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这样评价苏轼的一生：入世与出世相统一，内圣与外王相统一，如此评价，是拿苏轼当一个圣人，苏轼自己则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写道：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
他一生起起落落，心境变换，而本心始终如一，读懂这个行人的人生态度，也许五首词足矣。
观古今文人生平，人生的起点往往是年少成名，苏轼也没能免俗，二十一岁，他进京应试，被欧阳修盛赞“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从此名动京师。
他一直渴望得到朝廷重用，大展身手。偏偏赶上王安石变法，由此开始，朝野动荡再未平息。
三十四岁，苏轼上书谈论新法弊病，之后自请出京任职，倒也做出一番政绩，他畅想着“挽雕弓如满月，射天狼”，亦明白“人生似飞鸿踏雪泥”。
千百年来的壮志未酬者，多他一个并不算多，唯有一路向前，随遇而安也好，勤勤恳恳也罢，能做些事，一切都不枉费。
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的苏轼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
其中“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两句让苏轼为新党所不容，陷入断章取义的文字狱。
这便是苏轼的人生转折点，让他几近丧命的“乌台诗案”，百余天的牢狱之灾后，他被贬黄州。
入狱前他写：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出狱后他笑：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他因文章独步天下，也因文章累及性命，但文章依旧会作下去，在苏轼看来，人不过是天地间的蜉蝣，沧海中的一粟，不必深究，身不死，心就不死。
四十五岁，已是被贬黄州后的第三个春天，在野外偶遇风雨之时，苏轼不禁想起亲历的政治风雨，再郁闷也无济于事，不如一笑置之。
他做起了东坡居士，开荒种地，与友人闲游，说着“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初到黄州时，还夸“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乡为民，任凭人事变迁，路总要一个人慢慢走。
人生不过是或风雨来，或晴日至，没什么可畏惧，什么都可以接受，且站在那里，以平静之心应人生万变。
五十四岁，踏尽红尘，几年前新帝继位时，本已打算在常州终老的苏轼被召还朝，升了官位。
新旧两党依旧斗个不休，他不懂得独善其身，又是谏议，又是抨击，导致两方都容不下他，诬告陷害再次降临，他再次自请外调。
五十七岁，被一贬再贬，苏州，颍州，惠州，所到之处，都筑了长堤，虽然几经浮沉，但似乎一切外物都无法真正撼动苏轼的内心。
在哪里就为哪里的百姓做事，造福一方，无愧于心，可怕的不是他人容不下自己，是自己放弃自己，人生旅途已过大半，作为一个行人，看淡一切，一切自然。
六十三岁，一生接近尾声，仕途同命运一起一路直下，苏轼落得被放逐的下场，一叶小舟，身寄儋州，余生则寄江海。
人到暮年，备尝流离苦，他却把儋州当作第二故乡，转身办起了学堂，问是否有怨，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恨，问一生功绩，他答：在黄州惠州儋州。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打击，他泰然自若，坚韧不拔，超然物外的人，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都能活出自我。
朱光潜先生曾说：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如果人生从头到尾，每件事都尽善尽美，着实没有趣味。
苏轼一辈子都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却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乐天派，无论入世出世，他自始至终都是一副豁达的态度。
苏轼并非圣人，他是岁月长河里的一个行人，只是活得比旁人通透，婉转深沉皆浮云，人间有味是清欢，拘泥于聚散离合，不如学学苏轼的不悔与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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