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員是明代國家機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明代吏員選拔主要有三種方式僉充、罰充和告納。初期以僉充為主，景泰以後，行開納事例，營求者日眾，金充漸為告納所取代。罰充則是金充的主要補充形式，成化以後，因效果不佳而漸行停止。
吏員選拔方式的改變是明代政局變化的反映，同時他們的實行對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風氣（特別是官場風氣）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一、“吏員”在中國古代官僚隊伍中，處於最下層，但又是各級國家機關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吏員制是官僚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明朝是典型的大地主、大貴族專政的封建國家。吏員是介入於官僚與民眾之間，代表各級政府行使臨民治事職能的特殊階層，是官像政治體系的社會基礎。
明代吏員與吏治對明代政局可以說是起到了不可小覷的作用，它是有明一代治亂興亡的國運所繫。所以，吏治的好壞，更多地體現在吏員身上，而不在官員身上。
對此，明末清初一些卓有識見的思想家曾有深刻洞察。明末清初顧炎武說強調了吏員在明代國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卻是，吏員實乃吏治好壞、國運興衰之所繫。明代在政治人才的選用上，實行三途並用，即進士、科貢、吏員均為選官途徑之一。
如《明史・選舉一》所言：
“進士、舉貢、雜流三途並用，雖有畸重，無偏廢也。”
明代初期，其用人還有薦舉一途，故清初學者顧炎武認為，明初所謂三途，薦舉為一途，進士、監生為一途，吏員為一途但是薦舉“盛於國初”，承平以後多罷廢，而“專用進士、科貢、吏員”
在此三途中，吏員考職授官的程序是，每三年進行一次考試，三考滿後可以獲得出身，即有任官資格。吏員一途，向來是明代人才選用的重要方面。明朝初期，因人才缺乏，吏員及承差、掾吏等受到重用，循此途徑而至高官者不可勝數。
吏員出身的官員得到朝廷重用，一時盛況空前，吏員的身份並未影響其官職的升遷。自成祖開始，對吏員任官加以限制，規定吏員出身者不得任御史，當時4名出身吏職的御史立即被降為序班。
不過，明朝前期，吏員官至府州縣官還較為常見。宣德朝任蘇州知府的一代名宦況鍾就是永樂朝的小吏，永樂朝主持修纂《永樂大典》的翰林學士解縉，也曾在建文年間由官而貶作吏，又由吏而薦為官。
正是因為吏員是明朝官僚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所以作為開國之君的朱元璋才會一眼洞察到了它的重要性，並給予相當的重視。
二、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於社會底層，認為吏員為執政之基“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在吏員的選用和人員構成兩方面制定了許多具體嚴格的制度。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於社會底層，認為吏員為執政之基，即：
“吏詐則蠹政，政蠹則民病”
所以朱元璋對於底層吏治相當重視。
所以，明朝初年，也就是洪武早期，由於人才供不應求，因此官制較開放。政府官員都可以推薦，所推薦的人，不分進士、監生、吏員，甚至沒有學問的平常百姓只要德行突出，都一體加以任用，並且都有晉升的可能。
但這只是開國初的特殊情況，隨後，朱元璋為加強中央集權，採取一系列措施，事實上為胥吏制度在明朝的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明代吏員隊伍數目龐大。明初有定額，以後成倍增加，數字沒有統一的記載，一般的縣要有二三百人，繁疲衝要倚，諸字具備的大縣往往要有千餘人。吏員至少是官員7倍。在嘉靖時期，各州縣已經不按規定的原額設置吏員。
當時對此不無怨言道：
“衙門吏胥，原有定額。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較前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農入，暮各持金而回。胥之外又有白役、防夫、快手人等，亦增十倍。居官者利其白役無工食，宴然差遺之，竟不知食民骨髓，為可痛惜大害也。”
