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
這個寒假註定我從小到大經歷的最特殊的寒假，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所有人包括我的寒假計劃打亂。按正常來說，這個寒假我應該睡睡懶覺、吃吃零食、玩玩遊戲，然後等著過年走親戚，一副熱鬧放鬆的放假的場景向我展開。但是，隨著疫情的發展，所有這一切都變得不可能了。我被要求呆在家裡，所有聚集性的活動被要求取消，公共場所關閉，武漢、湖北、全國動起來了，不少城市封城，全國彷彿進入了戰時狀態。這次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與2003年爆發的Sars具有傳播機制的相似性，所以不少人都認為時隔17年中國又遭遇了一次Sars。2003年我還小，對Sars沒有印象，都是從一些報道和文章中看到關於那段歷史的描述，給我一種人人自危、草木皆驚的印象。17年後，作為新型病毒的親歷者，我察覺到我正在捲入一場類似於17年Sars事件般的公共健康危機。
從我的角度看，我對這次肺炎的體驗有兩條線，一條是各種宣傳和政策在自身的落實，另一種是外在環境即所在省市和全國其他地區的情況。前一條線是每個人真實體驗到的疫情對我們的生活產生的影響，後一條線則隱含著我們對於疫情發展的關注，全國的情況如何？它何時結束。兩條線交織起來構成了我們對疫情的全部感知。在全國人民都齊心抗擊疫情的時候，我發現我們面臨的問題遠不止救護病人、阻止病毒擴散這麼簡單。在疫情面前，所有人都變得恐慌，各種言論、謠言開始出現，並藉助便利的傳播方式得到大面積傳播，也引發了各種爭論。當然快捷的傳播也可以用於宣傳病毒抗擊的進展、宣傳防範知識，而其中各種真假知識良莠不齊，需要進行篩選，因此抗擊疫情還存在著一場輿論宣傳站，這場戰役的重要性不低於直接的救助。另一方面作為一場全國性甚至可能演變成全世界的危機，它需要政府發揮組織協調等功能進行解決，在疫情成為所有人關注的焦點的時候，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就成為考驗政府能力的事件，在聚光燈下，所有事件的意義會被放大，現有體制的各個方面被放大放到公眾面前考察，不少人藉機攻擊現有制度，其中有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和現象也遭到了批判。同時，政府的整個體制在危機面前被調動起來，它好久沒有經歷這麼一場危機，它是否能有效運作，其中又會有什麼問題呢？我們現有的應急制度就像是一棟房子，這次疫病就像是一場暴雨，它不光沖刷著房子的表面，更直接檢驗著房子漏不漏水。因此政府也面臨著公共信任的戰役。我是這次危機的見證者，也希望成為記錄者，借本次寫回鄉記的機會對我親自經歷的和觀察情況進行描述和思考，形成我對這場危機的觀察。
一、 後知後覺的肺炎
2019年的最後一天也就是12月31日，網上出現一則消息說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國家衛健委專家抵達武漢進行調查。由於這則消息並沒有透漏出更多信息，我當時並不在意。但是當天幾個比較關注的同學立馬在網上購買了口罩，並在微信群裡討論口罩的型號。因為我從小也沒經歷過流感，沒有什麼經驗，覺得應該不嚴重，就沒有購買。沒想到到第二天中午，消息說這種病毒很像當年的Sars，大家就變得很恐慌。身邊很多同學都在談論肺炎的事情，很多人購買了或者計劃去購買口罩。宿舍周圍超市的口罩也被搶購一空。一位同學說他早上買口罩的店下午就沒貨了。我看超市沒貨就問室友拿了個普通口罩帶了帶。1月3日，從新聞得知不存在明顯的人傳人證據。我當時覺得這可能就是普通的流感。1月5日，武漢市衛健委又確認已排除Sars等呼吸道病原。我們當時放心多了，除了擔心人群密集的地方可能會感染上這種“普通”的流感之外覺得這沒有大礙。