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磊
在清末新政的十年內，我國的近代軍事教育體系基本上被建立了起來，其格局體現出三大特點：以普通軍校為主，技術軍校為輔；以初級教育為主，出洋留學與深造為輔；正規教育與速成教育相結合。日後國內政界、軍界的諸多風雲人物，都曾啟蒙、發端自這個體系之中。這個體系還孕育出了一批清王朝的掘墓人，這也是清廷當局當初所沒有預料到的。
清朝的武官選拔，早先有行伍、武科、世爵世職、恩蔭、捐納、軍功等多種途徑，其中以行伍為“正途”，其餘次之。進入晚清以後，勇營崛起，實際上取代了八旗、綠營的地位，洋務運動也在技術層面逐漸開展，然而體制上仍恪守舊規，武官的選拔也仍囿於舊法，已難以適應形勢的變化。李鴻章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認為“若僅憑血氣之勇，粗疏之材，以與強敵從事，恐終難操勝算”。
近代意義上的軍事學堂首先出現於海軍，緣因舊軍裡“水師”的主要任務以內河與海岸的巡緝捕盜為主，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海軍，因此海軍建設可以算得上是從零開始，加上海軍技術要求較高，不得已只好遵照“西制”進行。從19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先後有福建船政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創辦，開風氣之先。新式的陸軍學堂出現的要晚得多，直到1885年中法戰爭結束後不久，才由李鴻章奏請創設武備學堂。次年初，我國第一所近代陸軍軍事學堂——北洋武備學堂在天津正式開辦。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位於今河北保定）正門，牆上大書“軍魂”二字
北洋武備學堂設總辦、幫辦、提調負責行政，總教習負責教務。總教習和教習以聘請的德國軍官充任，較低級的操練教習則由淮軍將弁中選調或從畢業生中留用。北洋武備學堂的學生來源主要是從淮軍各營中挑選的下級官兵，每年入學百名左右，學制為兩年；此外也招收一部分幼童，先學三年文化，再學兩年軍事；後來又增加了滿族子弟班。學堂的兵科分步隊、馬隊、炮隊和工程隊四科，開設課程分為兩種：一種是堂內課，包括天文、輿地、格致、數學、化學、測繪、炮臺與營壘法、陣式、兵器、築城、經史、外文等，統稱為學科；另一種是堂外課，包括隊列、射擊、修築營臺以及各個兵科戰場指揮等方面的技能，稱為術科。我國軍事學校教育有學科和術科之分，自此而始。
北洋武備學堂的學生畢業後，大多被髮回淮軍各營，備受舊軍人的歧視，多數人只能充任教習，無法掌握兵權。其轉機在於甲午戰爭爆發後，勇營戰無不敗，引發朝野上下要求改革軍隊、按“西法”練兵的呼聲。胡燏棻受命募練“定武軍”，開始起用多位北洋武備學堂畢業生擔任軍官。不久，袁世凱接手了“定武軍”，並擴充整合成“新建陸軍”，軍官絕大多數是來自於北洋武備學堂的畢業生。袁世凱還參照北洋武備學堂的教育模式，聘用洋教習，在本軍之內創立了隨營學堂，培養初級軍官，袁世凱的北洋軍閥集團即發軔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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