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清代任官制度，凡三品以上官員必須是由軍機處圈定人選呈交皇帝御批。尤其是京城中各部院堂官，以及各省督撫更是不容他人染指，得經皇帝御批。從一定程度來說，這大大集中了皇權。
不過，大清十八個行省，一千多個州縣，除了為數不多的地方大員之外，知府以下的大部分下級官員還是吏部通過考核來安排的。這些州縣官雖說也是朝廷任命，但他們的命運更多的是掌握在地方督撫手中。這就會造成一個結果，州縣官在地方乾的好不好，是真好還是假好，皇帝基本上是不知情的。
像康熙朝的于成龍，儘管為民辦了不少實事。可若是沒有上司的金巡撫的舉薦，他是沒有機會獲得康熙的認可的。比如像雍正朝的藍鼎元，造福地方，為民辦事，卻得不到地方督撫的舉薦。若不是雍正帝慧眼識人，恐怕連個知縣的位置都保不住。
藍鼎元，福建漳浦縣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他取得生員的出身，其後作為幕僚隨族兄藍廷珍前往臺灣平亂，因功被調入京華，參加《大清一統志》的編纂工作。雍正五年（1727年），被選授廣東潮州普寧知縣，不久兼理潮陽知縣。
作為知縣，錢、糧兩項向來是最重大的任務。藍鼎元所兼任的潮陽縣是廣東出了名“抗糧”縣。因為整個縣的士紳和衙役沆瀣一氣，暗中抵制官府收糧，這讓藍鼎元的前幾任知縣都吃盡了苦頭。藍鼎元上任後，發出通告讓士紳按數交糧，可是全縣的胥吏和衙役們共同抵制，還以“罷工”相要挾。
前任幾個知縣就是被他們這樣搞的灰頭土臉，無計可施的。其實這種現象很正常，清代官員講究迴避制度，地方官上任往往都是人生地不熟，沒有這些人的幫襯，是很難開展工作的。
不過，藍鼎元就不吃這一套，下令通告全縣：“昇平世界，而衙役敢於散堂，是叛也。其所以叛之故，縣令催科嚴也。今眾差之叛，非叛縣令也，叛朝廷也。既為朝廷之叛民，則本縣令可按謀逆罪通告綠營，讓其擒獲治罪，非正法不能安其民。”這一招果然奏效，衙役們誰也不敢擔上這叛逆的罪名，乖乖回衙門聽從藍鼎元的指示，積欠數年的虧空在他上任不到三個月就全部收齊了。
除了錢糧，其次便是刑名。潮陽縣有一位監生叫馬仕鎮，是個有名的惡霸，依仗本族人多勢眾，雄踞一方。因為他有功名在身，和地方的各級官員都建立了緊密的關係網，上至巡撫、道臺，下至州縣，只要是出差路過，十有八九都住在他家。因此，歷任潮陽知縣對他都很忌憚。
一心想除害的藍鼎元，權衡利弊之後，將馬仕鎮召縣衙，當堂便以刑訊逼供，將其罪狀審訊明白。然後，上報各部，請求將其革除監生功名。可上級衙門接到這個上報後，開始和稀泥，對藍鼎元處處發難。他們認為馬仕鎮是監生，雖然是捐納所得，父母官在未革除功名之前，是不能用大刑審問的。
而馬仕鎮有盤根錯節的關係網，藍鼎元要想整治他，是件十分困難的事。這起案件給他帶了嚴重的後果，巡撫以濫用私刑的罪名，上奏朝廷，請求將其革職處分。
照常理，知縣受巡撫彈劾，能開罪的幾率幾乎為零。如果不出意外，藍鼎元將面臨的是捲鋪蓋回家的結果。可是巧了，當時的廣東官場中存在派系之爭。因為巡撫和布政使向來不合，況且，自雍正後很多省的布政使也被授予了“密摺”的權力。因此，廣東布政使上折替藍鼎元說情，並指責廣東巡撫和一干官員放縱馬仕鎮，危害地方百姓。
雍正得知真相後，藍鼎元被特旨赴京召見，雍正帝與之談話良久，賞賜了許多物品。然後頒對滿朝大臣說：“若是像藍鼎元這樣的官員朕都不保的話，豈不為天下人恥笑”。隨後，藍鼎元又重新回到任上。
遺憾的是，這樣一位為民請命的好官，上任僅一個多月便病逝了。實際上，藍鼎元真正為官，也就是不到兩年的知縣，期間卻嚐盡了知縣之苦。其實，大清的好官又豈止是藍鼎元呢？只不過他們沒有機會上達天聽，能得到皇帝的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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