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年代，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中，很多都是一時人傑，其學識和智力相對來說，超越常人。很多人，如果不以信仰為基礎，不以犧牲做準備，本來都能成為當時社會大家。在學術上獨步一方。但恰恰就是這些無名英雄，掩去了自己身上的光芒，在黑暗中為中國革命執守火炬，直到陽光燦爛。
當然，也因為特殊的職業，特殊的鬥爭環境，以及自身因此而產生的特殊身份，相對的有一批隱蔽戰線成員，在勝利到來之時，並沒有馬上擁抱光明。葛佩琦就是這樣一位功勳卓著，卻含辛茹苦的“無名英雄”，從黎明前到改革開放初期長達四十餘年。
葛佩琦，中國人大著名教授，物理學教育家。他當年的求學經歷是中國傳統教育意義上標準的寒門名士，現在的話說，叫“草根學霸”。
原名葛畔珩，平度淖泥溝村人。幼年家貧，農忙時放豬放牛下地勞動，農閒時上私塾讀書，之後就讀於縣城知務中學附屬小學、黃縣崇實中學。
1930年5月3日，因全校學生召開大會紀念濟南“五三慘案”兩週年，激怒了美國校長，宣佈“停止上課，解散學校”。他由黃縣挑著行李和書籍經天津到北京，靠勤工儉學，維持生計，並於1933年暑假，以優異成績越級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學生運動，即“一二.九運動”。
許德衍
24歲的葛佩琦，已經是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與許德珩（老同盟會員、九三學社創建人之一，後來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朱穆之（其北大外語系同學，後任新華社社長，中宣部副部長）等一起，率先投入了運動，併成為骨幹分子。
朱穆之
1935年12月16日，葛佩琦站在遊行隊伍的最前列，與手持武器的軍警直接對峙，被捕，後被北大出面保釋出獄。
1936年1月，他與北京大學學生會的幾位執行委員募捐，組成平津學生南下宣傳團，聲援南下同學。為了保存這一支抗日救亡力量，中共地下黨員蔣南翔（後任清華大學校長，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發起成立了“中國青年救亡先鋒團”，後合併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即著名的中共外圍組織、進步團體“民先”），葛佩琦加入了“民先”。
1937年6月，他在北大物理系畢業，獲學士學位。7月，“盧溝橋事變”，他參加了北京大學和北平各大學醫學院組成的戰地救護隊，在中共領導下，做了大量的抗戰救亡工作。
1937年10月8日晚，國民黨憲兵抓捕了葛佩琦、蔣南翔等5人，以“滋事學生”之罪名，將他們押入了國民黨南京警備司令部監獄。
1938年7月，出獄後的葛佩琦來到洛陽。由八路軍洛陽辦事處主任劉子久（後任勞動部副部長）介紹秘密加入中共。接受組織交給的任務：做好商丘地區民運專員宋克賓（後任甘肅省政協常委）及轄下國民黨軍隊的統戰事宜，並未為新四軍彭雪楓部挺進豫東，建立抗日根據地做好前期準備。
此後，他便成為中共潛伏於國民黨部隊中的隱蔽戰線成員。彼時，他所在的國民黨軍部隊為暫編第二軍，宋克賓為軍長，他是政治部主任，但不久他發現宋有率部當漢奸的跡象，便及時動身，直接向組織彙報，經過工作，使已投敵的暫二軍（投敵被編為偽和平救國軍第3師）於1940年10月率部反正，宋克賓後任國民黨新編第7軍中將副軍長，1943年任第1戰區司令長官部中將高參。
日軍在河南鄉鎮劫掠
1942年春，葛佩琦在商丘火車站秘密建立了監視日軍軍運的情報觀察點，每天將通過商丘的日軍車次數、去向、部隊番號、武器裝備、軍用物資數量，通過秘密電臺及時報告給中共西安情報點。
同年,遵照組織安排，他調進了一戰區司令長官部，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戰地聯絡組組長”名義任少將參議，赴豫東日偽淪陷區從事軍事情報收集。
1943年夏，他接受了一項緊急任務，把杜月笙夫人送回上海。到上海後，他婉言謝絕了杜夫人留住公館的邀請，住進一位黨的地下聯絡員家中。
1946年2月，葛佩琦進入東北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將督察”和“中央宣傳部東北通訊處處長”。他和先期到達這裡，並且已經打入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的機要部門，已經開展國民黨軍軍事情報收集工作的戰友接上了頭，他們是掛著國民黨上校督查銜的員李年、王書 鼐、邢國彥。瀋陽情報小組，一個精幹的潛伏團隊開始了驚人的高效率的運作。陸續將國民黨在東北的軍事佈局，包括國民黨東北駐軍一覽表等機密材料獲取，通過李年由秘密電臺傳給中共中央，後來葛佩琦因此階段的功勳，被譽為“捨生忘死的共產黨員”。
王石堅
1947年9月，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中的一次地震式的災難爆發，即國民黨保密局破獲“北平諜案”。此案造成中共著名的戰略級情報領導人王石堅被捕，並且，在北平、西安，瀋陽各個情報小組的暴露。葛佩琦的瀋陽情報小組也未能倖免。