1月6日我和幾個朋友出去玩了一次，我們沒有選擇乘坐人員密集的地鐵，而是直接打的，避免和人群接觸。在這之後，一直沒有消息流出，這時候我也放鬆了警惕，許多人和我一樣沒有做任何防護措施照常出門，街上帶口罩的人也不多。接下來的近10天我照常讀書學習，14號乘坐高鐵回家，我注意到武漢高鐵站也並沒有任何特殊的防護措施。接下來的4、5天我沉浸在回家的喜悅中，胡吃海喝，各種娛樂活動，充分享受著放假的自由，想著要好好享受20天的假期。17、18號左右微信群裡大家又開始在討論疫情，討論的重點是“肺炎是否存在人傳人”。20號鍾南山院士表明確認發現人傳人，消息一下子炸開鍋，各地相繼發現確診或疑似案例，微博熱搜也被肺炎相關話題佔領。這時我才發現事情的嚴重性，趕快網上買了一些口罩。但是當時宣傳得還沒有很多，人傳人現象在多大程度會出現還不知道，最開始這個病只在華南海鮮市場出現，我想我們學校離那20多公里應該沒事。於是我21號參加了早已經籌備好了的高中同學聚會，當天我帶著口罩去參加聚會，同學們還開玩笑說真帶著口罩啊——所有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的嚴重性。當天我們有近30個同學參加聚會，包括我有6位同學在武漢高校讀書。那天晚上同學們紛紛拿我們從武漢回來開玩笑，叫我們離開聚會省的傳染給他們，我們也故意乾咳開玩笑。玩笑歸玩笑，我們所有人都覺得應該不會有事情。那天我們玩得很開心。
21日以後，沒想到事情會變化得這麼快，當天我注意到三個消息，一是中科院認為武漢出現的冠狀病毒具有很強的感染人能力，可能持續人傳人；二是一些公眾號開始統計全國病毒感染人數；三是微博上一些消息認為在疫情診斷過程中存在不給確診、醫院缺乏床位等救護不及時等事情。疫情一下子就嚴峻了起來，在那以後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查看全國有多少確診病例，今天又有哪個省市“淪陷”了。而在武漢這一重災區不斷傳出的感染者遭受到的不合理的對待的消息更是加劇我對疫病能否控制的擔憂。那天全國只有400多人確診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但是大有擴散的趨勢。這時候各種消息、輿論出來，其中有不少是教如何預防病毒的，有一些是正確的，但是有一些是謠言。想著網上購買的口罩一時半會到不了，過兩天就要過年了，可能還需要出去拜年，需要備一些口罩。於是我跑到藥店去買口罩，結果跑了4-5家都被告知口罩已經賣光。終於在一家店，我無奈以30元一隻的價格買了兩隻N95口罩。當天看到消息說，疫病的潛伏期最長可達14天，很多同學說他們取消了拜年計劃，我想今年的春節我家估計也不會去啦。我媽一整天都在刷抖音，上面都是介紹疫情的，她邊看邊給我念，她一邊念，我一邊和她解釋和介紹。看了一個下午，媽媽得出一個結論，不行我們儘量不要出去，全部待在家裡，過年也不要串門了。
二、 肺炎期間的春節
1月24日春節到了，我卻並沒有感受到過多的節日氛圍，相反我是極度焦慮的。因為處於潛伏期間，我得十分注意我的出行，不能影響其他人。作為歷年的習俗，我們家年夜飯是爺爺奶奶吃的，幾個伯伯和他們的家人都會來。我十分擔心潛伏期間傳染給家人，而且正好看到了廣東出現了好幾起聚集性傳染的案例。於是我向爸爸媽媽提議不參加聚餐。爸爸媽媽也知道目前這個形式不適合舉行這種聚會，但是終究是拗不過爺爺奶奶喜歡兒孫滿堂的場景，於是年夜飯就定下來。我非常害怕，於是帶來個口罩去吃飯，夾了菜就挑了個角落坐下，默默把飯吃飯，然後立馬回家去。晚上看春節聯歡晚會，微信群大家都還在討論疫情的事情，我意識到這回真的嚴重了，雖然在過年但是卻不能真正高興起來。晚上爸爸說外面在放煙花叫我出去看，我無心去看。一個人默默看著節目。大年初一去外婆家，幾個姨媽都來了，小姨媽從廣東回來，本來打算去位於萍鄉的姨夫家住兩天再過來，結果疫情越發嚴重，他們怕到時候封城，直接從萍鄉又回廣東去了。在外婆家吃飯的時候，大家都商定今年過年都不走親戚了。因此大年初二之後就沒有再出去走親戚了，整日憋在家裡，這個年實在有點無聊，我爸也感嘆今年過年沒有一點年味了。