吏員數目不斷增多，乃至有”憐天下大縣以幹數縣，吏胥三百，是千縣則三十萬也”之說”。
明代自鼎革以後，積極整頓吏治腐敗，嚴格吏員選拔，試圖用高素質的吏員隊伍取代腐敗已久的元朝舊吏，以懲元吏弊，達到整頓吏治的目的。因此對吏員的僉充選拔也特別嚴格，規定了很多限制條件。
在國家走上正軌，特別是科舉恢復後，官制慢慢嚴了。政府對仕途設卡，仕途變得狹窄了，到最後只有科舉一條途徑。明朝讀書人要想為官，必須而且只能走科舉這一途徑，因此科舉競爭異常激烈。
吏員為官者升遷中設置各種限制壁壘的行為，以及存在於主流意識中輕吏、賤吏的心態，是古代社會等級觀念的產物。文獻中所記載的吏員多是為非作歹、營私舞弊之徒，這種認識未必可靠。
實際上，在吏員為官者中，並不缺少人格正常、有操守、有行政能力之人，他們理應為朝廷所重用。然而這些人卻往往會因為官場上“輕吏”、“賤吏”的風氣而在底層蹉跎，如此一來自然會讓他們心生怨懟，消極工作，對社會治理造成不良影響。
朱元璋雖然看到了這個問題，也提出了不少切實可行的方法，但卻並沒有從根本上扭轉明朝廣昌輕視吏員的風氣，所以當朱元璋去世以後，這些規章制度很快就淪為一紙空談，從而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禍根。
三、明代吏員雖然處於統治階層的下層，任憑官員驅使奔走，然而相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卻是所謂“庶民在官者”這樣明代吏員就在明代社會結構中處於一個承上啟下的樞紐地位
吏員的社會流動受阻，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階層。在其階層外部受到排擠，造成其內部非常團結，集團意識強烈，使得他們極易形成群體觀念，擁有相對普遍的共同心態。
在明代社會，吏員階層處於官員僕從地位，官員將他們視為是執行其具體政策的工具他們既受到來自官僚階層的蔑視與奴役，又遭到下層民眾的憎恨與敵視。
因為吏員是政策推行的運作者，所以下層民眾往往會把對政策的不滿轉嫁到吏員的身上，致使吏員成為官僚階層應付社會不滿情緒的擋箭牌和犧牲品。
下層民眾雖然憎恨和鄙視吏員，但是吏員的現實權力和由此而帶來的物質利益又使他們對吏員充滿了畏懼加羨慕的矛盾心理，而吏員則從中獲得一些精神上的滿足，以使其因地位卑微而帶來的自卑感在心裡達到某種平衡。
吏員在官員文人與平民百姓眼中的形象是有很大差別的，所以應該客觀的看待明代文人官員對吏員的評價，皇帝高官文人對吏員的貶低一方面是為了樹立官員的權威。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轉移社會矛盾如指出吏員的種種惡行無非是為了顯示官員的清正廉潔，這是一種典型的怨集於下而恩出自於上的措施。因為在實際執政過程中吏員雖弊端多多官員處理政務無能。
對吏員須臾不可離政事不得不依吏而行，甚至狼狽相行而最後只得斥吏以消除民對官員政府的怨恨從而緩解社會矛盾。
吏員階層基本上達到了，統治者設置吏員制度的目，的，使明代政治權力得到合理分佈，有利於維護明代極端專制主義下的中央集權統治，在具體行政運作中，保證了國家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和一定的行政效率，有利於地方政局的穩定。
至於吏員的危害，主要表現為魚肉百姓，欺侮長官，但這對地方政權的穩固，中央集權的一統卻不會傷其根本。
因為吏員依律辦公，實際上削弱了各級衙門長官的事權對他們起到一定的牽制作用，這樣官員有決策權而不辦事，吏員照章依律辦事而又無決策權，在各級政府內權力分佈平衡。
所以吏員一直是明政府難以割捨的心頭之痛，這不僅是明朝政府自身無法解決。整個封建社會都無法解決，因為吏員是封建社會的專治主義中央集權體制自身不可避免的衍生物。
明代政府享受了吏員階層的積極作用，就得承受他們的消極影響，任憑它在體內隨著自己的盛衰而此消彼漲。
由此可見，吏員在明朝官場雖然不值一提，卻對整個明朝的基層治理至關重要，對於吏治的疏忽是明王朝所犯的一個巨大的路線錯誤，這個錯誤也最終為明王朝的滅亡埋下了伏筆。因此，作為間接決定一個王朝心衰存亡的重要因素，吏治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歷史意義。
參考文獻：
《明朝大歷史》
《萬曆十五年》
《明史紀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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