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有没有经商的传统？

近五十年来看，太有经商传统了。

如果是百年钱，那就没有了，更别提千年前。

温州人并不特别经商，毕竟温州历史上并不以经商为主要行业。

温州人的传统里，文人遍地开花

在清末到民国年间，浙江省流行这样一句话：“做生意靠宁波人，打官司靠绍兴人，读书靠温州人。”

当时的宁波人生意遍天下，海内外到处是宁波会馆。打官司靠绍兴人是因为绍兴师爷在中国幕僚界的压倒优势。那时候，温州人或许是浙江人里很不会做生意的。

当年的京师大学堂到北大早期，教员就有十几人是温州人，陈介石、陈怀、林损、章献猷、孙诒棫、许璇等，温州人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教员。

所以说温州人有经商传统，或者商业传承，在历史上是说不过去的。

温州的各个宗祠，根本没有商人的地位

温州有文天祥的祠，有东瓯王庙，有水心先生叶适的纪念馆。有刘伯温的祠堂。但是没有商人的祠堂。在广东，你会看到很多与经商挣钱有关的神：财神赵公元帅、关帝庙、招财童子，但是这些在温州并不流行，反而是文昌阁的地位更高。温州人几乎没有在家里摆关公和财神的。

瑞安的四贤祠，供的是四个人：卓敬，陈傅良，高则诚，许景衡，弘扬的是学术、廉洁、正直、建功，但是没商人富豪什么事。

温州人知道叶永烈是一个温州作家，但是不会去惦记叶永烈的父亲是一个民国年间拥有四家银行的金融大亨。

少数温州人也知道宋恕，但是没人惦记宋恕家曾拥有几千亩良田。

温州人惦记孙诒让，是因为他是学问家，是办了很多学堂的教育家，而不是因为他和张骞合伙开上海火轮公司，或者因为他兼任温州总商会会长——没错啊，孙诒让确实是商会会长。

即使是今天，温州商人的地位也不是很高。

比如说温州人很少知道唯品会的几个创始人都是温州人。

也很少有人关心与马云一起创业的阿里巴巴的第二把手谢世煌是温州人。

有钱的老板那么多，谁惦记你们呢。

在温州的民间文化里，即使现在，也不是很重商。很多商人指望下一代当个公务员，或者搞学问，而不是经商发大财。

有钱人会让孩子学才艺，出国留学，却很少从小教育他如何理财投资。

所以，即使今天，到处是温州商人的时代，温州人也没觉得当个大商人算什么伟大人物。

所以，温州真的没有什么重商的文化基因。

温州商人的拼搏史

温州人喜欢说“挣钱是因为以前穷怕了”。历史上温州的天然环境远远不如宁波、杭嘉湖、上海、苏南、山东、这些大平原，也不如大多数地区。属于中等，不算富，也不是很穷。

温州人第一次闻到金钱的血腥，大约是1976年左右，温州人到各地收购黄金白银，收购鳗鱼苗，跟日本人台湾人换走私货。最大时中国百分之80%的走私货是从温州进来的。后来政府打压走私，东海舰队抓走私船，于是温州活动的走私犯就把走私根据地转移到闽南泉州，尤其是石狮。

温州人的经商精神，其实起源于1976年开始的走私。当然，也许1974年、1975年就开始了，只是还没成气候。走私都敢干了，还有什么生意不敢做？

所以，给温州带来勇敢商业基因的，是走私！是日本台湾的崛起、大陆的计划经济让走私成为一种暴利。正史不会告诉你温州经济的第一推动力是走私，今天我们讲的是野史。

1982年开始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刑事犯罪。中央一看，哪里的私营经济最发达？温州。温州哪个镇最典型？柳市！于是就以柳市为典型，抓捕柳市“八大王”，短短二个月，温州一千多商人被抓捕，数千人潜逃，大批商人关闭生意隐藏，GDP降了一半，一百多无辜的小商人被判刑坐牢。紧接着又是抓乐清抬会融资，一批首犯被判死刑处死，大批骨干被重判坐牢。

那时候的温州，鸡飞狗跳，风声鹤唳，一片萧条，万马齐喑。风云为之含悲，草木因而变色。

这时候有人想起十几年前在温州干过的某老领导，也就是文革期间因为搞私有化被毛主席亲自点名批评的“浙江的二个半”之一，在义乌当领导，于是就找到此人，建议在义乌搞一个小商品市场。于是，那些在温州被追查抓捕惶惶不可终日的小商贩，就在义乌搭起棚子，复制了瑞安的棚下走私场。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形成，根源是1982年的“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这种事，正史似乎都没记载，你们只能听我讲野史。

温州要造机场，中央不批准，后来是地方先暂后奏，生米成熟饭。

温州要造铁路，中央说政府不给钱，于是只好私人筹资，成了全国第一条私营铁路。——中间有很多南怀瑾的股份。

温州要航线，航空公司不开，于是王均瑶自己承包了一些航线，成立了均瑶包机公司。

开关厂地位低，董事长在镇里办理了事，于是乐清的开关厂就请一些退休的厅级干部当当党委书记或办公室主任。这样才不至于被乡镇干部欺压。

总之，温州要创业，基本上没什么好机会，这中国所有的好机会都给了北上广深。

等到温州稍微变富一点，老板们就会移民外地。所以大点的企业，大部分去外地了。

所以，现在的温州就一座留守空城。温州出来的商人，在世界各地奔波。

他们不是特别善于经商，只是生存困难。被逼去挣钱实现自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