三、 肺炎期間的“關心”
1．成為焦點
疫情的快速擴散引起了所有人的警覺和擔憂，都在關注從湖北迴來特別是從武漢回來的人，也就是武漢返鄉人員。由於我從武漢歸來，又尚處於潛伏期，因此我成為重點關心對象。疫情嚴重以後我受到了多方面的關心，親人朋友、父母的朋友、同學、村委鎮市不同等級的單位和幹部等等。最開始，大家得知我從武漢回來，親戚都認為我肯定沒事，就是比較關心武漢的情況。後來疫情嚴重後，爸媽特別緊張，潛伏期一天天數著過，每天量體溫不算，每次量完總要問一句：“沒有（發燒）吧？”有一次我咳嗽了一下，媽媽就趕忙問不會感冒了吧，樣子十分緊張。我高中同學也緊張，自從21號同學聚會後，大家都擔心我們這6個從武漢回來的同學。我們也不好意思，只能在微信群進行道歉，承認自己沒有考慮到疫情的嚴重性參加同學聚會，搞得同學們擔驚受怕的。高中班主任也特意來關心我的情況。1月25日，我接到村委婦女主任的電話，詢問情況並問了我一些信息後，叫我不要出門並報體溫給她，以後每天上午和下午各量一次報給她。第二天我接到鎮衛生所工作人員電話詢問情況並讓我報體溫。後面她們拉了一個群，群裡大概有10來個人，所有從武漢返鄉的人員都在裡面打卡報體溫。我當時認為這是一種政府監督的方式，我積極配合。後來我又相繼接到了區政府某單位電話、市民熱線電話。她們不但問了我的狀況，還登記了我乘坐的車次以及家庭住址等信息。在幾天之內我迅速成為周圍人關注的焦點，我的狀況成為重中之重。
2.信息洩露
本來我很樂意配合各級政府的工作，但是出現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我的信息被洩露了。事情是這樣的，1月25日晚上，我一個表弟和我說在他們的一個家族群裡發現一張表格，標題是武漢返鄉人員信息，涉及姓名、聯繫方式、身份證、家庭住址等重要的個人信息，我的名字赫然在列。我頓時感到很不舒服，感覺我被特殊化了，像罪犯一樣被曝光了，整個人被暴露在所有新餘人面前，更重要的是我的信息可能會被不法分子利用。我當時只是感覺很氣憤，結果第二天我就發現這不是我一個人的遭遇，網上有文章揭露出不少地方存在洩漏武漢返鄉人員信息的現象，並且用法律分析了這種行為的錯誤之處。如果說前一天我還是模糊覺得錯誤的話，那麼那個時候我就清楚意識到這是侵犯隱私的行為。當天我高中同學在她的家族群了也發現了這個表格，媽媽在她的小學群裡也發現了。我越想越氣，正好看到另一個高中同學也在吐槽這個事，後面我們交換了想法，一致認為這種行為毫無用處。公佈返鄉人員的信息只是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告訴人們要提防周圍存在的返鄉人員，它是毫無用處的，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它無法真正限制這些人員的流動。除此之外，暴露公民的信息還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將惡意轉嫁給武漢返鄉人員。我聽同學說，她的朋友就因為信息被公佈，遭到了電話騷擾，各種髒話加上對她武漢返鄉人員這一身份赤裸裸的蔑視。我的情況就好多了，沒人騷擾我，但是我也碰到了不愉快的事情。我一個朋友和我說，他的朋友看到了我的信息後，和他說：這個王波是你們那的吧，叫他別出來禍害人。雖然言辭不激烈，但是我感受到了特殊對待，我因為這一身份被汙名化了。只是因為我從武漢回來就應該受到這種言辭的對待嘛？我從武漢回來，我是潛在病毒感染者，我積極自我隔離並配合政府工作，我們是有社會責任感的社會公民，我們不是怪物。不論是有意為之還是無心之過，政府人員都將我們當做需要防範的對象，這種防範是遏制疫情的必然措施，但是我在這種防範之外看到的是對武漢返鄉人員的汙名化，對公民隱私的無視。因為這一舉動，武漢返鄉人員需要承受來自疾病威脅之外的言論的攻擊，而這種攻擊或許比病毒威脅更令人難受。更令人難受的是投訴無門，在事情發生後我裡面質問了村委婦女主任，因為我的一手信息由她統計交上去。她開始說，都是這樣，後面說這是好事啊，讓所有人的信息都公佈也是為了安全著想。後面我把相關的法律給她看她說，她改口說她只負責統計，是誰洩露出去的她也不知道。我知道她是真的不知道，雖然最後沒有投訴成功，但是令人心寒的是很多人到最後也不知道這種行為是錯誤的。
