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報告 吳思
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給中國帶來了高速的經濟增長與漸進的經濟體制轉型，但也帶來了新 的風險與挑戰。對於中國的經濟前景，學界與業界一直存在著持續的辯論與爭議，特別是對中國房地產泡沫、產能過剩、債務高企等問題存在較大擔憂。這些問題與 日本20世紀80-90年代經歷的泡沫經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之處。日本在泡沫經濟中總結了哪些經驗教訓？泡沫經濟是否會在中國上演？中國如何應對挑戰、 抓住機遇？今年早些時候，日本最大的證券公司野村控股株式會社會長古賀信行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接受了《中國經濟報告》的專訪，就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 以及下一步改革方向分享了自己的洞見。
中國經濟報告：1978年至今，中國已經走過了4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行程。你如何評價過去40年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功？中國在過去的改革中採取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下一步是否需要創新改革開放模式？
古賀信行：過去40年來，中國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GDP總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預計10年內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脫貧工作取得巨大進展，貧困人口大幅減少。在就業方面，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問題正在不斷積累，這也是事實。從歷史來看，各國在發展過程中都出現過很多問題，面臨諸多考驗，這些都需要通過在實踐中摸索來克服。我的建議是，出現問題的時候不要過多在意，而是要想辦法解決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仍在推進，我也期待未來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舉措。在下一步的改革開放中，中國應該加強對外投資以及推動資本項目的進一步開放。
中國經濟報告：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下一步應如何解決這一矛盾？
古賀信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主要是不平等的問題。每個人對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可能會有所不同。最大的要素就是減少貧困人口，讓大家都可以過上安穩的生活。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式。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提高社會保障標準，其次就是進一步拓寬社會保障的受益群體範圍。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過去依靠城鎮化、工業化和全球化取得了快速發展，下一步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動力是什麼？
古賀信行：我覺得技術創新非常重要。比如德國提出工業4.0戰略，日本也有類似的計劃，中國也提出了“中國製造2025”。對於中國而言，人工智能、物聯網、金融科技、共享經濟等新興領域的成長性特別強，創新不斷湧現。在發達國家，由於存在各方面的限制，所以很難在新興領域有新的突破。而中國對新興領域的發展保留了較大的自由性，如果中國在這方面可以繼續領先於世界的話，對未來經濟成長會有很大幫助。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經濟當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產能過剩、殭屍企業和債務積壓等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日本在處置類似問題時有哪些經驗？
古賀信行：經歷過、體驗過那段歷史的人，可能不想再回憶。那段歷史已經寫進了教科書，如果從教科書上學習泡沫經濟經驗的話，只能知道不能讓泡沫經濟再次發生，但可能還會重複這樣的失敗。只有實際經歷過的人才能知道怎麼應對泡沫經濟。日本的教訓就是，泡沫經濟出現的時候不要去等，而是應該快速採取應對措施。泡沫經濟出現的時候人們大多認為現在不應該出現泡沫經濟，一旦形成預期，將很難控制，等到泡沫破裂就為時已晚了。
當時日本泡沫破裂，經濟增長大幅下降，企業面臨極大的負擔，尤其是出現三類過剩：產能過剩、債務過剩和就業過剩。日本政府最開始把原因簡單歸結為經濟週期性變化，所以推出了一系列財政刺激措施，包括投資基礎設施、對一些名存實亡的殭屍企業進行救助等，去產能和去槓桿工作停滯不前。但日本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銀行不良貸款進一步增加，而且殭屍企業拖累了整個產業的生產效率。
我們從日本的經歷中可以吸取三個經驗教訓。第一，這三類過剩是由結構性問題造成的，而不是週期性因素造成的。第二，必須讓那些沒有競爭力的企業儘快退出市場。第三，企業獲得新生不僅要控制成本，關鍵出路是通過技術研發提高生產率。
中國經濟報告：你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價格和債務水平是否到了一個比較危險的時刻？
古賀信行：很多人也問過我這個問題，但中國房地產市場和日本房地產市場是不能簡單進行比較的。因為日本在泡沫破裂之前，所有的房地產價格都在上漲。而中國的房地產並不是都像日本那樣在上漲；最為重要的是，當時的日本和現在的中國，在潛在GDP增長率方面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當時面臨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潛在增長率大幅下降，當政府希望通過政策來實現超出潛在增長率的高增長目標時，就會引發資產泡沫。把中國的房地產和20世紀80-90年代的日本相比，是否需要擔心歷史重演呢？我個人認為不必有這樣的擔心。中國與日本的經濟體量和發展階段不同，日本在泡沫破裂時已經處於成熟國家的行列，而中國雖然潛在增長率有所下降，但只要發揮好後發優勢，還有進一步的增長潛力。
中國經濟報告：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圍繞產業政策展開了一場大討論，支持產業政策的一方往往將日本戰後實施產業政策的經驗作為重要論據之一，認為日本從戰後到20世紀80年代實施的產業政策有效推動了日本經濟的起飛和發展。你怎麼看待產業政策的作用？
古賀信行：現在不再是針對一個產業提供多種支持性政策來扶持特定產業成長和發展的時代了。從二戰後到20世紀80年代，日本的產業政策主要是扶持鋼鐵產業成長，進而帶動汽車產業成長。但現在扶持一個特定產業是相當困難的，不管是在鋼鐵產業還是汽車產業，企業都無法完全依靠產業政策生存了。因此，即使是在剛起步的發展中國家，產業政策也不應是針對一個特定產業提供扶持政策，而是要通過改革開放，提高各種不同產業的發展水平，這是今後推動產業成長的一個更有效率的手段。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遭遇了很多批評，比如中國在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中導致了其他國家的失業和收入增長停滯等問題。中國應該如何回應這些批評？
古賀信行：日本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候也受到了其他很多國家的批評。在20世紀60-70年代，日本GDP平均每年增長10%左右。隨著日本產業結構逐步升級，出口產業競爭力不斷增強，日美貿易摩擦隨之加劇。從日本的經驗來看，這些批評只是在暫時性的過渡期出現。我們認為，中國只要能夠順利從出口主導型增長模式轉變為內需拉動型增長模式，對這些批評是不用太過擔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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