1947年10月，中共瀋陽情報小組被破獲，小組的主要成員先後李年等人被捕，只有葛佩奇沒有暴露身份。但是，糾纏葛佩琦後半生的陰雲，就是其領導人趙耀斌的被捕，讓他失去了與組織的聯繫，更是失去了隱蔽戰線的證明人。
趙耀斌，即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中著名的戰略級領導人王石堅，也是至今莫衷一是的情報諜戰史上未能破解的身份鑑定謎案，即“北平諜報案”中其被捕後到今天最後的身份鑑定。
當時，瀋陽解放初期，中共領導機關並沒有及時公開。葛佩琦曾去瀋陽市府詢問。接待人員問他有沒有地下組織的介紹信。他實話實說，情報小組被破壞，他得到的回答是：沒有地下組織或黨員介紹信，不能接組織關係。他只得先回北平。
而席捲全國，奠定全中國解放的基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勝利結束後，南京法院對關押在南京監獄中的“共黨嫌疑犯”李年、王書鼐、邢國彥三人“因證據不足，宣告無罪釋放”。
1949年3月中句，他們三人回到了北平。但他們與葛佩琦只有共同工作上的關係，而在組織上與葛佩琦單線聯繫的趙耀斌（已經寫了自首書）卻依然關押，且情況不明，葛佩琦仍然沒法接上組織關係。
1949年4月初，葛佩琦在全國總工會碰見了分別近10載的入黨介紹人劉子久。劉子久說，接組織關係，須經黨的組織部門，便介紹他去中共中央華北局組織部。組織部的一位劉同志對葛佩琦說，這是歷史遺留問題，應該解決，並拿出信紙和信封，要他給能夠證明他的組織關係和工作關係的人寫信。他當即分別給劉子久、李年、邢國彥寫了信，交給了劉同志。
4月中旬，葛佩琦再去華北局組織部。這位劉同志說，根據調查到的材料，只能證明他入過黨，做過地下工作，但因找不到你的單線聯繫人趙耀斌，組織關係還不能恢復。葛佩琦要求先安置工作，劉同志說：雖然入黨十多年，但由於長期做地下工作，對黨的方針政策不很熟悉，工作起來有困難，遂介紹他去華北聯合大學政治研究所學習一個時期，然後再分配工作，同時繼續調查處理他的組織關係。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華北大學改稱中國人民大學。過去和葛佩琦一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到情報總署。一位領導也要他到那裡去。可是他以為革命戰爭已勝利，再也不需要那麼多情報人員了。他當年一心要“科學救國”，才投考了北京大學，現在留在人民大學教物理，順理成章。他一面教課，一面編寫了《物理學講義》，編寫出版了《電磁感應》、《自然常識問題解答》、《原子核常識問題解答》等書。
與此同時，從1951年2月起，他幾乎每月都要找黨總支書記，要求調查恢復他的組織關係。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問題時間長了，問題複雜，不好解決。他還直接給學校黨委寫過三次申訴信，並把華北局經過“函調”、確認他入過黨做過地下工作的材料轉給了學校黨委，但始終沒有解決。
而到了1957年，因為當時特殊的環境原因，他成了全國著名的“大反派”。12月，又因他擔任過“國民黨少將”，是“歷史反XX分子”被予以逮捕，鋃鐺入獄，被判無期徒刑。
整整18年，身陷囹圄。回來後，他走上了證明自己的艱難之路。但依然無法找到趙耀斌來證明他的組織關係，而歷史上的“國民黨少將”，貨真價實，他的訴求無人置理。
1978年底，葛佩琦找到中組部。當時中組部部長事先在瞭解葛佩琦的情況之後，讓宣教幹部局的有關人員接待，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對他的問題進行復查。
但依然挫折連連。直到1980年4月2日，他將自己的材料交到了中組部部長的手上，由他親自審閱後找出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以前只在中組部找他的組織關係，看來不行，必須到中央調查部去找。於是他直接請原任調查部負責人的羅青長協助查辦。他終於在調查部保存的延安有關檔案中，找到秘密黨員葛畔珩的名字，這就是葛佩琦原名。
此後，中組部加快了複查葛佩琦案情的進度。三年闖三關：
1980年12月15日，反XX冤案得以平反。
1982年3月18日，錯劃“X派”得到改正。
1983年5月23日，恢復黨籍，黨齡從1938年7月算起。
1987年1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以校長袁寶華為主任的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確認76歲高齡的葛佩琦為正教授。
後來，這位部長去世之後，葛佩琦至其家庭靈堂，獻上了和著血淚寫就的輓聯。
他留下了自己的回憶錄，記述了他傳奇又波折的一生。
葛佩琦逝世後，新華社專門為此發佈了訃告。
1993年1月30日，在八寶山公墓為葛佩琦教授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上，他的老戰友送的輓聯寫道：
“守真理不怕吃苦，下煤井坐鐵窗，全不在乎；
為革命情願獻身，跛一足眇一目，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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