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说：
什么样的国君才是好国君？这是左传故事中被提及最多的问题之一，其实质是在表达我们中国人是如何理解“领导力”这个词的。这种对“中国式领导力”的思考不但影响了现代中国人的行为，也影响了我们的潜意识思维。今天，我们要去左传中看看这些“中国式领导力”的思维都有哪些，从而更好地启发我们自己，理解我们自己，引导我们自己，让我们做的更好。
鲁文公16年，宋昭公不得人心，而其庶弟公子鲍颇得人心，宋襄公夫人亦支持公子鲍，后来襄公夫人派人在宋昭公打猎时杀死了他。之后，公子鲍利用支持者的力量安定了宋国，他也顺利成为了宋国国君，即：宋文公。那么，在春秋的礼乐制度下，公子鲍为什么能逆袭成为国君呢？按照马斯洛先生的说法，如果我们想知道精神成长、价值感提升，或者道德发展的空间究竟有多大，研究品性最端正、最道德、最圣洁的人并向他们学习，才是正道。所以，公子鲍就成为了本篇我们研究、认知“中国式好领导”和“中国式领导力”的最佳样本。
解析中式领导力不只是让我们了解我们的行为，更是让我们了解中国人自己的思维，它解释了我们对待官本位、对待成功、对待正道、对待领导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与认知。笔者建议读者在看内容时从三个角度观察公子鲍逆袭的过程，一是他克服“过度泛化”问题，即：过分夸大失败的负面影响；二是他克服“精力创造”问题，即：平衡精力的损耗与恢复；三是他克服“注意力分散”问题，即：专注于自己想要关注的事情；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左传中的“中国式领导力”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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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的“完美人格”思维。
类似公子鲍这样的成功逆袭者，中国人会在茫茫岁月中不断的“改正他的缺点”，从而制造出“成功者形象”，笔者把这种现象叫做“完美人格”思维。这种思维是“中国式领导力”思维的表现之一，它创造出的“完美领导者”让我们养成了“补短板”的行为，类似于木桶理论。但问题是：我们有那么多精力不断修补自己的缺陷么？我们祖先是这个意思么？
公子鲍是一个完美领导者么？看看左传的记载，一是宋国的公子鲍礼遇国人，宋国有饥荒，他竭尽自己的全部粮食施舍给国人。年纪在七十以上的人，没有不赠送的，还不时地进送珍贵食品。二是他没有一天不奔走于六卿之门。国内有才能的人，他没有不事奉的；亲属中自桓公子孙以下，他都加以周济。三是公子鲍英俊而且艳丽，襄夫人想和他私通，公子鲍不肯，襄夫人就帮他施舍。宋昭公无道，国人尊奉公子鲍以依附襄夫人。这样看来，公子鲍却是一个完美领导者的形象。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谁都知道。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把创造完美人格作为中国式领导力的表现之一呢？因为我们的祖先发现，充分利用优势、从事擅长且享受的事才是创造成功的前提。记录优秀的部分、隐藏缺陷的部分，目的不是为了让后来者去关注自己的缺陷，而是为了让后来者知道该把注意力自己优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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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的“积极压力”思维。
宋国百姓的生存需求和美好向往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刺激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即：宋昭公无道，公子鲍贤明。压力就是身体对挑战的反应，左传推崇公子鲍的原因是期望每一个优秀的国君都能合理的应对压力并帮助自己的百姓克坚克难、幸福美满，笔者把其形容为一种“积极压力”思维。那么，作为“中国式领导力”思维的表现之一，在左传中，国君以外的其他人是这样理解的么？
左传记载，当时宋国华元任右师，公孙友任左师，华耦任司马，鳞鳠为司徒，荡意诸为司城，公子朝为司寇。当初，司城荡死了，其子公孙寿辞去司城之职，请让儿子荡意诸担任。后来他告诉人说：“国君无道，我的官职接近国君，害怕灾祸加身。如果弃官不干，那么族人就没有庇护的人了。儿子，是我的代表，有罪有他顶替，我则可缓点死去。即使失去了儿子，也不至于家族灭亡。”看来，大家都是认可这种“积极压力”思维的。
中庸，是一种平衡的艺术。中国人认为如何平衡、有效的应对和利用压力也是一种领导力的体现，所以才会上至国君、下至群臣百姓都有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压力傍身。积极压力可以振奋精神、提升效率和专注力，这也是公子鲍和公孙寿的反应，他们都有长期适应压力的能力，这也是成功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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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人的“大爱天下”思维。
公子鲍的逆袭体现的还是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作为中国式领导力最高的要求和最直接的目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兼爱天下的理想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最高体验”，笔者把其形容一种“大爱天下”思维。为什么中国人要设定这样一个所有人都要朝之前进的目标呢？又为什么要把所有人的心都吸引在这种全神贯注在这种精神追求中呢？
有成功者便有失败者，左传在记载公子鲍逆袭的故事时还记载了莒国太子仆夺位失败而外逃的事。但更重要的是鲁国季文子驱赶太子仆时说得一段话，“先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我事奉国君的礼仪，行父我尊奉它以应对宾客，不敢失礼。说：‘看到对他的国君有礼的，事奉他，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样；见到对国君无礼的，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诛灭他。’先君周公制定《周礼》说：‘礼仪用来观察一个人的德行，德行用来处理事情，事情用来衡量功劳，功劳用来养育百姓。’又作《誓命》说：‘毁弃礼仪就是贼，窝藏贼就是窝藏罪人。偷一般的财物叫盗，偷宝器叫奸。”从季文子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同样的逆袭，公子鲍成功、太子仆失败都是因为“大爱天下”这种思维的多与寡。
