趙鳳昌，字竹君，江蘇常州武進人，生於1856年，此時已經56歲，自號惜陰老人，上海南陽路十號的住處亦稱“惜陰堂”。辛亥革命期間，許多大事都是在“惜陰堂”討論決定的，所以，它應該是辛亥革命的聖地之一，可惜今已無存。
惜陰堂
趙鳳昌從20歲起就為幕僚，光緒十年（1884年）開始跟隨張之洞，從侍從做起，直至總理文案，參與機要。他不是科舉出身，讀書不多，但記憶力極強，善於鑽研，做事井井有條。“與之洞朝夕相處，久而久之，極能瞭解之洞心性，悉其癖好，居然能代擬公牘，符合旨意，摹仿其書法，幾可亂真。”（姚崧齡著《民國人物小傳》）也正因為這樣，他得到了張之洞的賞識，幫張之洞做過許多事。當時武昌有“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品夫人趙鳳昌”的戲語，足見趙氏的地位和作用。
當然，因為張之洞對他的信任，也因為當時還年輕，做事也未免失度，為此吃過虧，而且葬送了官場前途。事情的起因是張之洞被參，摺中涉及趙鳳昌。朝廷交兩江總督劉坤一查辦此案,劉坤一查辦完畢具摺上奏，為張之洞開脫得乾乾淨淨，但為了保全參奏者的面子，卻把問題放在了趙鳳昌身上，指其“攬權招搖”。因此，趙鳳昌被革職永不敘用。
不過，張之洞為此過意不去,就為趙鳳昌弄了一個武昌電報局掛名的差使,讓他從那裡領一份薪水，然後把他送往上海，成了不在幕府的遠距離謀士。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趙鳳昌就做過一些大事
1900年,義和團在北京攻打外國使館,槍殺德國公使,慈禧太后抽列強宣戰的通電到達各省，就是趙鳳昌與張謇、盛宣懷等人在上海出謀劃策，分頭遊說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拒絕承認上諭,促成了東南互保。
拒絕朝廷旨意，是掉腦袋的大事，張之洞開始時猶豫不決,趙鳳昌給張發電報說:李鴻章、劉坤一在原則上已完全同意,而英國駐上海總領事亦由盛宣懷接洽談妥,只希望武昌方面出來主持。然而，張之洞是謹慎之人，不見朝廷旨意，不敢領銜派人和外國簽訂互保條約。
趙鳳昌竟然急中生智，發了一個電報給張之洞，電文是：“洋電，兩宮西幸，有旨飭各督撫力保疆土，援庚申例，令慶邸留京與各國會議雲。”張之洞很仔細，馬上覆電：“詢電從何來。即確復。”趙鳳昌馬上去找盛宣懷，提出由盛宣懷把他發給張之洞的電文分發各省督撫。盛宣懷不敢，“聖旨豈敢捏造？”趙鳳昌說：“捏旨亡國則不可，捏旨救國則何礙？況且即稱洋電，即西人之電，吾輩得聞，即為傳達而已。”
趙鳳昌擬定這份電報時，用“洋電”二字已經為自己留好退路：如洋電不實，日後追究起來，也不過是傳播謠言，與假造聖旨完全不同；而且，“洋電”是無法查實的。等盛宣懷的通電發出後，趙鳳昌才給張之洞回電報：“盛亦得洋電，已通電各省，望即宣佈，以安地方而免意外”。這就是著名的“假造聖旨”一事，時間是1900年7月22日。
張之洞
因此，才有了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聯銜通電各省，稱北京義和團作亂,完全由於端王、剛毅所指使,認定對各國宣戰的上諭是假的，各省當局切勿輕信,應該竭力維持地方秩序,保護外國人生命財產。
接下來是與洋人簽約
7月26日，上海道餘聯沅與各國駐滬領事在北浙江路會審公廨舉行會議。會議之前，趙鳳昌與盛宣懷商定，由盛致電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提出必須在正式宣戰上諭到達之前，與各國領事訂約。因為聖旨正式到達之後，就是抗旨了。
盛宣懷
在各省派代表到達上海之前，盛宣懷擬就草約八條，又由趙鳳昌斟酌修改，添加了漢口租界和各口岸兩條，共十條。整個簽約過程，事實上都是趙鳳昌與盛宣懷做的，而起決定作用的又是趙鳳昌。
