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社會早期，存在一批社會精英，他們認為民眾需要接受實物教育“啟發民智”，為此精英們有責任舉辦和建設博物館，並且會把自己收藏的古董和標本捐獻給博物館，由此形成了中國博物館的捐獻傳統。
如今文物價值通過拍賣等形式日漸得到承認的同時，它直接帶來了兩個後果：文物價格的上漲速度超乎想象；個人捐贈的數量越來越少。
以故宮博物院為例，作為國內藏品數量最為豐富的博物館之一，截止到2011年的統計數據顯示，藏品規模已達180萬件。這其中1939年至今，來自個人的捐贈近800人次，捐贈文物3萬餘件。個人捐贈已成為故宮豐富藏品的重要來源，這段歷史也可作為國內博物館接受捐贈歷史的縮影。
▌ 故宮捐贈史上的三個高潮
景仁宮
“景仁榜”木雕屏風
景仁榜上的捐獻者名錄
如今曾作為清代后妃居所、康熙帝的誕生之地的景仁宮中，面積並不算大的一面牆壁上，鐫刻著曾向故宮捐贈個人藏品的捐贈者姓名，名曰景仁榜。榜單上，王世襄、史樹青、馬衡、鄭振鐸、章乃器、朱家溍、陳半丁等在收藏界如雷貫耳的名字悉數在列。
故宮博物院的個人捐贈文物是從1939年外國人文納開始的。回顧70餘年的歷史，期間有三次高潮，分別為從1949年到“文革”前、“文革”時期和“文革”結束落實政策時期。
第一階段：
1949年，新中國正式成立，第一次捐贈高潮為之到來。長久的戰亂結束後，隨著新政權獲得人們的日益認可，文物捐贈也異常踴躍。根據景仁榜上的名字統計，僅僅1950年的捐贈就達到15次，是此前十年之和。
梁金生，原故宮文物管理處處長
梁金生，原故宮文物管理處處長。據他介紹，這時候的捐贈者心態最為複雜。有的是出於對新政權的感恩，有的出於保護文物的拳拳之心，當然也有一些是出於積極表現的心態。從捐贈者身份來看，文物專家、文物商人是主體。
“民國四公子”之一張伯駒、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宣德大王”孫瀛洲、學者鄭振鐸、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馬衡等，都是捐獻大家，他們所捐文物不僅數量龐大，而且極其珍貴。
在收藏界，張伯駒傾囊收藏、無私捐贈的故事有口皆碑。1937年，他幾經周折以4萬大洋的價格收藏了西晉陸機的《平復帖》；1946年他將公學衚衕的一所宅院賣給輔仁大學，再加上妻子潘素變賣的首飾，湊成黃金二百四十兩，從玉池山秀老闆處購得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而從郭世五處購買的李白書法《上陽臺帖》和唐寅《蜀官妓圖》，僅定金就6萬大洋；范仲淹手書《道服贊》也花費了他110兩黃金。1956年，為收藏這些字畫而傾家蕩產的張伯駒，一舉將《平復帖》等8件國寶級書畫捐出。包括《平復帖》、《遊春圖》在內的國寶級文物，現藏於故宮博物院。
陸機《平復帖》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展子虔《遊春圖》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另一位知名政治活動家、實業家章乃器，也憑藉實業所積攢的殷實財富成為著名收藏家。到1954年捐贈之前，章乃器的個人收藏已經積存了三個房間，且門類相當齊全。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曾披露了一份其父於1953年12月致鄭振鐸的信函底稿，從中我們或可品味到當時章乃器捐贈的心境：
▌ 送 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鄭振鐸局長
西諦我兄：
我四十天以後就要搬家。為圖省事，我希望您局能在搬家前或搬家後不久，將我的一批文物接收過去。否則，一起搬過去將來又搬到您們那裡去，十分費力；放在原處過久又不放心，佔了別人房子問題也多。
如何先請考慮，不久將面謁作決。
章乃器 1953.12.9
之後，鄭振鐸從故宮派六位專家來接收文物，在章乃器敞開的所有櫥櫃中，精心篩選了一個月，共選走藏品1100餘件。其中就包括如今故宮館藏的青銅器商代毓祖丁卣、亞（父乙）簋、西周奪卣、春秋越王劍、清代竹雕饕餮紋鼎，以及邢窯白釉瓶、龍泉窯青釉五孔蓋瓶等珍貴精品。
商代後期 亞（父乙）簋 故宮博物院藏
春秋後期 越王者旨於賜劍 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 竹雕饕餮紋三足雙耳鼎 故宮博物院藏
公開資料顯示，那段時間，個人除了捐贈給故宮的珍貴藏品外，國家博物館等機構的受贈文物也數量不少、價值不菲。
在解放初期的捐贈浪潮中，1953年-1956年期間，個人捐贈故宮累計83人次，而之後的1957年，更是至今為止捐贈人數最多的一年，僅僅一年就多達40人次。這種高潮一直延續到自然災害時期。
1961年，國務院頒佈《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明文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內，一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文物，都由國家保護。這個條例中還提到，對保護重要文物有功或者捐贈重要文物的單位或人員，可以給予表揚或者適當的物質獎勵。在這一約束下，當時的文物具有了國有屬性，私人不再擁有收藏的權利。
第二階段：
文革期間，散落在民間各地的字畫、瓷器、飾品、古籍首當其衝，被砸爛、燒燬者不計其數。國學大師梁漱溟先生晚年曾回憶過被抄家的場景：
