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很多都是一时人杰，其学识和智力相对来说，超越常人。很多人，如果不以信仰为基础，不以牺牲做准备，本来都能成为当时社会大家。在学术上独步一方。但恰恰就是这些无名英雄，掩去了自己身上的光芒，在黑暗中为中国革命执守火炬，直到阳光灿烂。
当然，也因为特殊的职业，特殊的斗争环境，以及自身因此而产生的特殊身份，相对的有一批隐蔽战线成员，在胜利到来之时，并没有马上拥抱光明。葛佩琦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却含辛茹苦的“无名英雄”，从黎明前到改革开放初期长达四十余年。
葛佩琦，中国人大著名教授，物理学教育家。他当年的求学经历是中国传统教育意义上标准的寒门名士，现在的话说，叫“草根学霸”。
原名葛畔珩，平度淖泥沟村人。幼年家贫，农忙时放猪放牛下地劳动，农闲时上私塾读书，之后就读于县城知务中学附属小学、黄县崇实中学。
1930年5月3日，因全校学生召开大会纪念济南“五三惨案”两周年，激怒了美国校长，宣布“停止上课，解散学校”。他由黄县挑着行李和书籍经天津到北京，靠勤工俭学，维持生计，并于1933年暑假，以优异成绩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学生运动，即“一二.九运动”。
许德衍
24岁的葛佩琦，已经是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与许德珩（老同盟会员、九三学社创建人之一，后来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朱穆之（其北大外语系同学，后任新华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等一起，率先投入了运动，并成为骨干分子。
朱穆之
1935年12月16日，葛佩琦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与手持武器的军警直接对峙，被捕，后被北大出面保释出狱。
1936年1月，他与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几位执行委员募捐，组成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声援南下同学。为了保存这一支抗日救亡力量，中共地下党员蒋南翔（后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后合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著名的中共外围组织、进步团体“民先”），葛佩琦加入了“民先”。
1937年6月，他在北大物理系毕业，获学士学位。7月，“卢沟桥事变”，他参加了北京大学和北平各大学医学院组成的战地救护队，在中共领导下，做了大量的抗战救亡工作。
1937年10月8日晚，国民党宪兵抓捕了葛佩琦、蒋南翔等5人，以“滋事学生”之罪名，将他们押入了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监狱。
1938年7月，出狱后的葛佩琦来到洛阳。由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刘子久（后任劳动部副部长）介绍秘密加入中共。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做好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后任甘肃省政协常委）及辖下国民党军队的统战事宜，并未为新四军彭雪枫部挺进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做好前期准备。
此后，他便成为中共潜伏于国民党部队中的隐蔽战线成员。彼时，他所在的国民党军部队为暂编第二军，宋克宾为军长，他是政治部主任，但不久他发现宋有率部当汉奸的迹象，便及时动身，直接向组织汇报，经过工作，使已投敌的暂二军（投敌被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3师）于1940年10月率部反正，宋克宾后任国民党新编第7军中将副军长，1943年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高参。
日军在河南乡镇劫掠
1942年春，葛佩琦在商丘火车站秘密建立了监视日军军运的情报观察点，每天将通过商丘的日军车次数、去向、部队番号、武器装备、军用物资数量，通过秘密电台及时报告给中共西安情报点。
同年,遵照组织安排，他调进了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名义任少将参议，赴豫东日伪沦陷区从事军事情报收集。
1943年夏，他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把杜月笙夫人送回上海。到上海后，他婉言谢绝了杜夫人留住公馆的邀请，住进一位党的地下联络员家中。
1946年2月，葛佩琦进入东北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和“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他和先期到达这里，并且已经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机要部门，已经开展国民党军军事情报收集工作的战友接上了头，他们是挂着国民党上校督查衔的员李年、王书 鼐、邢国彦。沈阳情报小组，一个精干的潜伏团队开始了惊人的高效率的运作。陆续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布局，包括国民党东北驻军一览表等机密材料获取，通过李年由秘密电台传给中共中央，后来葛佩琦因此阶段的功勋，被誉为“舍生忘死的共产党员”。
王石坚
1947年9月，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的一次地震式的灾难爆发，即国民党保密局破获“北平谍案”。此案造成中共著名的战略级情报领导人王石坚被捕，并且，在北平、西安，沈阳各个情报小组的暴露。葛佩琦的沈阳情报小组也未能幸免。