趙鳳昌向盛宣懷建議：“此次與駐滬各國領事協商，你不在簽約人員中，自然不必講話。但主要召集者上海道餘聯沅，向來拙於應對，不善折衝樽俎，你應以太常寺卿的地方紳士身份，從旁協助。倘使外國駐滬領事有難以置答的問題，餘聯沅可以與你私下商量後再作答覆，這樣就可以有轉圜之地。”
會議開始，外國方面，外國駐滬領事團領袖在前面，後面是各國駐滬領事；中國方面，則按照趙鳳昌的建議，上海道餘聯沅坐在首席，盛宣懷坐在餘聯沅身邊，以下是各省派來的代表。果然，各國駐滬領事團領袖美國領事古納抓住關鍵提出了問題：“今天各省督撫派你們與各國簽訂互保條約，如果貴國皇帝又有旨令要求殺洋人，你們是否遵旨?”
這是一個關鍵問題。大家都知道數日前朝廷已有宣戰上諭，只是東南各省督撫不願公開而已。美國領事提出的這個問題事實上讓他們無法回答。因為他們如果回答“不遵旨”，顯然是犯上作亂的殺頭之罪；如果回答“遵旨”，中外互保則成了一句空話，條約無法簽署。
餘聯沅果然瞠目結舌，無言以對。坐在旁邊的盛宣懷輕聲向餘耳語之後，餘回答說：“我們今天坐在這裡協商訂約，就是已經‘奏明辦理’”。他們用公文往來中常用的“奏明辦理”四個字，使外國領事理解為“已經得到上級的同意”!於是順利簽約。
東南互保，為清帝國免去一場大劫難。慈禧太后回京之後，不但不指責他們抗旨不遵，而且十分讚賞，她為此重重地嘉獎了盛宣懷。盛宣懷見到趙鳳昌之後，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向趙解釋。趙鳳昌卻本來就沒有邀功的想法。
通過這件事，可見趙鳳昌的膽識與智慧。
2
就趙鳳昌的性格看，大概難為將帥，也無心做將帥，卻算得上是一流的策士，諸葛亮式的軍師。革命剛剛爆發，大亂剛剛到來，他卻已在思考如何應對亂局，如何由亂到治。他不是革命黨領袖，也不是大清將相，卻真是身為布衣而憂天下，儼然是山中宰相。
在《趙鳳昌藏札》第一百零七冊函電稿中,有他擬定的政見五條:一、保全全國舊有疆土,以鞏固國家之地位。二、消融一切種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競爭。三、發揮人道主義,以圖國民之幸福。四、縮減戰爭時地,以速平和之恢復。五、聯絡全國軍民,以促共和之實行。
這是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基本政見，也是指導他做事的五項基本原則。這五條站得很高，想得很遠，超越了黨派之見，顯示著趙鳳昌的思想、立場和努力目標。
武昌起義
10月15日，武昌起義的消息在上海傳開，趙鳳昌邀請江浙立憲首領雷奮、沈恩孚、楊廷棟和同盟會員黃炎培等到惜陰堂聚會，暢論時局，探討應對方法。他有自己的立場和主張，但他不像一些領袖人物那樣習慣於登高一呼，而是更習慣於審時度勢，借用各方之力。
他知道張謇已經在從武漢回上海的路上，知道他必然要去蘇州，於是請雷奮等人第二天即赴蘇州，與張一起為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了要求清廷早定憲法、速開國會的奏摺。然後就緊緊抓住了張謇，此後的半個月中，張謇兩次到滬，每次都在惜陰堂下榻，兩人對一系列問題進行探討。
張謇
張謇是趙鳳昌的老朋友，平時來往甚多，所知甚深，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趙鳳昌當然首先要想到他。張謇是狀元，又是立憲派的領袖，有足夠的影響力，而且，張謇與袁世凱的關係非常一般，他的話在袁世凱那裡有足夠的分量。清廷註定已經無力收拾亂局，袁世凱必然要重返政壇收拾大局，張謇與袁世凱的關係，便可以派上大用場。何況，張謇與趙鳳昌雖然政見並不完全一致，但一些大的方面卻是一致的，比如，都不相信國家越亂越好，都希望少流血，人民的生命財產損失少一些。