“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意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文物，統統堆到院裡付之一炬。”
曾被收藏者極為珍愛的藏品，此時卻成了招致迫害的由頭，緊迫的時刻人們不得不做出抉擇，一些人將文物自行毀掉，以除後患。一些人選擇捐贈，讓文物得到更好的保護。
當時，湧現了不少出於保護文物目的而紛紛傾囊捐贈的收藏者。梁金生統計說，這一時期的捐贈以學者為主，尤為特別的是，有些人捐贈了物品，連個接收證明都不要，更有甚者，直接將文物匿名寄到故宮來。
“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
朱家溍
曾經於1950年給故宮捐贈文物，有著“京城第一玩家”稱號的王世襄，為保護個人藏品，甚至兵行險招，主動申請抄家。根據1966年9月2日的清單記錄，王世襄家中被查抄的文物共有2567件、字畫1242件、圖書8156件，其中24捆被抄沒。這些文物，直到落實政策後的1986年才得以歸還。
著名收藏家朱家溍先生晚年接受採訪時對於自己捐贈的原因的回答，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那個時代多數者的心境。朱先生說，一是房子太小裝不下了，如果賣給文物販子，也是流出境外，同時，也怕招來災禍。
據景仁榜所列，“文革”十年，個人捐贈文物為71人次，儘管在人數上難與之前的高潮相提並論，但在數量和品級上，皆很可觀。
第三階段：
“文革”結束後，根據政策，被抄家的文物要歸還所有者。在這種背景下，一部分被查抄的文物重歸主人的懷抱。但也有心有餘悸的收藏者，選擇將文物繼續留在故宮。
“有些藏品甚至都沒有動地方，所有者直接辦個轉為捐贈的手續，就完事了。”梁金生回憶，“經過十年動亂，這些人可能仍擔憂這些藏品會再起事端，而另一種考慮就是為了讓文物得到更好的保護，那麼留在故宮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 新時代的尷尬
從1982年《文物法》的出臺，到1992年北京市政府組織的文物拍賣會開幕，文物價值通過商業手段，價值日益凸顯。而對於博物館而言，這種變化帶來的是徵集難度的加大，捐贈人數的減少，以及捐贈物品質量的下降。
1995年，梁金生代表故宮競拍宋代張先的《十詠圖》，600萬起價的一幅畫，經過多輪舉牌，最後以1800萬的高價，被故宮競得。事後梁金生回憶，“如果不是代表故宮，可能還會有人舉牌，因為知道我是代表故宮競拍，所以旁邊的人當時都在喊‘就給故宮吧’，這樣後來才沒有人舉牌。”
宋 張先《十詠圖》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明 沈周《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隋人書《出師頌》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此後，梁金生經受回購的藏品還有1996年沈周的《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和2003年的隋人書《出師頌》，二者分別以600萬元和2300萬元的價格成交。然而，故宮也常受制於經費，許多曾經從故宮流失的文物，也不能放開了去競拍。
“出自故宮舊藏”已經成為天價拍品最好的背書之一。被炒高的價格，也讓一部分收藏者欣喜異常，一定程度上也抵消了他們捐贈的可能性。過去七十餘年中的捐贈文物高潮，彷彿有著一股戛然而止的跡象。但在梁金生看來，今天個人捐贈的傳承歷史，雖然難稱樂觀，但也不至於斷裂。
以明清宮廷舊藏為主要收藏範圍的故宮，近年來也開始收藏近當代藏品。“無論民國時期，還是現在的，只要品類齊全且具有代表性，都應該兼收幷蓄。現在的國寶在它們所處的時代，不也就是普通的東西嘛！”梁金生的觀點，揭開了故宮近年來從明清宮廷收藏轉而向多門類收藏延展的原因。畢竟，國寶級的文物並非時時有，即使有，也未必都會被捐贈。
其實，新時期的捐贈者並不鮮見，只是出現了一種新情況——魚龍混雜。這讓文物管理者們倍感吃力。有些藝術家，可能出於名利的需要去故宮捐贈。因為能入藏故宮，相當於獲得另一種大師資格證，也有人譁眾取寵，以假亂真，甚至有人拿著一副《清明上河圖》到故宮，說故宮所藏的那幅是假的，令人哭笑不得。
那麼，在商品社會，捐贈會不會中斷呢？梁金生說不會。大的藏家在晚年大多數都會選擇將藏品奉獻給國家。這是對於文物最好的保護方式，也是文化的最佳傳承方式。不過樑金生也承認，“如今捐贈者的確是越來越少了。”
當收藏從單純的愛好變成一夜致富的行當之後，人們的關注往往只停留在獻寶行為的本身。王世襄先生的收藏觀認為，“只要我對它進行過研究，獲得知識，歸宿得當，能起作用，我不但捨得，而且會很高興。”比如其傢俱收藏已經成為經典，萬一被拆散則有失價值。而博物館是永久性機構，能夠完成將這一收藏研究、保護、展示的責任，所以可稱是收藏最好的歸宿。
收藏從根本上說是追求自我價值的一種方式，通過捐贈博物館，將個人的收藏昇華到了集體記憶和社會遺產的高度，是精神世界對物質世界的超越，是個體獨立於群體、又復歸於群體的表現。而捐獻給博物館的文物，也會被認為是人類的共同財富而世代積累下去（與私人收藏時常面對易手或散失的威脅，博物館收藏具有穩定性），而顯現出以人為中心的社會發展和自然界發展的連續性、多樣性、規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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