1947年10月，中共沈阳情报小组被破获，小组的主要成员先后李年等人被捕，只有葛佩奇没有暴露身份。但是，纠缠葛佩琦后半生的阴云，就是其领导人赵耀斌的被捕，让他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更是失去了隐蔽战线的证明人。
赵耀斌，即中共情报保卫系统中著名的战略级领导人王石坚，也是至今莫衷一是的情报谍战史上未能破解的身份鉴定谜案，即“北平谍报案”中其被捕后到今天最后的身份鉴定。
当时，沈阳解放初期，中共领导机关并没有及时公开。葛佩琦曾去沈阳市府询问。接待人员问他有没有地下组织的介绍信。他实话实说，情报小组被破坏，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地下组织或党员介绍信，不能接组织关系。他只得先回北平。
而席卷全国，奠定全中国解放的基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南京法院对关押在南京监狱中的“共党嫌疑犯”李年、王书鼐、邢国彦三人“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释放”。
1949年3月中句，他们三人回到了北平。但他们与葛佩琦只有共同工作上的关系，而在组织上与葛佩琦单线联系的赵耀斌（已经写了自首书）却依然关押，且情况不明，葛佩琦仍然没法接上组织关系。
1949年4月初，葛佩琦在全国总工会碰见了分别近10载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刘子久说，接组织关系，须经党的组织部门，便介绍他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组织部的一位刘同志对葛佩琦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应该解决，并拿出信纸和信封，要他给能够证明他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人写信。他当即分别给刘子久、李年、邢国彦写了信，交给了刘同志。
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华北局组织部。这位刘同志说，根据调查到的材料，只能证明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单线联系人赵耀斌，组织关系还不能恢复。葛佩琦要求先安置工作，刘同志说：虽然入党十多年，但由于长期做地下工作，对党的方针政策不很熟悉，工作起来有困难，遂介绍他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一个时期，然后再分配工作，同时继续调查处理他的组织关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过去和葛佩琦一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到情报总署。一位领导也要他到那里去。可是他以为革命战争已胜利，再也不需要那么多情报人员了。他当年一心要“科学救国”，才投考了北京大学，现在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顺理成章。他一面教课，一面编写了《物理学讲义》，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自然常识问题解答》、《原子核常识问题解答》等书。
与此同时，从1951年2月起，他几乎每月都要找党总支书记，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学校党委，但始终没有解决。
而到了1957年，因为当时特殊的环境原因，他成了全国著名的“大反派”。12月，又因他担任过“国民党少将”，是“历史反XX分子”被予以逮捕，锒铛入狱，被判无期徒刑。
整整18年，身陷囹圄。回来后，他走上了证明自己的艰难之路。但依然无法找到赵耀斌来证明他的组织关系，而历史上的“国民党少将”，货真价实，他的诉求无人置理。
1978年底，葛佩琦找到中组部。当时中组部部长事先在了解葛佩琦的情况之后，让宣教干部局的有关人员接待，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
但依然挫折连连。直到1980年4月2日，他将自己的材料交到了中组部部长的手上，由他亲自审阅后找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前只在中组部找他的组织关系，看来不行，必须到中央调查部去找。于是他直接请原任调查部负责人的罗青长协助查办。他终于在调查部保存的延安有关档案中，找到秘密党员葛畔珩的名字，这就是葛佩琦原名。
此后，中组部加快了复查葛佩琦案情的进度。三年闯三关：
1980年12月15日，反XX冤案得以平反。
1982年3月18日，错划“X派”得到改正。
1983年5月23日，恢复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算起。
1987年1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以校长袁宝华为主任的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讨论通过，确认76岁高龄的葛佩琦为正教授。
后来，这位部长去世之后，葛佩琦至其家庭灵堂，献上了和着血泪写就的挽联。
他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记述了他传奇又波折的一生。
葛佩琦逝世后，新华社专门为此发布了讣告。
1993年1月30日，在八宝山公墓为葛佩琦教授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老战友送的挽联写道：
“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铁窗，全不在乎；
为革命情愿献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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