兼爱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在春秋和战国时便是一种共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还要把这个目标作为优秀领导力的标准之一呢？因为人们发现，当一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坚信一个目标时，他们才能全神贯注地投入其中，完成历史的使命。同时，在面对困难和危险时，他们也仍能获得奋斗时的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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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人的“无欲无求”思维。
强烈的权利欲、占有欲、控制欲不但会逼死臣子，也会逼死百姓，最后消耗的一定是国君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众策众力好，还是鳏寡独夫好，这对国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却并不是每个国君都明白这个道理。宋昭公不明白，公子鲍明白，所以“无道”的横死于外，“有道”的胜利于内。这里的“无道”就是欲求不满，所以公子鲍才能逆袭成为国君（领导），因为他把金钱和权力都分享出去了，笔者把这种逻辑形容为一种“无欲无求”思维。那么，不管真实或虚假，为什么“无欲无求”会成为中式领导力的组成核心之一呢？
左传以故事印证故事，在公子鲍逆袭的过程中，季文子给鲁君讲过这样一个道理，“过去高阳氏有才子八个人，他们中正、通达、宽宏、深远，明智、守信、厚道、诚实，天下的百姓称他们为“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他们忠诚、恭敬、勤谨、端美，周密、慈祥、仁爱、宽和，天下百姓叫他们“八元”。这十六个部族，世世代代继承他们的美德，没有丧失前世的好名声。一直到尧的时候，尧未能举荐他们。舜做尧的臣子的时候，举荐了八恺，让他们担任主持管理土地的官员，以掌管和处理各种事务，他们处理事情没有不顺当的，使得大地和上天都平静无事。举荐了八元，让他们到四方各国宣扬五种教化，让父亲重道义，母亲有慈爱，兄长知友爱，儿子懂孝顺，里里外外都平安无事。”所以，个人的无欲无求和集体的分享共享是中国人认可的领导方式。
不论是奴隶制、封建制，又亦或民主制、共和制，在依靠贤臣、依靠百姓这一点上中国人都是统一的。真诚的、道德的、民主的、革新的才是“无欲无求”思维成为中国式领导力的原因之一。这就像现代管理学所说的一样，不论是领导还是员工，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想办法、一起解决问题，这种分享理念才是真正领导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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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人的“理想政府”思维。
左传记录公子鲍对待百姓、对待臣子、对待宗亲都是如沐春风，其实反应春秋时期中国人对“理想政府”主义的一种期望。在春秋时期的任何一个国家里，获得国君、大夫等名位都是一个梦想中的目标，似乎只要能成为国君、成为大臣就能达成所愿，从此幸福快乐了。这种官本位思想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社会，职位似乎成为了人们追求人生意义，实现人生目标的捷径，笔者把这种思维叫做“理想政府”思维。那么，问题是中国人明知“理想政府”是白日梦且不存在的，为什么还要孜孜以求的去找寻它呢？
鲁国季文子在解释自己为什么驱赶同样想逆袭成国君却失败的莒国太子仆时说道，“舜做尧的臣子之后，开辟四方的城门，以礼接待宾客，把四凶部族流放出去。所以尧死后而天下团结如一，同心拥戴舜，让舜做天子，因为他举荐了十六相，驱逐了四凶。所以《虞书》历数舜的功劳，说：‘谨慎地做好五教，五教就能服从他。’说的是舜没有错误的教导。说：‘放之于各种事务之中，各种事务都能顺顺当当。’说的是他没有荒废的事务。说：‘开放四方的城门，从四门而来的宾客都恭敬肃穆。’就是说再也没有凶顽的人了。行父我虽然没有得到一个好人，却除去了一个凶顽之人。”看来，季文子也明白理想与现实中的区别，以“理想政府”作为判断对错的方式是普遍为春秋人们所接受的行为。
宋国人驱赶宋昭公、接纳公子鲍，原因在于宋昭公只是把国君当成了一个职位、一份工作，他没有需求也没有动力。反观公子鲍却把国君当成了一种强烈的需求，把各种事务都管理的顺顺当当的。“理想政府”思维更像是一种工作塑造法，它追求不是现实中的理想政府而是每个人心中的理想政府，这也是为什么要通过“理想政府”发现和追求更大的意义感与使命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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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国人的“最终成功”思维。
成功之前完美无缺，成功之后纤毫毕现，这种为了成功而成功的思维将其变成了一面照妖镜，迫使人们发现他们并没有准确地预见到成功给他们带来的真实影响并不如自己之前想象的那样。公子鲍成功之前可以兼爱众人，不论是百姓、臣子、亲人都能以礼待之，成为国君之后却又痛下杀手、铁腕平乱，成功前后的差别真是天上地下，这里笔者把其称之为“最终成功”思维。为什么中国人把成功看得这么重呢？甚至不惜隐藏自己、改变自己也要成功，难道只是为了欲望？
鲁文公16年，公子鲍依靠夫人王姬杀了他，并继位为宋文公。鲁文公18年，宋国武公一族引领着昭公的儿子，准备事奉司城须发动叛乱。十二月，宋文公杀了同母弟须和昭公的儿子，让戴公、庄公、桓公的族人在司马子伯的客馆攻打武氏等叛乱者，武氏、穆公族人参与叛乱的，一同被赶出国外。派公孙师去任司城。公子朝死了，派乐吕担任司寇，国内的人们终于得到安定。以最终宋国安定的结果来看，“最终成功”思维作为领导力还是有作用的。
安定宋国是国家的“最终成功”，所以大家才接受了公子鲍的前后不一。期待成功是一种幸福，最终成功是一种结果，不是成功带来了幸福，而是幸福带来了成功，这才是“最终成功”思维真正重要的原因。“最终成功”思维就像“正念生活艺术”所表达的那样，“没有什么道路通向幸福，因为幸福本身就是脚下的道路。”这种对成功的期待成为了中国式领导力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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