趙鳳昌總是不失時機地做一些事，於幕後影響國家大局。
比如，清廷急令蔭昌和薩鎮冰分別率領陸軍和海軍鎮壓起義，趙鳳昌得知後，馬上找到退隱上海的鄭孝胥，讓他給薩鎮冰寫信，勸他不要炮擊武漢。薩鎮冰後來的表現，當然不一定是受鄭氏影響，黎元洪的信應該有更大的力量，但鄭孝胥也是多年的老朋友，薩鎮冰對他也有足夠的尊重。
唐紹儀
再比如，10月27日，趙鳳昌從上海給朝廷的兩位大臣發了電報。一封是發給剛任命的郵傳部尚書唐紹儀的。因為鐵路問題事態擴大，因為武昌起義爆發，清廷於10月26日(九月初五)下詔革去盛宣懷職務，任命唐紹儀為郵傳大臣。趙在電報中說：“大事計旦夕即定，公宜緩到任，如到任，宮廷聞警遷避時，公須對付各使，杜其狡謀，以保將來中國。”
另一封是發給外務部大臣梁敦彥的。電報中說：“文明大舉，大勢已成，計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阻外兵來華，並設法借他國阻止日本行動，以保將來中國。與公至交，據實密達。”並且勸他阻撓攝政王為鎮壓革命而借外款。
這兩份電報顯示了趙鳳昌對武昌起義的態度，可見他對革命的成功充滿希望。趙鳳昌所擔心的清廷遷避和外國人乘機為害，顯然都非多餘。兩天之後(10月29日)，灤州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電請清廷下詔立憲。清廷恐有異動，一方面將京奉列車調集北京；一方面命錫良為熱河都統，預備逃往熱河。
袁世凱
為此，袁世凱曾於11月1日南下視師之時電奏諫阻。兩份電報的作用如何？歷史提供的事實是：唐紹儀沒有接受清廷任命，梁敦彥公開反對借款。兩位朝廷大臣，是對趙鳳昌言聽計從，還是與他不謀而合，雖然不得而知，但事實就是這樣朝著趙鳳昌所希望的方向發展。
革命爆發之後，尤其是江浙獨立之後，惜陰堂成了各派力量的聚會之地，成了各種大事的決策之地，趙鳳昌則成了大局走向的設計者和眾多大事的籌劃者。
在那段時間裡，各派政治領袖們，紛紛湧向惜陰堂。
黃興
黃興來了。他在漢陽兵敗後辭掉武漢戰時總司令而回到上海,馬上就去了趙鳳昌家中，與張謇、程德全等人會面。程德全來了，湯壽潛來了，陳其美來了，李平書來了，莊蘊寬、章太炎、蔡元培等各方面頭面人物，都來到這裡，於是，惜陰堂簡直成了當時中國政治的中心。
根據鄭孝胥日記，12月2日：“聞黃興昨日來滬，寄居南陽路，非熊宅，必趙宅也。報言，程德全昨日來滬，與季直、平書等會議，必因漢陽失敗，南京守固，故謀辦法。”12月3日：“革黨已陷南京……是夜，程德全、湯壽潛皆在竹君宅中議事，車馬甚多。”
同一天，梁啟超的學生盛先覺致信梁啟超：“(12月3日)覺即特介往訪趙竹君，略述往訪意，趙詢覺知張季直否，覺言知之，且欲見之而未能相值也。趙言今張在此，餘請為君介而相見。……時在座有莊蘊寬者。”
南北議和開始，趙鳳昌更成了關鍵人物，無論南方還是北方，遇事都向他請教，許多重要決議的形成，都是他的主意。從某種意義上說，所謂南北議和，幾乎是由他一手操辦的。
當年的北方代表團成員馮耿光在一篇回憶文章裡曾經寫到，有一天，北京發來電報，他馬上送交唐紹儀,唐紹儀興奮地說:“北京回電了,趕緊打電話給趙老頭子。”馮耿光覺得奇怪，問唐紹儀:“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為什麼先打電話給他？”唐紹儀說:“秩老名義上是南方議和總代表,實際上作不出什麼決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見、能當事決斷的倒是這個趙老頭子。”