四、 肺炎期間的信息傳播
1. 謠言
有災難必定有謠言，謠言涉及病毒治療、疫病治療、政府行為等各方面，而且數量龐大，以至於網上出現專門闢謠的平臺。不少謠言是誤傳，例如用鹽水漱口可以殺死病毒，鍾南山院士親自給出的預防意見等等；還有一些被別有用心的人惡意利用來達到其目的，例如在朋友圈流傳很廣的某醫院出現病毒感染者屍體無處安放被證明是惡意剪輯產生，這種視頻用心歹毒，對瓦解政府和醫院公信力具有很大威力。還有一些謠言本身是不是謠言存在疑問，例如武漢市開始闢謠說不存在人傳人，並處罰了幾個造謠者，但是後面證實是武漢市掌握的信息有誤，也就是有的人並沒有造謠。這裡就涉及到對處罰造謠者的部門進行監督的問題，我們在界定造謠者時，界定者是政府，他們掌握話語權，但是他們也會犯錯，不能因此否定某些正確言論，這時候就需要對政府界定造謠的權利進行監督。有人提議不能只公佈造謠者的名字，還要公佈他們造謠的內容，這個內容的正確性與否不單由政府說來算，還需群眾監督。
2. 疫情信息獲取渠道
疫情防治中，普通民眾對於疫情傳播途徑、預防措施、疫情防控現狀等信息的掌握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一環。作為接受者高等教育的我來說，利用手機和電腦可以很方便了解到疫情各方面的信息，但是對於不熟練掌握這些工具的中老年人，也就是我們爸爸媽媽和爺爺奶奶那輩人來說，他們是如何掌握這些信息的呢？據我觀察，一些短視頻平臺在疫情信息的傳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去年回來我就發現，爸爸媽媽迷上了刷抖音，甚至有了智能手機的外公也喜歡在抖音上刷一些短視頻。疫情剛開始加劇的時候，我從微博、各種公眾號、微信朋友圈瞭解信息，1月20號左右，抖音上似乎開始大面積出現關於肺炎的短視頻，媽媽一邊刷手機一邊給我念每個短視頻的內容。她一邊激動的說，快看，哪哪又多了幾個······你快看，口罩要買這種的······這種病的潛伏期有14天，你最好不要出門·······外公也喜歡刷，不過他不念出來，看到感興趣的他會和周圍人分享，非得拉著你說這個視頻的內容。雖然這些信息我都知道，但是不得不佩服這種傳播方式，用 10幾秒的視頻讓他們獲得很多信息。這些視頻有什麼好處呢？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告訴了他們現在疫情很嚴重，需要做好必要的防護措施，最好全部達成一致——今年誰都不出門拜年了。我想這種他們自己看視頻獲得的內容似乎比我和他們講更有效，這就是視頻的威力吧。原先我因為他們循環播放各種令人討厭的bgm而對他們這種娛樂方式感到不滿，這次意識到它作為信息傳播的方式是十分有效的。延伸一下看，每種人群都有屬於自己的文化消費需求，他們認為這種方式是適合他們，那就無可厚非，用他們喜歡的方式擴散對緩解疫情有效的信息也許是一種不錯的方法。當然，這種短視頻平臺上的內容是良莠不齊的，充滿了許多不加驗證、聳人聽聞的信息甚至是謠言，看視頻的人往往不加判斷就把它作為正確信息接收，這時候需要我們給長輩做必要的一些解釋工作，將準確的信息傳遞給他們。
五、 肺炎期間的政府管理
1. 市級管理