馮耿光說得不錯，在和談中，趙鳳昌不僅是參與者，而且是能夠做出決斷的中心人物。而且，這個中心人物，南方北方都信服。
12月7日，袁世凱派唐紹儀為全權代表赴南方議和。唐紹儀於第二天即致趙鳳昌：“明日赴漢口開議，請公約東南人望如張季老、湯蟄老赴漢會議為幸。”唐紹儀一行於12月9日到達漢口。黎元洪即以南方臨時政府首腦的名義電請伍廷芳前往武漢議和。
伍廷芳
上海集團不願以武漢作為和談地點。趙鳳昌與張謇、伍廷芳以及黃興等革命黨人進行緊急磋商，最後由趙鳳昌於12月10日致電唐紹儀：“伍秩老與張、湯二公均不能遠行，公到漢無可與議，請公徑來滬上。”
12月17日，北方代表團到達上海，下榻處顯然考慮到以趙鳳昌、伍廷芒為樞紐，與江浙立憲派及革命黨人私下溝通的方便。唐紹儀住戈登路英商李德立(Little)的寓所，其餘代表住靜安寺路的滄州飯店，兩處離趙鳳昌的惜陰堂與伍廷芳的觀渡廬都不過數百米，步行轉眼即至。
從唐紹儀到達上海那天晚上伍廷芳寫給趙鳳昌的一封信，更可以看到趙鳳昌在當時的特殊地位。伍廷芳在信中寫道：
頃唐使來拜，已約明日兩打鐘在小菜場議事廳開議。全權文憑，乞明日午前擲下為禱。又黃公銜似可添代大總統字樣。
此信至少透露了這樣兩點：一、伍廷芳作為南方全權代表的憑證，委任狀之類的正式任命文件，是由趙鳳昌辦理的。這樣的證件究竟應該由誰頒發？竟然是趙鳳昌。二、黃興的頭銜是否應該添加“代大總統”字樣，作為南方總代表的伍廷芳應該與誰商量？竟然也是趙鳳昌！一切都由他說了算，一切都由他一手操辦。這就是當時趙鳳昌在南方獨立各省以及革命黨人當中的地位。
從12月18日到31日，南北雙方共進行了五次公開會議，討論了停戰、國體、借款、國民會議等一系列問題。但這公開的談判，包括激烈的爭論，都是例行公事，因為真正的會談是在趙鳳昌家中進行的。
1911年12月20日，南北雙方第二次會談，已經取得了一個各方面的妥協方案：堅持讓朝廷儘快召開國會，議定國體。按照趙鳳昌、張謇、獨立各省和革命黨人的預期，國民會議必然的結果是選擇共和，那麼，清帝退位，袁世凱任大總統，一切都順理成章。
然而，時間的拖延使歷史進程出現了新的變數：孫文回來了。
孫中山
12月25日，這位雖然少有成功卻一直在鼓吹革命、發動起義的革命領袖，風塵僕僕從國外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到惜陰堂拜會趙鳳昌。孫文徵詢趙鳳昌對時局的看法。趙鳳昌向孫中山分析了國家大勢,提出“三慮”和“三策”。
所謂“三慮”：
一、和議不決，南北相持，久則經濟恐慌，民生困苦，外交要出大危險。因為賠款如果到期不付，各國責之北京,北京不應,責之南方。各省又不能統一，萬一列強借為口實,以佔據領土為質,就有被瓜分的危險。
二、北京本已朝不保夕,但自袁世凱入京之後，逐漸穩定。各國公使不信清政府,卻信袁世凱，袁氏已與皇帝無異。東三省因外交牽制而不能宣告獨立,山東、河南、直隸三省又是袁之根據地,萬一北京經營就緒,基礎稍固,舉兵南向,以革軍勢力，拒敵並非易事。
三、南方各省,雖然宣告獨立,但事權不一,意見不齊,統一將是難題。如果不能統一，革命將功敗垂成,袁世凱將成就拿破崙之事業。
他說的“三策”是：
一、已經宣告獨立的各省,宜商議組織臨時政府,籌劃全局，務使將長江一帶佈置完密,可守可戰。
二、北軍所恃者京漢鐵路,轉輸軍餉,甚為便利。須出一奇兵,直搗開封,促成河南獨立，一方面絕北京之後援,一方面截斷京漢鐵路,漢口北軍自然不戰而降。
三、南軍盡得江南富庶省份,應該保護民生，鼓勵商業,經營稅餉,既有長江河流交通之便,又佔蘇、浙、閩、粵港口外貿之利,財政、武器,均易籌措,可為持久之計。
趙鳳昌對大局的洞察和把握，令孫中山由衷歎服，所以又多次登門拜訪。