新餘市1月23出現了首例感染者，當天發表緊急通告，新餘市所有農貿市場、農產品批發市場禁止活禽交易。25日新餘市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緊接著，新餘市政府發佈了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病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公佈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對公共場合進行消毒、禁止舉辦群眾聚集性活動、提醒市民戴口罩等等。做好隔離措施後，市政府又在27日發佈通告確保經營糧、油、果蔬等生活必需品供應充足。1月30日，新餘公佈小區半隔離管理標準，加強隔離。隨著疫情的擴散，到2月1日，新餘病毒感染人數已達40例，這對於一個人口只有100多萬的小城市來說是很恐怖的，人們變得焦躁不安，一些謠言也開始出現，市政府在宣傳上做了不少工作，有針對性地闢謠，緩解了大家的焦慮情緒。
2. 村鎮級管理
我的老家在離城區不遠的一個城郊區，我過年一直在老家度過的。我以自己的所見所聞來談談村鎮兩級的疫情管理。1月25日大年初一，隨著新餘出現病毒感染者，老家所屬的河下鎮開始行動起來，他們開始統計武漢返鄉人員的信息。如前面所說當天晚上我接到了村委婦女主任的電話，她詢問了我的一些信息並要求我以後每天量兩次體溫告訴她，次日鎮衛生所的工作人員也表達了同一個意思。後面她們拉了一個微信群，所有武漢返回河下鎮的人員一天都需要彙報兩次體溫，並要求呆在家裡不要出去。衛生所的工作人員還給我看來一張她們工作用的表格，上面包括返鄉人員的信息，統計欄為每日上午和下午的體溫。除此之外，鎮裡定期派幹部到各村宣傳防疫知識，檢查各村委的工作。他們帶著口罩，手拿一個宣傳用的大喇叭在村幹部的帶領下到各家各戶宣傳。我就在村裡碰到過兩次鎮裡幹部來宣傳的情況，其中一次一位幹部聽說我從武漢回來還特別問了我的情況，叮囑我千萬不要出門。
村委也需要配合鎮裡開展防疫工作，據我感受到的措施而言，除了配合統計武漢返鄉人員信息，村委主要做宣傳工作。村委負責宣傳市裡和鎮裡的通告，我注意到村裡的公告欄張貼了10幾張新餘市關於疫情防控的公告。也許是村委並沒有很繁瑣的任務，或許是不夠重視。我所在村委的幾位幹部一日在村委打牌直接被市裡檢查防疫工作的領導逮住，結果因為防疫期間工作不力被全市通告批評。
再來看村裡，1月24日聽人說周圍的村莊開始堵路封村了，幾個村幹部一合計認為我們這也要封村。於是第二天，也就是1月26日搬來了兩塊攔路牌分別攔阻村口小橋和村尾路口。為了防止有路過的人私自搬開攔路牌，村幹部輪流守在路口。但是從實際的效果來看，攔路的效果不佳，攔路只能防止外村人進來，不能防止本村人進入，本村人進入照樣放行。村幹部似乎對本村人沒有辦法，他們只能勸說村裡人少出去，但是沒有強制措施，這種只能看村民個人的素質了。我聽說有一位做生意的村民，在封路後每天開車還出去做魚類販賣生意，自己沒做任何防範措施，回來後還到處炫耀自己可以出去也沒有任何事情。一般村民覺得沒什麼，村幹部只是抱怨但是拿他沒辦法。
六、 社會科學能做什麼？
在疫情發生期間，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學社會學能為疫情做什麼？或者說的更大一些社會科學能做什麼？有人肯定會列出n種好處和用處，但是在疫情發生的過程中，我陷入到深深的懷疑中，一種無力感油然而生。我看到醫護人員和解放軍奮鬥在抗擊疫情的一線，政府工作人員發佈各種公告，進行宣傳工作，也為疫情抗擊做出巨大的貢獻。但是我作為學社會科學的大學生，在這種時候卻與普通人沒有任何兩樣，只能自我隔離，只能在朋友圈轉發各種信息，捐獻著微不足道的支援款項。我開始想，這場肺炎畢竟是醫學問題，我學社會學的，專業不對口很正常，我們做的很有限。但是隨著疫情的發展，各方面的問題開始湧現，我發現這場瘟疫遠不止醫學問題這麼簡單，它涉及到公民意識、社會輿論、資源組織和調配的各個方面，抗擊肺炎不但是醫學問題更是社會層面的問題，而社會學或者說社會科學說不定大有可為。
我的知識儲備有限可能不能說出很專業的知識來，但是疫情期間幾件事情讓我對社會學和社會科學的意義有了具體的認識。首先，專業給我帶來了強烈的社會意識和社會責任感。1月24日以後好幾位政府幹部來聯繫我要求量體溫，不能出門。其中一位鎮衛生所的工作人員似乎並不在乎我的其他詳細狀態，只讓我把體溫告訴她。我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我很生氣，我覺得我把體溫告訴她是因為我覺得我有義務告訴她，因為我的狀態影響到整個地區的公共安全，關係重大，我自己需要十分重視自己的身體狀況，我也有義務將自己的狀態如實反映給公共部門。但是工作人員自己只是把它當做一項任務來統計，這讓我感到不舒服。後來我一細想這件事，覺得那工作人員也沒問題，這本來就只是她的工作任務，特殊的是我，我把自己的邏輯強加到她身上，而這種邏輯實際上是學科賦予我的，我十分在意自己行為的公共性，將自己行為當做會給整個社會產生不小影響的因素來對待，因此一種責任感油然而生。這時候我才發現，我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習慣於從更大層面來思考個體行為的意義了。
再一個，疫情雖然看上去只是醫學上需要解決的問題，需要醫學上有突破，但是也需要“人為”。從宣傳預防到組織救援再到資源分配，每一步不都簡單，都需要方式方法，而這些醫學不能提供，社會科學卻能幫上忙。從政府決策到民眾觀念，社會科學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例如何時封城、怎麼有秩序封城？事實上浙江出現了盲目封城後又解除的事情。再如我看到有的文章講被忽視的鄉村如何做好防疫工作，還有文章警告太陽出來後人們防疫意識的下降的現象，還有文章呼籲地方政府保護武漢返鄉人員的隱私等等……一場疫情讓原先沒有暴露出來的問題全部暴露，而這些問題是醫學問題之外的社會問題，我意識到我們可以在這方面做出貢獻，我們需要具備處理這些問題的意識和能力，我們可以指出現象為政府建言獻策，總結相關經驗幫助建立起完善的疫情應急方案，幫助提高政府現代管理能力等等。
還有一點，社會科學的學習可以幫助我們保持獨立思考，正確辨別輿論並爭取引導輿論。肺炎防控戰不但是生理戰更是心理戰和輿論戰。疫情期間輿論滔滔，各種言論層出不窮，沒有獨立思考往往覺得這也對那也對，最後把自己也搞得莫名其妙。例如，在全國都關注武漢之時，武漢成為眾矢之的，很多問題被放大和聚焦。其中大家關注比較多的是武漢市政府是否預防肺炎不及時和武漢紅十字無法處理鉅額捐款物資的事情。前一個問題，我和一個同學討論過，開始我們都覺得很氣憤，但是後面我覺得光氣憤並沒有用，他們的決策邏輯我並不清楚，談到後面我發覺我似乎都不知道地方政府的決策權限，更對中央和地方的權力關係、地方有何自主權等問題全無瞭解。武漢紅十字會也是，情緒誰都會有，但是一味發洩情緒可能會被利用，事實上我們還需要知道紅十字會運行的邏輯，與政府的關係，制度設計等問題，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提供認識基礎。當然我的認識遠遠不夠，但是我總覺得這是我們努力的一個方向，在輿論之下，我們不能只有“常識”，更要有專業分析，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辨別輿論，等到我們能力強了，我們甚至可以試著發出自己的聲音，影響輿論。
希望有一天，我在面臨像疫情這種的重大事件面前不再感到那麼無力，而是利用我的所學知識讓自己更加從容，也為社會做出自己的貢獻。
以上就是我的回鄉觀察，我儘可能把我的所見所聞所思寫下來了，但是肯定還有很多遺漏之處。最後說一下，疫情現在還在持續擴散中，何時出現拐點還不知道，但我相信快了。作為一個在武漢度過三年半，未來還不知道要度過多少年的大學生來說，我希望疫情能夠早日接受，讓我們早日返回校園。武漢加油！中國加油！
2020年2月6日江西新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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