孫中山的回國加速了組建臨時政府的步伐，但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卻又帶來了和談的危機。
袁世凱和北洋軍將領著軍常服合影
儘管孫中山就職之際已經按照各省代表會議的要求說明只是暫代，並且在誓詞中也有說明。但這突如其來的中華民國成立和大總統就職，卻不能不讓袁世凱產生疑慮。1912年1月2日，袁世凱致電孫中山：“君主、共和問題現方付之國民公決，無從預揣，臨時政府之說，未敢與聞。”
同一天，段祺瑞、馮國璋等40多人聯合通電，拒不承認南京臨時政府，並誓言與之決一死戰。
談判陷入僵局，戰爭隨時可能爆發，臨時政府前途未卜。面對如此危局，孫中山、黃興等人卻束手無策，只能空喊“北伐”的口號，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最後還是靠趙鳳昌出主意，並由他出面去請張謇，由張謇向袁世凱說明情況。
1月10日，張謇致電袁世凱：“南省先後獨立，事權不統一，暫設臨時政府，專為對付獨立各省，揆情度勢，良非得已。孫中山已宣誓，大局一定，即當退位。北方軍人，因此懷疑，實未深悉苦衷。”
張謇還電告袁世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昨由中山、少川先後申達。……久延不斷，殊與公平昔不類，竊所不解。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戡定大局，為人民無疆之休，亦即為公身名俱泰，無窮之利。”[《勸告袁世凱速決大計電》，《張季子九錄·政聞錄》。]
張謇
袁世凱信任張謇。有了張謇的擔保，他知道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確只是暫代，南方各省並未推翻已有的承諾。他回覆張謇電報說：“凱衰病，斷無非分之想，惟望大局早定，使生民少遭塗炭。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猶之在南不易言君主。近日反對極多，情勢危險，稍涉猛浪，秩序畢亂，外人乘之，益難收拾，困難萬分，筆難罄述，非好為延緩，力實不足，請公諒之。”[《袁大總統書牘》，轉引自張學君：《張謇傳》]
趙鳳昌請張謇出面，不僅使南京臨時政府逃過一劫，而且加速了清室退位的步伐。
袁世凱讓清帝退位的事遲遲未能完成，張謇在電報中提出指責，袁世凱表示並非有意拖延，而是實在力不從心。趙鳳昌和張謇也知道，對於退位之事，朝廷仍然阻力重重。於是，由張謇向袁世凱建議,由他赴漢口見段祺瑞,說服他用軍人名義通電擁護共和,以促清帝早日退位。
張謇的電報說：“設由前敵各軍以同意電請政府,雲軍人雖無參與政權之例,而事關全國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為水火。擬呈辦法,請政府採納執行,否則軍人即不任戰鬥之事云云。如是則宮廷必驚……而大事可定矣。所擬辦法如下,公如以為可行,須請密電段芝泉等。謇觀大勢,失此機會,恐更一決裂,此後愈難收拾,幸公圖之。”張謇似乎並未親去武昌，但接下來的事實是：
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致電內閣：軍心動搖,共和思想有難遏之勢。
1912年1月25日，段祺瑞再次致電內閣：各將領力主共和,聞溥偉、載澤阻撓,憤憤不平,擬即聯銜陳請。
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領銜47名將領電請清廷明降諭旨,立定共和政體。
朝廷最終做出退位的決定，原因並非一個方面，比如良弼被刺事件的影響也極大，但47名將領的通電卻是更加致命的一擊，因為清廷權貴們連一個黎元洪都平息不了，當然無力平息47位將領。
張謇的這兩份電報稿，未收入《張季子九錄》，卻保存於《趙鳳昌藏札》之中。由此看來有兩種可能：一、電報可能是由趙鳳昌所擬，只是以張謇的名義發給袁世凱；二、電報可能是張謇在趙鳳昌處擬的，發出後原稿就留在了趙鳳昌處。無論哪種情況，段祺瑞等47位將領逼宮之事，都顯然不是張謇一人的主意，而是有趙鳳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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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剛剛獨立，趙鳳昌就開始考慮組建獨立各省的臨時議會，草擬了《組織全國會議團通告書稿》：“自武漢起事,各省響應,共和政治,已為全國輿論所公認。然事必有所取,則功乃易於觀成。美利堅合眾之制度,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美之建國,其初各部頗起爭端,外揭合眾之幟,內伏渙散之機。其所以苦戰八年,卒收最後之成功者,賴十三州會議總機關有統一進行、維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會議,均僅以襄助各州議會為宗旨,至第三次會議,始能確定國會長治久安,是以歷史必經之階級。吾國上海一埠,為中外耳目所寄,又為交通便利、不受兵禍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會議方法,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統一,復人道之和平,務請各省舉派代表,迅速蒞滬集議。盼切盼切。集議方法及提議大綱如下:甲、集議之方法:一、通告各省舊時諮議局舉代表一人常駐上海；二、通告各省現時都督派代表一人常駐上海；三、有兩省以上代表到滬,即先行開議,續到者隨到隨議。乙、會議之要件:一、公認外交代表；二、對於軍事進行之聯絡方法；三、對於清皇室之處置。”
11月11日（九月二十一日）江蘇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湯壽潛、上海都督陳其美通電各省推代表赴上海組織臨時政府的電文，即以此稿為藍本。
因為各省代表有的去了武漢，到上海的有部分省區的代表。11月15日，趙鳳昌聯絡江、浙、滬等省區的代表共22人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會議，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這是革命後各省代表的長一次會議，也是日後國會的基礎。
黎元洪
眾所周知，在上海召集各省會議之前，黎元洪已經早幾天向全國發出了號召，所以，部分代表已經奔赴武漢。各省代表在武漢會議還是在上海會議，透露著革命中必然要有的權力之爭。武漢集團作為道義者，自然當仁不讓，上海集團卻另有考慮。趙鳳昌顯然屬於上海集團，而且是上海集團的智囊中心，所以當然不希望武漢成為會議之地。
不過，無論趙鳳昌還是張謇，與某些革命黨領袖或都督相比，思考問題比較全面，處事也相對公正。而且，無論怎樣爭權，都不願獨立各省分裂。因此，趙鳳昌雖然為上海集團著想，說出來的理由卻都是出於公心。比如，趙鳳昌說，湖北尚在交戰之中，並非各省要員開會議事之地。最好說服黎元洪，同意把議會設在上海。不過，他們同時考慮到武漢集團和黎元洪的首義都督地位，所以有了政府在武漢、議會在上海的主張。
趙鳳昌和張謇等人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表面看上去，似乎偏袒上海集團，對黎元洪有點不公正。有人據此認為趙鳳昌等人是要把權力爭到上海，送到孫中山、黃興等人面前，加重同盟會的籌碼。事實上，趙鳳昌等人這麼做，未必是心繫同盟會。
陳其美
因為所謂上海集團，真正屬於同盟會的，只有勢力最弱的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浙江是上海集團的主力，而程德全、湯壽潛在革命之前都不是革命黨人。趙鳳昌試圖把議會、和談都拉到上海來，不只是拉到了黃興、陳其美身邊，同時也拉到了程德全、湯壽潛一邊，拉到了他和張謇等人身邊。這樣，他就便於施加影響，以此確保“文明革命”與“和平轉換”。
也就是說，如果有私心的話，趙鳳昌和張謇的私心並不是為了同盟會，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理想。
然而，他們的理想不能無所依託，如果只是文人空言議政，可能是沒用的。要影響大局，就要有足夠的力量依託。所以，他們不僅緊緊抓住程德全和湯壽潛，而且努力抓住黃興，以這個老牌革命黨領袖的名聲與武漢抗衡。這正是這群立憲黨人不支持黎元洪而與黃興、陳其美攪在一起的原因。
為此，他們竭力幫助黃興，最突出也最失敗的一次，就是選舉黃興為大元帥。
據蔡元培回憶：“我於出席各省代表在江蘇省教育會舉行會議的前一天，覺得保舉黎不妥，特地到湯蟄仙先生處，同他磋商，適章太炎也在座。……彼等亦贊成我舉黃的提議。但湯不肯於第二日直接舉黃(章太炎雲：蟄仙私言，前已認武昌為政府，危而背之，於心有疚)，而要求我亦到會，於會中推我為代表而投票舉黃。……第二日開選舉會，依湯先生所定之手續，我投票舉黃，章先生及其他選舉者皆舉黃，蓋事前受章、湯兩先生疏通了。”
本來，各省代表皆已赴鄂，留滬的只是通訊機關，沒有選舉的權力。然而，會還是開了，而且做幾件事：決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選舉黃興為大元帥。
章太炎
會議鬧了一些亂子……眾人為黎元洪鳴不平，章太炎甚至為此聲淚俱下。最後的結果是改選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
這次選舉也是前一天晚上在趙宅商量好的，而且趙鳳昌列席了這次會議。顯然，他是站在黃興一邊的，從道理上講，他還不如章太炎、湯壽潛等人公正。
不過，趙鳳昌和張謇等江浙立憲黨人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竭力要把革命納入他們所期望的路上，和平實現共和，其歷史作用，無疑是積極而健康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趙鳳昌在組建中華民國政府中的作用。
《趙鳳昌藏札》中有一份“正副總統及內閣名單稿”,是趙鳳昌本人的筆跡，其中總統、副總統、總理人選以及陸軍、財政、外交、教育總長與後來袁世凱第一任內閣的實際情況完全相同。由此可見，那大概是在討論內閣組成時，趙鳳昌所作的筆記。
南北議和的最後，雙方討論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後的第一任內閣,同盟會堅持內閣總理必須由同盟會員擔任,先確定總理人選，再由總理提出閣員成員名單。北方不接受這樣的安排。雙方僵持不下，多日找不到解決的途徑。
一天，雙方會下在“惜陰堂”討論這個問題。趙鳳昌在一邊聽著，卻已經有了辦法。他說:“我是以地主的資格列席旁聽的人,不應有什麼主張。但現在對內閣問題,我有一個意見,可以貢獻諸君以備參考。我認為新總統的第一任內閣,是新舊總統交替的一個橋樑,所以這國務總理必須是孫、袁兩位新舊總統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為只有少川先生最為適當,只要孫、黃兩先生不反對,我很想勸少川先生加入同盟會為會員,這就是雙方兼顧的辦法。”
趙鳳昌話剛說完,孫文、黃興同時鼓掌,表示歡迎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同時即決定請唐紹儀出任國務總理。於是馬上辦手續，由汪精衛、蔡元培充當介紹人，唐紹儀加入了同盟會，國務總理的問題得到了解決。
在醞釀陸軍部長人選時，是黃興還是段祺瑞，雙方再次相持不下。趙鳳昌深恐內閣不能早日成立而引發事端，做了大量的協調工作。他致汪精衛密電說：“內閣不速成立，危險萬狀，其原皆在陸部一席不決。南軍隊所主張，北方亦有萬難。……萬不得已，仍當以克就參謀為調和計。”在他的協調之下，最後黃興不再堅持，段祺瑞任陸軍總長。
劉厚生在《張謇傳記》裡說:“趙鳳昌逝世,我曾撰祭文一篇,稿已遺失,但有數語,尚能記得,文曰:‘南陽路北,有樓三楹,先生所居,顏曰惜陰。惜陰齋舍,滿坐賓朋,呱呱民國,於茲誕生。”殆紀實也。當時戲贈鳳昌一個外號,叫他做民國的產婆。這位產婆,在助產時,很是出力……”(劉厚生:《張謇傳記》,第182頁)
趙鳳昌的確是“民國產婆”。
然而，這位“民國產婆”卻拒絕做官。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於1912年1月9日給趙鳳昌寫過封親筆信,想請他做樞密顧問。信的全文如下:
竹君先生執事：
民國初基，餘羶未洗，萬方多故，正待經營，文以薄質謬承重任，思力未精。叢脞堪虞，然有碩顏相為扶持，恐負國人推選之意，素審執事器識宏通，體用兼備，擬借高遠之識，以為切勵之資，敢奉屈為樞密顧問。執事智珠在握，天下為心，想當慨然惠顧，共濟前途。臨楮馳心，毋任眝眙。即頌興居，惟希炤譽。
孫文謹肅
袁世凱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也馬上致電趙鳳昌，希望他能出山相助。袁世凱的電文比孫文的更加謙恭：
趙竹君，湯蟄仙兩先生：
今國基稍定，凱以綿薄謬荷公推，夙夜競競，深懼始謀弗減，無以範垂久遠，倘非大雅宏建，匡其不逮，何以廣集眾思，裨補闕漏，茲敬屈先生為顧問，以資矜式而備諮詢，庶幾免策進行，幸無隕越，伏望念國步之艱難，不以肥豚而忘天下，非凱一人之幸，海內同胞實共賴之，臨風延佇，敬迓高車。
袁世凱（青）
面對兩位臨時大總統的邀請，趙鳳昌都是婉言謝絕。他仍然關心國家大事，也仍然過他那活動於歷史帷幕之後的日子。二次革命爆發，他反對二次革命；帝制運動興起，他討伐帝制罪魁；張勳復辟，他無法認可；一路走來，都是民主共和的捍衛者。直到張勳復辟之亂平息，孫中山起而護法，人們為國家的分裂而擔憂，誰能調解段祺瑞與孫文之間的矛盾對立，人們仍然不能不把希望寄託於趙鳳昌。但是，面對南下另組政府的孫中山，趙鳳昌知道，調解已經無濟於事。
民主共和的前景晴轉多雲，多雲轉陰，南方政府雖然屢經挫折，但終於在十年後以武力征服全國，建立起一黨專政的新政權，同時廢棄五色國旗。這時的趙鳳昌不再說什麼，唯一能做的，是在家中正廳的花瓶裡插一面五色國旗，從此成為家中擺設的永久造型。
一直到他去世，他的家中國旗沒有改變，五色國旗陪伴他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步，那已經是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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